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感言
1992年9月1日至1994年2月28日，我在韩国高丽大学校中文系任客座教授。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聪明、勤劳、真诚、善良的韩国人，和美丽、迷人的韩国风光，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内地与韩国之间，已经互相隔绝了四十几年。但是，当我踏上这片魅力无穷的土地之后，却并不觉得陌生。因为，这里的人，这里的文化，这里的伦理道德观念，这里的风俗习惯，都令我感到很熟悉，很亲切。我很愿意将这里的山川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于是在教书之余，开始撰写《韩国之旅》。
承蒙诸多朋友的厚爱，使得《韩国之旅》的若干篇章，得以在许多报纸或刊物上连载或刊登。在此，特别要向《华声报》、《北京日报》、《今晚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羊城晚报》、《当代韩国》杂志编辑部、《时代潮》月刊、《婚姻与家庭》月刊、《中国汽车市场》杂志社、《散文百家》月刊、《地火》杂志编辑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等报刊致谢，《华声报》社长周秉德女士和总编辑周倜先生还授予我“本报特邀记者”头衔，让我深感荣幸。由于时间仓促和笔者的忙乱，我觉得还有许多话想说，所以，不久之后，也许还会有《韩国之旅》的续篇产生。
更要感谢好友郭强先生的鼎力帮助，使得《韩国之旅》这本小书得以面世。让笔者能够借此机会，答谢诸位我一直铭记在心的韩国朋友与中国朋友们。
作者
汉城——北京
1994年秋，初稿完
韩国教授车镇宪博士
一
车镇宪先生的身世很独特。他是韩中混血儿。父亲是韩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的母语是汉语，除了童年时代曾经跟随父母去过一次韩国，在记忆中保留了模糊的印象之外，一直居住在上海。直至过了中年以后，才回到他父亲的祖国定居，加入韩国籍。
他的命运来源于他父亲的传奇经历。车均灿老先生是韩国的爱国志士，朝鲜半岛长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老先生被迫流亡到中国，加入了当时设在我国的、以金九先生为领袖的韩国流亡政府，成为里面的一名工作人员。正是在此时，他结识了一位中国姑娘，结为伉俪，这位女性就是车镇宪先生的母亲刘克勤。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投降，车老先生终于能够回到久别的祖国，并被任命为大韩民国驻香港的首位总领事。可是，长期的奔波和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于1949年5月11日，不幸病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和韩国之间，长达四十几年被隔绝了往来。车镇宪先生的母亲刘克勤女士，只身负起了，抚养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责任。她是上海一所医院的护士长，收入有限，可是她性格坚韧，吃苦耐劳，硬是把四个子女都培养成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做着贡献。车镇宪先生非常崇拜自己的高堂老母，经常向我讲述有关他母亲的故事。我虽然没有机会与这位老人见面，但是心里很是敬仰她。
二
我与车镇宪先生结识，纯属偶然。
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国与韩国尚未建交。正如上面提到过的，两国之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不通音讯。一天，我的先生林非忽然接到一封信。这是一封韩国来信。写信者是韩国最著名的汉学家，同时又是著名诗人和著名散文家的许世旭教授，当然，他的身份是后来才了解到的。他在信中说，虽然他与林非素不相识，但是神交已久，因为他一直把80年代初出版的林非著作《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当做给研究生上课的教材。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林非去汉城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在会上发表专题讲演，希望林非能够接受邀请。
当时，中韩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办理去韩国的手续，要比现在复杂得多。飞行路线也不像现在这样直来直去，必须绕道香港。但是林非还是顺利地抵达了汉城，参加了会议，见到了许世旭教授，结交了很多朋友。
在汉城结交的这些朋友当中，就包括车镇宪先生。那时，他既在汉城的两所大学里教书，又跟随着许世旭先生读研究生。许先生请他帮助照料第一次来到韩国的林非。车先生看见林非后，就像看见了亲人一样高兴，因为他和林非都是在上海长大的，与会者中，只有他们两位能用吴语对话。林非是头一次去韩国，一切都很生疏，车先生对他关怀得无微不至。从此以后，他们成了朋友。林非回到北京以后，他们还经常书信往来。
