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站的时刻充满着离别的伤悲，有的孩子打开车窗四处张望，有的孩子早早落座，怅然若失地发呆……老师们就像送别自己的子女一般，千叮咛万嘱咐，有说不完的话。当列车员大声招呼送站的人下车的时候，当孩子们意识到老师可能不会与他们同行的时候，猛然间，车里车外，车上车下，孩子们都飞快地奔向离自己最近的老师，搂住、抱住、攥住、揪住，哭泣声一片，撕心裂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些孩子已经失去了一次亲人，他们不想再失去第二次。
这条新闻全长1分47秒，首先用欢送会做新闻开场，然后用照片介绍育红学校的整个情况，回顾以往的历史，做好铺垫。最后用送站告别场面把离愁别绪推向高潮。片子结尾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列车鸣着笛，北上，远去。画外音这样说道：“他们是孤儿。他们又不是孤儿。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将感受到党的温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用鲁伟的话来讲，这个结尾，很有“时代的味道。”
在1984年度《全国好新闻奖》获奖名单上，一等奖总共有十名，岑传理《零的突破》和鲁伟《石家庄育红学校最后一批唐山孤儿离石返唐》同时榜上有名，为毕业刚刚三年的广院77摄影班同学们争了把脸。
鲁伟：仅就获奖层次而言，我这条“小新闻”当年是和岑传理的“大新闻”比肩同高，同年同获同一奖项。比他更不容易的是，“全国好新闻评选委员会”在央视出发前就已经为“奥运会”“预留”出一等奖的位置了，可以说是虚位以待，奖状早已是老岑的囊中之物。当然了，如果老岑不留神这个奖也可能被他的同事抢了去。而我的这条来自地方台的新闻小片儿，那可是一路血拼上去的，真是同行不同命啊。
电视新闻领域，是77摄影班同学孜孜探求，大有作为的事业园地。从四川电视台调到河南电视台的刘建新，不仅很快升职为新闻中心电视新闻处副主任，还通过自己在新闻领域的多年打拼和不断“走新闻”的实际行动，多部新闻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
1995年的麦收时节，中原大地麦浪滚滚，大规模机械化收割成为当年的新亮点。每年小麦快成熟前的半个月，农民们就会开着拖拉机往南走，到了那儿以后，小麦就成熟了，他们就开始从南往北收。一路上出现了如此多的收割机，作为记者的刘建新激动起来，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变革的信号。于是他和同事们开着车，从河南开到南阳又开到洛河，一路跟随着“收割机们”进行采访。
刘建新：当时觉得这会是一条非常好的新闻，跟我们国家整个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都有关，它很好地反映了我国农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发生的深刻变化。《农机千里走中原》播出以后，国家每年都出面，组织农机会展。
1995年6月4日，《农机千里走中原》在中央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后，引起中宣部的重视，并在《新闻舆论动向》199期刊出《中央电视台播发的(农机千里走中原)是一篇好新闻》一文，给予高度评价。称：“看后令人耳目一新，思想大开，它使人看到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质的飞跃。这条新闻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反映了农业战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发生的深刻变化。”1995年6月，《农机千里走中原》荣获1995年度中国电视新闻奖一等奖和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77摄影班“鬼才”刘惠东的一等奖，似乎与他的同班同学都不尽相同。个人风格一如既往的他，对“非主流”新闻一直是不懈地追求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界以时政新闻为主流，但生性洒脱不羁的刘惠东没有像大部分记者那样追着领导跑，而是颇为偏爱非主流的社会新闻，并坚持认为真正的新闻是影响社会金字塔底层的大部分。80年代“大盗”张勇武盗窃金库案轰动全国，案发第一天刘惠东就开始对此做出全面报道，并说服时任台长魏文彬和公安厅厅长张树海同意播出。这组连续报道后来获得了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
学院派
77摄影班在电视新闻领域频频摘得硕果的时候，沉浸于纪录片世界中的同学们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毕业三年之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王桂华凭借自拍、自编、自己主持、自己解说的专题节目《微循环专家修瑞娟》获得了全国电视专题节目一等奖。
