后来，“焦点组”被称作湖南电视的“黄埔军校”，“焦点组”的一众干将纷纷成为各方大员。吕焕斌、丁晖、张华立等人都宣称，他们的业务启蒙，是在“焦点组”的办公室里完成的。
刘惠东如此评述焦点栏目组早期的成员：他说当年就认为吕焕斌方方面面都比自己强，新闻理念吻合、想法很多、思想深刻、文字能力强，后来自己升职离开《焦点》时推荐吕焕斌当制片人的判断没错。施华耕有社会责任感、有亲和力、懂新闻。张华立非常个性，智商高底蕴深，抓题材做节目有深度，做出来的都是好东西，同样也是栏目非常需要的。
关于《焦点》栏目，刘惠东有自己的点评，他说：“焦点”本质上是时代与人的产物，概括来讲，是一群专业人对电视新闻的追求与实践；社会人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与主张；青年人对人生事业理想的抒发和张扬。
直到今日，还有很多电视人以曾经在“焦点组”工作为荣，他们习惯称“我们焦点人”，个中迷恋，从称呼可知。
我要发光
正如文字研究者一念之差成为了77摄影班成员，告别广院的程老汉将误撞继续进行到底。这一次，回到福建电视台的他，又会撞出什么呢？
1982年初，程鹤麟毕业分配回福建电视台，在新闻部当记者。程老汉虽然学的是新闻摄影专业，但对专业一向不太感冒的他，在电视台只干了一年就转行当了编辑。除了不爱拍别人的原因外，程老汉在广院四年还深刻地认识到了一条“电视潜规则”：人要出名，一定要被人拍，拍别人永远只能是默默的“发光体”。
程鹤麟：1983年5月，机会来了。按国务院部署，全国对国营企业进行以税代利（利改税）改革。我的中学同学陈小平厦门大学毕业（1978级）刚到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工作半年多，找我探讨在福建电视台宣传利改税。我说好，请你们厅长接受我一次访问。经过一番请示、汇报、准备、捣饬，头发梳理得油光铮亮的程鹤麟领着摄影师傅灯光师傅录音师傅浩浩荡荡开往省财政厅，采访代厅长周保渊，请他把国营企业利改税的目的意义和实施步骤等等做一番宣讲，最后做了个大约10分钟的小专题播出了。
当时的福建电视台台长，每当提起程鹤麟出镜采访的事儿说话总是略带讽刺，但也没有命令禁止。从那以后，程老汉的胆子变得愈发的大，逮着机会就出镜。
时光转到了2011年7月10日，在这一天的新浪微博上，转发了一条让程鹤麟颇为震惊的信息，有福建电视台的年轻人发了一张程老汉二十多年前出镜报道的电视截图。不止有照片为证，这个年轻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惊奇，还加了一句话，说是看到这个片段，他忽然就“凌乱”了。
程鹤麟：从我身后的火车来看，截图显示的应该是那年福州火车从烧煤（蒸汽机车）改为烧油（内燃机车）的事情，我去做了个出镜报道。
福建多丘陵地带，当时的境内铁路也不可避免地经过了许多坡，就在20年前的某一天，大动力的燃油机车可以带动了。从此，福建省境内将逐步改变火车一过煤灰一路的情况。
程鹤麟：当天除了本台播出，还传到央视，但央视未采用。原因估计有三：那时央视还不喜欢用记者出镜，尤其不喜欢非央视的记者出镜；这件事在央视看来没啥了不起；我做得不好，不合央视的格。说来有趣，在福建电视台新闻部工作8年，我采编的新闻被央视采用仅一条。1988年夏天，福州下了场花粉雨，我在福建电视台院内拍了拍雨后地面的积水，积水上漂着黄色粉末，编了条新闻。没打算传到央视，只打算本台播出。负责向央视供稿的同事碰巧看到这则新闻，一时心血来潮顺手捎着传去北京，咦，当晚就上了新闻联播。
其实，谈起程老汉的出镜处女秀，当属1983年就福建利改税问题采访福建省财政厅代厅长，这次出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这也是福建电视台非播音员第一次出镜。
程鹤麟：敢问当年之域中，所有电视台此前有无非播音员出镜？有！在广院上学时，陈汉元先生曾对我们显摆过——1980年，任中央电视台专题部主任的陈汉元，曾受命分别采访来华访问的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和法国总统德斯坦。我之所以奋不顾身往摄像机前站，陈先生这两段采访之先例难逃干系。此时此刻我在想，一不小心，程鹤麟没准是中国电视史上，继陈汉元之后，第二个出镜采访的非播音员。果若如此，岂不壮哉？！
其实，除了这两位电视圈依然“红红火火”的“潮男”外，77摄影班的孙林同学，也曾在中央电视台大胆尝试过一把出镜主持，成为央视第一代出镜采访的新闻记者。