三
我与车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
1992年，我应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之邀，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去任教。这一年的8月24日，中国政府和韩国政府同时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9月1日，我就到了汉城，住进了高丽大学的外国人宿舍。
知道我来到韩国，林非在那一回结识的韩国朋友们，相继打来电话，都热情地表示欢迎和问候。一次，听筒那边传来了一个柔和的男声，那个声音是带着一点儿上海腔的普通话。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车镇宪。这个名字我是熟悉的。林非曾经对我讲起过他们之间的友谊。原来车先生与我还是高丽大学的同事。他既在著名的高丽大学教书，又在另一所也很著名的汉阳大学教书。
车先生虽然加入了韩国籍，但是他一直把上海当做自己的故乡，把中国当做自己的祖国。他热爱上海，热爱中国，热爱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对每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他都充满了友情，充满了善意。我长他一岁，他便把我当成老大姐，还很客气地称我为“老师”。
因为是同事，在同一个系里上课，见面的机会就渐渐地多了起来。他在法律上是韩国公民，可是他的心却是中国的。在课余时间，在全系教师一起活动的间隙，或者在周末，在节假日，车先生愿意约请我和同样也在高丽大学教书的华侨老师，一块儿聊天，一块儿散步。彼此用汉语交谈，轻松自由，无拘无束。他为了让我更深入地了解韩国，有时也带着我走出高丽大学的校门，去参观汉城的名胜古迹、市容市貌，还有巷子里普通的民居建筑物。
四
车先生是位非常勤劳的人。他除了在两所大学执教之外，还在其他的汉语辅导班授课，因为当时正值两国建交后的第一次“汉语热”。他有学生在韩国观光总社（相当于我国的国家旅游总局）中国部工作，常常请他帮助校订中文书籍。他还利用少有的业余时间翻译唐诗，从中文译成韩文，为此，我们之间的谈话常是关于唐诗的，推敲一个字的用法，或者一个词的含义。我们也常常讨论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他很喜欢结交作家朋友，不论是比他年长的还是比他年轻的，他每次回中国探亲时，都会去拜望他心仪的作家。秦牧先生去世后，他写的回忆秦牧先生的散文，就发表在北京的《人民文学》杂志上。为了实现被“十年浩劫”剥夺了的理想，他发奋苦读，竟然在过了不惑之年以后，拿到了高丽大学文学院的硕士学位；又在过了知天命之年以后，获得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小说文体的影响》，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查找了以往研究散文诗的所有资料，包括中文的和外文的文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像其中所阐述的有关中外散文诗的范畴和特征、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中国现代散文诗对当时小说文体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得出了很有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结论，因此获得了这方面多位著名专家的好评。这部论著于1999年由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
车先生是位多才多艺的人。他的语言才能很卓越，在去韩国之前，他不懂韩文，既不会说，也不会写；抵达汉城的时候，他已经40岁出头，可是我认识他时，他的韩语竟然说得很流利了。他的兴趣也很广泛，不仅对自己的专业很内行，他的审美品位也很高。他对房屋的设计、室内的装修和装饰、色彩学，以及韩国妇女的服饰，都有非常职业化与深刻到位的品评。林非和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他提出建议说，65岁他退休以后，还是回到上海或者来北京，开个装修公司吧，一定是个高水平高质量的。
五
不过，车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还是他对自己家庭的热爱。
他曾经邀请我到汉阳大学去参观。在汉阳大学的教师宿舍楼里，校方为他提供了一套公寓，这套房子被他布置得清洁而雅致。书房兼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挂着车氏家族的全家福照片。那上面端坐着他的双亲。他本人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尚在童年。