修瑞娟是个颇有争议的女人，在科研工作上她严谨认真，富有激情，但在家庭生活上，她有着难以言喻的痛苦回忆，比如对女儿的深深愧疚。当王桂华采访之后，修瑞娟的话、修瑞娟的经历在她的脑海里不停地重复、不停地转。一个人物，经历曲曲折折之后怎样表现？这一切让王桂华走路、吃饭、乘车时都在想。就在上班的途中，一部电影的结构浮现出来。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对话》，是一部侦探片，影片以一部转盘式录音机，在掩蔽跟踪车上，不断重放被跟踪人的对话，找出疑点。这部录音机的形式让王桂华大受启发！
王桂华：人的一生当我们审视和回顾时，就像来回放电影。我一下子想到我所拍摄的那么多素材，在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时就是在寻找。在编辑机上寻找和讲述成为我的影片结构。这个构思一出来，让我兴奋地想大叫。
于是，王桂华将全片分为三集节目：第一集“我看到的修瑞娟”，第二集“她所了解的修瑞娟”，第三集“修瑞娟的自述”。节目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讲述一个人的故事，节目是立体的，细节表达充分、生动而有说服力。编辑者的思考和编辑机前的行为成为鲜明的形象结构元素。这个节目有了独特的表现形式，也就有了个性化的风格。
《微循环专家修瑞娟》大获成功。播出之后引起很大反响，在电视圈内备受瞩目！
在总结为什么毕业后第一个独立做的节目能够成功，王桂华认为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北京广播学院学院电视系所学的专业知识，学校里储备的背景知识使自己有很好的创作基础。懂得创作，懂得结构。在校时，花很多时间观摩影片，分析影片结构，这种积累是非专业的学生难得的。二是专题部的老主任给了自己在实践中学习的机会，有经验的老导演，他们创作和思考的过程让自己增加了见识。所以，在《微循环专家修瑞娟》这部作品中王桂华拥有了较高的创作起点。
王桂华：这时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学院派”。经过严格专业学习和训练的人，起点和思路是有章可循的，是在创作层面搞创作。因此，创作出来的节目可以称之为作品。在创作层面上创作、探讨，才有风格和流派可言。而这一切得益于我在专业学院所受的教育和训练。
懂得借鉴、懂得创作、懂得结构，也就懂得最好地表现，这就是“学院派”的思路和方法论。秉承着“学院派”的创作原则，身为77摄影班的一员的张旭奎同学在纪录片创作道路上又多了一个视角——跨文化的比照与解读。
张旭奎：拍纪录片，创意、选择题材和表现手法是成功的要素。1988年，台里派我与杨劲桦合作拍片，她是制片人兼导演，我是摄影师。当时杨劲桦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误解太多，所以我们就以一个留学生的视角来拍摄中国。经过拍摄组成员的精心推敲，我们选择了如下事件：国营企业租赁给个体经营；刚刚富裕的农民万元户的生活；上海第一丝绸厂的服装模特表演队；北京的商业迪斯科舞厅；北京紫竹院公园的英语角；中国民航局招空姐的泳装面试；国库券交易所的建立等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事物，在当时的的确确是非常具有争议的题材，既使到了1990年，中央电视台仍不敢公开播出该片，其“敏感性”可见一斑。
这部名为《中国日记》的纪录片拍摄方法尽量以自然为主，不一味追求光线和构图完美，而是重点强调真实。其中表现的事件可以说是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既有深度也有广度地反映了处在变革时代的中国。影片在美国获了多项大奖，在美国国家教育电影电视节的两千多个参展影片中名列第一。张旭奎也是凭借这部作品敲开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电视系的大门。
说到纪录片领域的璀璨成果，和张旭奎一样，在77摄影班还有一个人，他的一生都与纪录片结缘。他就是段晓明。
从广院毕业后，段晓明回到了陕西电视台，成为了一名新闻摄像师。但只工作了一年的时间，他就又辗转来到了河南电视台，开始了自己的纪录片生涯。河南电视台的第一个纪录片栏目《纪录片之窗》就是他开创的。在电视台工作整整20年后，段晓明又来到了浙江传媒学院执教，教授的课程仍然是《纪录片创作》。在采访中，段晓明用了一句话来形容他与纪录片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与纪录片真是蛮有缘的。
段晓明：在多年纪录片的拍摄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战俘三部曲”：《起诉在东京》、《美军战俘》、《中国军医与英国战俘》。
段晓明也给他的三部战俘题材纪录片取名为“我的战俘三部曲”，因为这三部纪录片，每一部都映照了历史的痕迹，留下了岁月的磨砺。