学生时代的孙林在同学眼里是一位醉心英语、勤奋努力、才华出众的人。毕业后，他分配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任一名新闻记者。他很懂电视，又很懂新闻，他的新闻报道很快显示出格外超群的品质。1984年诞生的《晚间新闻》是央视继《新闻联播》之后推出的第二个新闻栏目，而孙林不仅是创办人之一，还是这个栏目的第一任编辑。他曾经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镜头前采访舍己救人的英雄周怡，当时许多人接受不了他这个第一次，认定他就是“出风头”，但事实证明，孙林的尝试是多么具有先见。正是因为这样的报道方式，突出了新闻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使得新闻脱离了呆板的播报风格，从而大大增加了交流感和传播力。
也许是自己的新闻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施展，也许是出国深造的梦想依然萦绕心间，这位出色的经济学专家之后终于在1987年远赴美国攻读计算机软件博士学位。用他自己的话说：电视这一页，已经是我的历史，它永远地翻过去了。
领风气之先，不是那么容易。勇气、实力加机遇。
无论成败，77摄影班的精英们已经创造和拥有了非凡的创意人生。
14.一等奖！一等奖！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新闻领域中有个至高无上的奖项，那就是“全国好新闻奖”。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奖项都是每个有理想、有操守的电视新闻记者梦寐以求的奖项。
77摄影班同学们自毕业之日起，就开始在电视新闻这片还未完全开垦的土地上披荆斩棘，而这大大小小的奖项的获得，则给予了这些“开拓者”们最好的回报。在1984年仅有的十个“全国好新闻奖”中，77摄影班就霸占到了两个席位。
零的突破
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派出自己的代表团所参加的第一次奥运会。7月16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记者团离开北京，飞向大洋彼岸。本次奥运会的采访工作由团长王枫负责，毕业不久的岑传理也有幸作为记者参与到实战性颇强的现场采访中去。
岑传理：当时美国资讯发达，电脑已经开始普及。为了提高采访质量，我到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阅资料。在查阅的过程中，我看到了1932年刘长春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些记录，其中有一件事让我心里很不舒服——刘长春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被淘汰后，美国报纸登出了一幅漫画，漫画上刘长春垂头丧气地坐在一个鸭蛋上，美国人给漫画命名为“东亚病夫”。我非常气愤，心里暗暗地想，中国人什么时候才可以拿到一块金牌？
不过1984年的中国代表团和1932年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为了争取早日拿到中国奥运史上的第一块金牌，中国队派出225名运动员、50名教练，组成了十分强大的竞技阵容，参加包括田径、射击、篮球、排球、手球（女）、体操、游泳等共16个项目的比赛。
比赛第一天，在男子手枪慢射60发50米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许海峰、王义夫和第43届手枪慢射世界冠军瑞典著名选手斯卡那凯纷纷亮相，岑传理当时也正在普拉多射击场内进行现场拍摄。不过当时他所处的拍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只能从侧后面拍到选手的镜头，于是他告诉美国的摄像师马克，要尽量多拍许海峰、王义夫的特写。
岑传理：在前五组比赛中，许海峰、王义夫和瑞典的斯卡那凯三人成绩咬得非常紧，不论领先落后都只在一环之内。不过在第六组开始后，许海峰的发挥突然让形势急转直下——前3枪里，他竟然只打出6环、7环、8环的成绩。后来在我们屏住呼吸的凝视下，他又打出了4发子弹，但似乎还是没有找到感觉。大家都着急了。我看到许海峰静静地站在靶位上，一动不动。就剩最后3发子弹了，距离比赛结束越来越近，但许海峰还没有一点举枪击发的意思。14分钟过去了。只见许海峰终于慢慢抬起头，调整了一下呼吸，举起了手里的枪。
9环。
10环！
许海峰获得了金牌！现场一片沸腾，副团长黄中激动地跑上前去热烈拥抱亲吻许海峰，我看到一个外国记者还冲上去把许海峰身后的号码布拽下来，留做纪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当届奥委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尤伯罗斯也到场上去祝贺。
