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大环境和媒体自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整体处于社会转型期，党报原来的那些老方法老套路可能已经不再适应今天的变化了，不再适应今天党的新闻事业的要求了，所以必须“求变”，要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前提下创新，要把党报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市场和社会优势。
过去党报是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产物，更多地强调“党”字，而忽略了它本身“报”的属性。那时的党报更像是一个行政机关，发行甚至采编上都是行政命令式的，报纸是用来当文件学习的，姿态也是高高在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报纸是不好看的，也是不适应今天的报业发展趋势。要有市场意识才能把报纸做好。报纸其实就是一个信息产品，要既叫好又叫座才行。否则，你以为你是在忠于党的新闻事业，但还老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甚至用宣传的方法作新闻，你的话语体系跟广大读者不兼容，受众根本就不买账，又谈何引导舆论呢？不占领市场，连最基本的阵地都守不住，这非但不是忠于党的新闻工作，反而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党报非但不能继续占领舆论高地，反而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所以，广州日报之所以能不断推陈出新，就是因为他们在按照新闻基本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许多党报发行量听起来很大，但更多的时候党报是躺在办公室的报架上睡大觉的，有效阅读率很低，更不要说传阅率和社会影响力了。广州日报则不然。从“可读、必读、易读到悦读”，基本可以概括这些年广州日报报纸产品改革的几个阶段的特点，党报的发展主要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密切相关。党委机关报的定位必须是走高端路线，必须要有严肃的主流新闻，有权威的信息发布。党报不登杀人放火、八卦娱乐新闻，但在具体形式上可以更加活泼，更加人性化，既有高度，又要贴近受众。党报可以严肃，但绝不意味着呆板。这是从计划经济下的机关报不断地走向市场、赢得市场的过程，是使党报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的过程，是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过程。党报的优势所在，就是党报独特的政治优势，它的权威和主流是无可替代的，具体表现为它的资源优势、品牌优势和人才优势。
第三节事业单位法人时期的困惑及其原因分析
这一时期，中国已经成立了6家报业集团，但是多数报业集团实际上只能称为“翻牌公司”，挂牌之前与挂牌之后，集团体制、经营机制、报纸质量、广告收入和发行量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集团的优势并未就此显现，反而出现了组建集团后的诸多内部损耗。
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成为法人性质定位错位的滥觞
1998年9月25日通过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根据这个定义，可以得知，事业单位是接受国家机关领导，以国家预算拨款为活动资金来源，不进行成本核算，不上缴利润、不缴纳税金的单位。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具体内涵是：新闻机构在保持其“事业”性质的前提下，即保持其原有的所有制、政治立场、编辑方针的前提下，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采取“企业化”的运作方式，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依法纳税。“事业单位”与“企业化管理”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内在的矛盾。其矛盾性表现为：作为事业单位，传媒资源在更大的程度上属于社会资源，它应该更多地被用于履行其社会公共服务职责。报社作为“事业单位”，就意味着它以国家预算拨款为活动资金来源，不进行成本核算，不上缴利润，不缴纳税金。作为文化产品和信息产品的制造者，传媒业的社会责任更多地通过其产品类型和产品质量体现出来。而“企业化管理”则要求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自己的收入抵偿自己的支出，力求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尽可能少的耗费，去获取尽可能多的盈利，实现尽可能大的利润，从而得以向国家缴纳税金，向投资者提供收益。但是在报业集团的实际运作当中，往往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比如强调报业集团的社会公共资源属性，就常常把报业集团作为政府的附庸，忽视其企业属性。而如果说要增强报业集团的产业属性，就常常一切以广告创收为中心，唯广告商的马首是瞻，忽视了报业集团构建和谐社会环境乃至舆论导向的政治属性。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媒体运作，一方面使中国新闻媒体“企业化”，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新闻媒体“市场化”。所谓“企业化”，就是以企业的方式办新闻媒体，按企业经营的运作手段来运作媒体，并像企业那样追求经济效益。所谓“市场化”，则是从市场上获得资源并实现效益，也就是作为“事业单位”的新闻媒体在基本保持其原有的所有制、政治立场、编辑方针的前提下，以市场经营的方式取得经济自立的过程。而“企业化”和“市场化”则构成了“媒介产业化”：从宏观活动的空间来看，是“市场化”，媒介作为社会的一员，参与社会分工和交换；从微观活动的角度来看，是“企业化”，以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与行为指针。产业的逻辑是追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当前，中国的新闻媒体正处在“产业化”过程中。由于“报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是具有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特殊产业”，因此，当代中国新闻媒体的“产业化”，实际上是一种“有限产业化”，而不是“完全产业化”，是在不改变“事业性质”的前提下，对新闻媒体“产业性质”的确认。中国的报业，是一个正在朝着产业转化的宣传文化行业。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报业已基本走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事业单位的行列，但其精神产品的特殊性在现阶段又限制了它进一步向产业迈进的步伐，因而尚未成为完全的产业，还处于由“报纸事业”走向“报纸产业”的过渡过程中。报业由“事业”向“产业”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对报纸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否定。作为精神产品，报纸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任何时候都是不容抹杀的。“产业说”只不过是在承认其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办报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经济属性。