《起诉在东京》讲述了作为战俘的耿纯带领着当时同被日本人奴役的中国人起义暴动，并在日本法庭起诉战犯的故事。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可谓历经周折，在日本期间，由于语言不通和日本民族情绪的阻碍，段晓明的创作团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美军战俘》则讲述了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美军战俘老温在中国的生活。用他的话讲，“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中国，他看到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包容，对历史充满思考的他也渐渐懂得了美国对朝战争给无辜的人们带来的伤害，于是老温最后选择了留在中国，也选择了一种更加宽容的生活。
而三部曲的第三部《中国军医与英国战俘》同样表现了一个被中国俘虏的美国人，被中国人民的善良所感动，从而为自己国家的做法感到羞愧的心理转变。多少年后，主人公重回中国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个中曲折，也被段晓明记录了下来。
“战俘三部曲”，是段晓明从事纪录片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纪录片《起诉在东京》获1996年度中国电视奖社教节目一等奖、第十五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长纪录片奖、第三届（1996）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一等奖以及2007年获中国电视文献纪录片优秀奖；纪录片《美军战俘》获1998年度中国电视彩虹奖三等奖；纪录片《中国军医与英国战俘》获1998年度中国电视彩虹奖一等奖、第十七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优秀奖。如此诸多的荣誉和赞许，段晓明同学真可谓是拿奖拿到“手软”。
再说毕业后回到了家乡江西电视台的柳春江，他与庐山发生了一段难忘的“电视恋情”。
柳春江：1993年到1994年，我们江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合作了12集的电视系列片《庐山》，作为主要编导之一，这部作品也了却了我想送一份礼物给生活和工作了14年的第二故乡江西的一个心愿。
作为一部风光片，《庐山》却凭借超强的制作力和影响力，安排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段晚上9点至9点半时段播出，当年热播剧《越过男人河的女人》被迫由每天播两集改为播一集。这部纪录片获得了当年中国电视奖一等奖和中国外宣一等奖两个大奖，取得外宣和内宣的最高电视奖项殊荣。
最艰辛的时候往往觉得离梦想最遥远，刚刚起步的跋涉者总是会面对最多的困难、痛苦和不确定感，不过在一番咬牙坚守和奋力爬坡之后，77摄影班的同学们在事业的前半程获得了振奋人心的鼓励和肯定。不过这远不是他们理想的终点，恰恰相反，他们由此得知自身的智慧和潜力，于是开始了更高更远的追逐。一等奖是令人澎湃的荣誉，更是渐行渐远的过去，当视野被打开，当心气儿被拔高，迎接他们的将是更诱人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电视史也正是因为这一个个“一等奖”的获得，因为这一个个不甘平庸的电视人而逐渐丰富起来。
15.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如同商业中国的迅猛演进，个体命运更显变迁无常。行走电视江湖多年之后，77摄影班这个大门派也禁不住有了“圈里”、“圈外”的分流。
电视圈里，他们多数已经成为中国电视界的中流砥柱，以一台之长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在中国电视界进行着一轮轮战斗。他们的新闻理念，他们的电视理想，更多地被一个团队所接受、贯彻，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电视的发展方向。
电视圈外，他们经过十余年的摸爬滚打，或多或少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中打造了一片天地。他们与自己的团队一起，探求寻觅，蹚出了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无论是在圈里，还是在圈外，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电视不停转
90年代，中国电视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到1995年为止，中国电视的四级办台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完善的阶段，全国的各级电视台已经发展到了三千多家。此时，电视发展的直接受益者——电视观众，愈加体验到了电视的无穷魅力。然而，中国的电视人，从电视上星到思考广播再到电视重组，他们面临的挑战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