岑传理：颁奖以后，举行了升旗仪式，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我眼里充满泪水。我立刻和北京联系，要加传这条重要新闻，当时的规定是，为了赶上当晚的新闻联播必须到电信局加传这条新闻。按照美国的制度，传送新闻的起价是800美元，当时我身上带去的全部生活费也只有900多美元，不过我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钱拿出来，租定了这条线路。
当时在北京接电话的是传送科的王奇，他大学毕业刚到中央电视台，工作风格一直是干脆利索，王奇立即通知《新闻联播》组，有一条重要新闻要从美国传回。这条新闻后来很快被送到新闻联播组，由著名播音员邢质斌及时播出。
岑传理：在传送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外国记者也纷纷涌到电信局。这条新闻只有两分半钟，为了保证质量，也为了保持这条新闻的时效性和独家性，我想起了一次世界大战时一名记者为了新闻的独家性，占住发报机不断地发手里的《圣经》，我又不断地加传了三遍，直到把每人限定的十分钟全部用完，急得外国记者直向我挥拳头。
这条新闻一经播出，举国振奋。中国奥运军团终于在国际体育最高赛事上实现了零的突破，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自豪感在这一刻被激情点燃！
岑传理：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夺冠的新闻《零的突破》在《新闻联播》中播出引起巨大反响，我也获得了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这次终生难忘的采访和报道让我与许海峰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为一生的朋友。
以小博大
如果说岑传理的一等奖是中国体育历史上令中国人永远铭记的一笔辉煌，那么鲁伟的一等奖，则是普通生活，普通百姓带给我们的最纯真的感动。
这条获奖的片子叫《石家庄育红学校最后一批唐山孤儿离石返唐》。讲的是一所学校要停止办学，这里的所有孩子都要离开石家庄返回唐山继续求学的事儿。
那是1984年夏天，准确地说是6月28号，离洛杉矶奥运会开幕还有整整一个月，在鲁伟生活的城市，一所不为人所注意的学校——石家庄育红学校要停止办学了。提到这座学校的建立，就要追溯到1976年那场让所有中国人痛心的大灾难——唐山大地震。
地震后的唐山留下了一大批找不到父母和亲人的各年龄段的孤儿，国家为了安置这些孩子，在石家庄、邢台等地紧急筹建了专门安置唐山孤儿的寄宿式学校，取名为育红学校。刚到育红学校，孩子们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无比陌生。年龄稍长的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摆脱不了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带给他们的噩梦般的记忆。
可以想象，面对这样一群有着极大心理阴影并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学生，育红学校的老师要付出多少心血，去和他们进行情感上、心灵上的沟通，并且进行更多的责任、激励教育，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逐渐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鲁伟：有的授课老师下班后，还会带上一两名学生到自己家里吃饭，与自己的孩子一同玩耍，让他们感受久违了的家庭温暖。在自觉不自觉中，老师们向孩子们倾注了浓浓的同情和爱怜。有几个孩子是在襁褓中来到育红学校的，对自己亲生父母完全没有记忆。她们在育红学校生活八年，身边的老师就完完全全被视为父母了。
1984年，石家庄育红学校建校八年，由于始终没有再招生，当年在校的六百多名唐山孤儿也陆续完成了初、高中的学习，走向社会，于是偌大个校园，仅剩下百十来名孩子，显得颇有些空荡。同时，唐山经过八年的恢复重建也已具备接回这些孩子在家乡继续读书的基本条件，这就意味着，石家庄育红学校终于面临它完成短暂历史使命的一天。
鲁伟：1984年6月28号，石家庄育红学校全校师生在操场举行了简短的欢送会，随后师生们分乘大轿车来到石家庄火车站。在那里，石家庄市的很多小朋友们都跑去挥舞着花环夹道欢送。育红学校的孩子们牵着老师的手，统一着装，成两列纵队从欢送队伍中间开心地跑过，那天的场面让长时间生活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他们感到新鲜和好奇。那天的画面真是温馨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