这一阶段，报业集团的性质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报业集团扮演两种角色，作为事业单位，要负担任务，但缺乏财政的支持；而作为企业，企业的性质得不到凸现，如产权、市场主体身份、融资等，都难以按企业方式改造和运作。特别是“产品销售市场化”和“产品生产计划性”的矛盾突出。这种矛盾性的深层根源在于报业集团管理存在体制性弊端。从经济运作方式和经济核算制度来看，“事业单位”和“企业化管理”有着极大的差异，“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提法，仿佛是一种“悖论”，成为中国报业集团法人性质定位错位的滥觞。这一富有特色的管理体制形式，也曾一度给中国的报业发展带来强大的优势，促进了报业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这种曾经为中国的报业发展立下巨大功劳的管理模式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二、报业集团的组建往往不单纯是一种市场行为，更是一种行政行为
按照产业化的运行规律，报业的集团化要求报业体系内部有一定数量的产业规模、产业化程度高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强势个体存在，在此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由强势公司吃掉对自己扩张业务有用的公司，或吃掉对自己未来发展形成市场竞争的公司，进行个体间的强强联合或强弱兼并，慢慢形成产业集团。西方的媒介集团就是这样的一种运行方式。而在我国报业集团化的过程中，由于媒体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出版单位的三级管理体制，媒体之间市场化的兼并整合极少发生。报业的“集团化”往往以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为主体，借助行政手段对管辖媒体进行资产的重组和集中。严格说来，这种借助行政手段实现的集团化带来的更多是权力重组，而不是资产重组，这与报业集团的本质相去甚远。报业集团作为一个信息企业集团，应该是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文化企业，其自身实力的增强应该是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来实现，而不是依赖政策特权来达到。目前中国这种以行政关系为骨架组建起来的、尚在权力庇护下的报业集团虽然形式和名称改变了，但从本质上讲，它们还不是独立自主的竞争主体。
三、政府对报业集团的规制与定位
对中国媒介规制变迁历程进行分析，这一阶段，报业集团以事业性结构调整为主。中国报业集团形成了行政区域化的、条块分割式的事业建设体制。报业集团在这个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所有的合并都没能跨越省级行政区域，只是在数量上有所增减。二是未触及报纸媒体是新闻宣传机构和事业管理机构的基本属性，尽管在1979年《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提出允许媒介刊登除烟酒之外的广告、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将报纸正式列入第三产业，但仍然没有改变其事业单位的属性。三是市场进入壁垒森严，报业集团的设立不允许非报纸出版行政机构的参与，也禁止外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报业集团。这个阶段的规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直接决定媒介机构的多少、媒介的经营范围，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进行自然地优化组合；政府撮合具有行政区域化的集团，行政权与经营权一体化，政府调整的是媒介的组织机构等事业性结构。政府在办事业，成了媒介经济活动的主体。
政府对包括报业在内的传媒采用的体制形式是“双轨制”——传媒业的政治属性不变，传统的“政府喉舌”的功能不变，有的传媒仍然享受相应数量的财政拨款。同时，在具体业务方面又给予传媒较大的自主经营权，允许其按照企业行为实现自身的经济价值。
双轨体制可以保持传媒与政府主流观点的一致性，借助行政权力行使其舆论监督功能。但同时又伴生着传媒产业化进程的先天不足：产权不明晰，不具备产业立足之本，媒体缺乏利益驱动。无论是建树优良品牌、资本有效运营（包括资本在不同媒体中的自由流动）、还是对人才的整体开发培养，都会因利益主体及相关权限的不完整而受到限制。而且基于行政的监督功能带有明显的官僚色彩，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监督力度。
探究这种“双轨制”产生的弊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报业集团企业法人地位的缺失。
四、报业集团的组建大多停留在单一地区、单一报业系统内的联合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中国的39个报业集团都以本级辖区作为集团的营销区域，行政的边界就成了报业市场的边界，这样一种画地为牢的市场边界，反映出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意识，产业链落后，行业资源浪费，产品雷同，39家报业集团，几乎是面孔一样的，跨地区、跨媒体优胜劣汰的改革难以实现。又由于目前中国报业的活动采取“归口管理”，报社被各个主管部门按照组织范围和管辖权限分割成相互封闭的庞杂的条条块块，任何两个报社之间的经济联系都必须得到它们各个主管部门的批准才能进行。于是中国报业在集团化过程中陷于这样一种处境：在报业系统内部，纵向跨地区办报受到多种约束，横向涉足其他媒介又会遇到行业壁垒。而报业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报道产业，信息产业集团化经营要求对信息产品进行深加工，媒介因此需要能够比较自由地用不同媒体形式生产和传播信息产品；在经营上，则要求资本在各媒介行业间的自由流动。目前这种条块分割的传统管理模式在客观上限制了报社按集约化原则进行信息的深度加工和运用，影响了报社按市场规律合理配置资源，对传媒集团的势力扩张形成了很大障碍。
有学者曾指出，在今后媒介的发展中，媒介机构不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少，媒体间加强合作与并购是一个大的趋势。可以说传媒一体化与合作化倾向正在成为潮流。许多传媒巨子不仅插手各种传播领域，也将传播范围覆盖到全世界。跨媒体经营将使得不同媒体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合作与共生现象越来越普遍，媒介之间的界限也会因此变得越来越模糊。而我国现行的管理模式使得传统媒介之间隔行如隔山，报业集团不能涉足广播电视领域。这样不仅无法发挥媒体之间的互补效应，也造成了结构上的重复建设和新闻资源的浪费，从而增加了新闻传播的成本。
五、报业集团缺乏吸纳业外资本联合办报的完善机制
根据中国现行的新闻政策，现代化报业集团可以经营其他的行业，如商业零售、旅游观光、房地产等等，但其他行业的资本涉足报业的渠道并不畅通。因为根据我们通行的新闻理论，报纸是宣传工具，必须政治家办报。因此报业集团在筹措自身发展资金时，主要还是采取单纯依靠内部积累，自身滚动发展的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报业的扩大再生产难以得到其他行业资本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发展的速度。作为需要高投入的媒介产业，报业的维持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靠报纸自身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打破行业的界限，开辟安全有效的融资渠道，吸纳业外资本共同经营报纸，是推进报业产业化、集团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