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押运
笔者在香港街头遇见的最奇特的景象就是——武装押运银行提款箱。
有一天笔者正在街头漫步，观赏街景，观看匆匆而过的各色行人，陶醉在一种由于获得了新奇感而觉得满足的心境之中。
忽然，一种第六感觉暗示自己，好像气氛有点儿不对，背后传来了沉重的而又急促的脚步声。我下意识地赶紧闪到路旁，回过头去，就看见了过去从未看见过的一种景象：两位穿草绿色警察服装的男士，正迈着急促的脚步朝前走来，每一位的手里都握着一管上了膛的步枪，枪身斜抱在他们的胸前，枪口朝天。他们的表情都紧张而且严肃，两双眼睛放射出逼人的光芒，在扫描着周围过往的行人。
在他们两个的中间稍微靠前边一点儿，走着另外一位穿西装的男士，他的手里提着一只像我们经常看见的那种手提式密码箱。原来这是一位银行提款员，他的手提箱里装着数目字巨大的现钞，他才是这个三人小组中的主角。那两位武装警察就是保卫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保卫他手里提的那只皮箱的。这位提款员的神情也极为紧张严肃，他两眼直视前方。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原来不远处的一座大厦，就是一家香港著名的银行，这位先生看着他为之服务的那家银行的大厦，急匆匆地迈着大步。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踱步的这条街，就是这座银行的所在地。我目送着这个勇往直前的三人小组，直到看见他们急速地走进了那家银行的大门。
直到这时候，我才不由自主地，为这三位紧张的人士，舒了一口气。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后怕”，因为假如没有第六感官提醒自己，不能及时地为之让路，我又恰巧走在他们的正前方，从衣着看绝不是本地人，那两双握枪的手臂，会不会冲撞我呢？
再看看我周围的香港路人，他们倒是毫不在意的样子，各自走着自己的路，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这样的景象，几天之后，我又在街上遇见了一次。
我一直弄不明白：银行为什么不开个汽车运载现款呢？就像北京的会计先生、女士们常做的那样？
后来在报刊上看到，原来用汽车运载现款，会发生司机与抢匪串通一气的案件。那么用武装人员保卫徒步的提款员，就会更加安全一些吗？
金钱——在商品社会中，邪恶的人会为这些纸票子铤而走险，诚实的人会为保住家人的饭碗，而为这些纸票子贡献精力。许多伟人曾经忍受过贫穷，在困苦的环境里揭露过金钱的罪恶与人性的堕落，如巴尔扎克；也有的伟人一方面高傲地忍受着苦难生活的折磨，却同时也在乐观地预言着人类的欢乐与大同，如贝多芬。
那么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努力，才能够使世界上充满了和平与幸福呢？
街头乞丐
我在繁华的铜锣湾，亲眼看见了两位街头乞丐。
一位是街头艺术家。
他是一个外国人。个子很高，有一个硕大的鼻子，和一副深陷的眼眶，灰白的头发，大概有五六十岁的年纪。他站立在街头，右肩靠在一家外国大百货公司的墙上，左手握着一把六弦琴，头颅微微地低垂着，右手轻轻地弹奏着。他的衣衫很褴褛，与过往的行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上衣和裤子都是深灰色的，头上还戴着一顶叫不出名堂来的破帽子。他的双脚前面，放着一块肮脏的红布，上面撒着几块行人施舍的硬币。我仔细地看了看他的脸，分不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的脸上可以说是什么表情都没有，木然的，呆滞的，眼睛只是呆板地望着自己手中握着的六弦琴。这个景象使我心酸。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古希腊的行吟盲诗人荷马，又想起了流浪的吉普赛人。