车先生经常向我讲起他的家庭。大概他认准了我是一个女性，又是“文学人”，酷爱听故事，又善解人意，所以常常把他的家庭故事讲给我听。
上面说过，他最崇敬他的母亲。他是长子，从少年时代起，就帮助母亲，承担起了养育全家人的重任。他的母亲一边要在医院里上班，一边要教育四个孩子。她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强的个性，深深地熏陶了她的儿子。从车先生的身上，就能够看到他母亲的影响。
他很喜欢他的大弟弟，自从他来到韩国以后，孝敬老母的责任就落到了他大弟的身上。他的大弟是上海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很忙，很敬业。在家里，他不仅要照顾老母的饮食起居，还要督导外甥女的学业（车先生唯一的妹妹也在汉城工作，女儿托付二舅舅教养）。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大弟都是责任心极强的人。他也谈到他的小弟，一位化学工程师，他称赞小弟的聪明睿智。
车先生对家庭可以说是一往情深。虽然远隔千里，他时时把亲人放在心上。秋天到了，他就想着要给老母买件新棉衣，而且颜色式样要漂亮的；他也想着要给大弟买件皮夹克，自己当模特，试来试去，质地和样子都要上乘的。老人都是怕冷的，他怕老母受凉，还要给母亲购买电褥子和电暖气。他对家庭真是呕心沥血，每逢放寒假或放暑假时，他都会飞回上海探亲，把一批又一批的家庭用品，献给他的老母和弟弟。后来，他的外甥女长大了，决定到德国留学，他又赶回上海，亲自陪她办理留学手续。
不知是因为太惦念这个家，还是因为太忙，抑或是眼光太高，车镇宪教授终身未娶，始终独身。北京有的朋友曾经向我问起这是何故。我不知道，也没问过，车先生也从来没有主动地向林非或我谈起过。
六
当车镇宪先生的大弟车镇国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们，他的长兄车镇宪先生病逝的消息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样一位生机勃勃、勤奋上进、知书达理，很具“绅士”风度的人，他一向健康、乐观，据我所知，他还有许多未曾完成的计划，比如，他就接受了我的建议，准备在退休之后，把他的家庭故事写出来，怎么突然之间，他魁梧健壮的身影，就从人海中消失了呢？
自从我得知他病逝的消息后，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他。
用车镇宪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很普通的人。
然而我要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宽厚的人。在茫茫人海中，这样的人很多；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学生们中间，这样的人也很多。正是因为他善良而宽厚，他才把自己定位在“平凡”和“普通”中间。而了解他的人知道，他的身世是多么独特，他的才智是多么出众，时代和历史给他出了多少难题，而他的性格又是多么坚韧。
他曾是海峡两岸民间友谊的使者。他本人来自中国上海，他除了有大批韩国学生外，还有中国台湾赴韩国的留学生，以及东南亚诸国赴韩国的留学生。他向所有的学生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风土人情。台湾学生因为听了他的课，而更加了解祖国大陆；外国学生因为听了他的课，而更加了解中国。他也曾是国际间学术交流的使者。他是韩国籍，可以自由地往来于台湾海峡的两岸，一次他去台北市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见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葛氏是《萧红评传》一书的作者，而我是《萧红传》一书的作者。1980年，葛氏生平第一次来中国，我奉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主任毕朔望先生之命，与他进行学术交流，并带着他去拜访了多位中国老作家。1981年，我应邀去哈尔滨参加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的文学讨论会，葛浩文也应黑龙江东道主的邀请前去赴会，这是我与葛氏的第二次会面。此后，就再也没有与葛氏联系过了。十几年以后，正是车镇宪先生从台北把葛氏对我的问候带回了汉城，当时我正在高丽大学任教。
车镇宪先生在韩国有很多朋友，在北京也有很多朋友。北京的朋友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也都像我一样，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作为他生前的友好之一，我愿把这位平凡但却独特的人物的故事记载下来，告诉大家，也算是对他的纪念吧。
2003年6月于北京
（原载《传记文学》月刊2003年9月号，被收入《2004中国传记文学排行榜》一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