另外一位的形象更凄惨。他大概是病着，瘫软地坐在高楼下面的一个角落里，伸直着双腿，伛偻着背，头深深地低垂着，几乎垂到了腿上。看不见他的脸，只能依稀地看到他的一个侧面。但从他的整个形态上，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位老人。而从他的身材上判断——这是一位亚洲人。他就这样地伛偻着，一动也不动，任凭一个又一个的行人漠然地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他甚至没有在身边放上一块乞讨用的破布，以便接住路人施舍的铜钱。我看不出他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了。
周围是一片彩色的霓虹灯世界。各种各样的鲜艳色彩都在炫耀着自己的明亮。来来往往的是一对又一对打扮入时的人物，男男女女的脖子上都挂着金制的项链。在一幢日本大百货公司的出口处，还站着一个头上缠着红布的印度人，这是一位彪形大汉，看门人，他的制服笔挺，在观察着出出进进的顾客，同时还指挥着停泊在大厦门口的一辆接着一辆的豪华轿车。就在这样辉煌的背景下面，却镶嵌着这样两位老年乞丐的形象。
不知道他们的身世，不知道他们的命运，不知道他们为了什么，才沦落到这样一个悲惨的地步？
是1917年流亡到这里的白俄贵族的后代？还是像巴金的《憩园》里所描写的那种死没出息的少爷？是不愿意以诚实的劳动来换取面包的没治的懒汉？还是不可救药，自甘堕落的吸毒者？抑或是饱受恶棍欺凌的软弱的正直之士？
买面条
不会讲广东话，在香港难免要吃亏。
一天上午，我在旅馆房间里写东西。这天的午餐需要自己解决。所住的旅馆既然是家庭式的，我就想自己烧一碗阳春面吃。与我住在同一家旅馆里的，还有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少年房客，他只有十四五岁，他的父亲请事假把他从新疆送到了香港，然后返回内地，他正等待着他的祖父，接他到台北探亲。他比我早到香港，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比我熟悉，于是便领着我到了附近的“自由市场”，买了一些蔬菜、水果和面条。
等到我兴冲冲地回到旅馆，将炒好了的蔬菜和煮好了的阳春面，端了一份给这个孩子，自己也留下一份开始进餐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卖面条的小店主，把已经发酸了的面条卖给了我。
我自知无能，是个书呆子兼幻想家，生活能力很差，在北京买东西时就经常上当，而在所谓“购物天堂”的香港，还要上当！我吃一碗酸面条倒也无妨，怎么能用一碗发酸了的面条，来款待这个少年人呢？
我看了他一眼，想再给他做点别的吃，他却浑然不觉，吃得正香，还不时地抬起头来，朝着我微笑，说：“我从小就爱吃面条。”
我不无尴尬地问他：“好吃吗？”
他说：“好吃极啦！”
看着他那兴奋的样子和难得见到的笑容，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往面条里多洒了几滴醋，勉强地把它们吞到肚子里去了。
当天下午，一位香港当地著名作家请我吃晚饭，那是一间布置得很豪华的广东式海鲜酒家，菜肴也与中午的酸面有天壤之别。闲谈间，我向他叙述了卖给我酸面条的事情，并向他说：“这是我不会说广东话的缘故。”
没想到这样一件区区小事，竟使他非常生气。他拍了一下桌面，说：“太欺负人了！你应该找他去！告诉他：你虽是内地人，却是一名教授。你告诉他：如果这样对待顾客，你就起诉他！香港政府的税务机关专门有人随时检查他们，你告诉他你要起诉他，他一定害怕，立刻会向你道歉赔款！”
这位著名作家是位地地道道的广东人。他为了让我听懂他的意思，一直努力地用广东官话与我交谈。
三天之后，又逢我在旅馆房间里写东西。于是又去那个“自由市场”。这次我当然就不去光顾那个面店了，可是为了应验一下作家朋友对我的指教，我又不由自主地踱到了那位店主的面前。
他一看见我，面部先是有点儿不自然，之后却又笑眯眯地迎上来，手就习惯性地往摆满面条的玻璃柜里伸。
我赶紧用纯正的北京话温和地对他说：
“先生，你是不是看我说的是普通话，不会说广东话，就把酸面条卖给我呢？你是不是看我是内地人，就觉得我分辨不出你的面条酸不酸呢？你是不是因为我是内地人，就以为我不懂得香港的法律，可以任意地对待我呢？”
这话他还真听懂了。我刚一住嘴，他立刻向我鞠躬、陪笑，赶紧从他的玻璃柜里拿出了相当于那天卖给我的双倍的新鲜面条，装在了一个鲜红色的塑料袋子里，双手捧送给我。他身旁的一个女人，大概是他的太太吧，也赶紧凑上前来，向我鞠躬、陪笑。
我真佩服那位指导了我的香港作家。
不过，这包面条我没要。待他鞠躬鞠够了，我扔给他一句话：“请你善待内地人！”然后向他点头告别。
等到我再次见到那位可尊敬的香港作家，一方面向他致谢，一方面向他叙述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时，他哈哈大笑道：
“是嘛！书呆子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消费利益嘛！可是你为什么不要他的赔偿呢？如果他被起诉，他的店可能会倒闭。他对你的赔偿是应该的，他还占着便宜哪！你又清高什么呢？”
的确，我何时才能够去掉这“穷清高”的毛病，学会保护自己的“消费者利益”呢？
“大陆人！”
母亲的眼镜腿掉了，可是她离开了眼镜就不能看书写字。我必须在她与我一块儿离开香港之前，把她的眼镜腿修理好。而这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半钟，去飞机场的汽车12点半钟开，中间只有两个小时。
我生平第一次到香港，路途不熟，但是母亲非要眼镜不可，我只好硬着头皮到街上寻找眼镜店。
顺着数不清的各类酒家、各类咖啡厅、面包屋以及各种时装店、化妆品店、金银首饰店、水果店等等一家接一家地望过去，就是看不见有眼镜店的铺面，真奇怪，看看大街上的香港人，戴眼镜的居多，眼镜店却很少，实在不懂其中的奥妙。
为了赶时间，我不得不用北京官话开腔，请问他们眼镜店在何方。一位卖化妆品的中年店主很客气地给我指明了左拐右拐的路线。我道了声谢后，就匆匆地按照他的指点找路去了。不一会儿就看见一间很敞亮的眼镜店。走进店门，看见柜台后面有两位西装革履的青年先生，其中的一位坐着，正在埋头修眼镜，另外的一位站着，用目光迎接着急步走进来的顾客——就是我。
我用最客气而温柔的语调对他说：“先生，请帮助修理一下眼镜，架子掉了！”
这位西装笔挺的青年对我的话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用他那双细小得像用席篾割开了一条缝的小眼睛，冷冷地从眼角梢瞄了我一眼。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北京话呢，还是因为我的穿着在他看来太土气呢，还是因为我早已远远地超过了妙龄之年呢，反正是在他瞄过了我之后，就根本不理睬我了。然后，就用一种很瞧不起的口气，对坐着的那位店员说：“大陆人！”
大陆人？“大陆人”跟“修眼镜”有什么联系？不错，我是大陆人，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陆人而不好意思过，相反，我常常因为自己是北京人而感到自豪。我今天是来修眼镜的，我是一个顾客，香港不是顾客的天堂吗？可为什么他却要把“修眼镜”和“大陆人”这两个互不相关的概念，搅合在一块儿呢？
我本来是想忍气吞声的，我早已形成了在售货员面前忍气吞声的习惯，但是时间太紧迫了，而且我生性看不起那些以服装或语音等表面现象判断人的价值的浅薄态度，同时我又想起了那位当地著名作家对我的指教，于是我就直言不讳地顶撞他道：
“大陆人！大陆人怎么了？在你的眼睛里，大陆人就比香港人低一等吗？请你专心修眼镜吧！”
我是冒着他不给我修眼镜的风险顶撞他的。这样的事我在大陆已经历过不少。
料想不到的是，在我疾言相向之后，那位坐着的先生却赶紧站了起来，从我的手中接过眼镜，之后就很快地、很细心地修了起来。几分钟工夫，就把眼镜架子装好了。
“多少钱？”我赶紧问他。
“不收钱！不收钱了！”这位先生非常和气地答复我。
我可不想因为自己勇敢地反抗了他们的轻蔑，就占任何人的小便宜。于是执拗地问他：
“我要交修理费！为什么不收钱？”
他却十分耐心地对我说：
“不必客气，这样的小修理我们都不收费！”
知道了并不是特殊照顾我，我就不好再坚持了。于是拿着修理好的眼镜，离开了这家店堂，匆匆地赶回了旅馆。
（《今晚报》1991年秋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