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青年农民的眼泪
一天，在KBS的社会新闻节目里，看到一个青年农民激动地在向电视记者倾诉，他的表情很痛苦，流着眼泪，用中国惯用的说法，就是“声泪俱下”吧。这个节目连续播出了几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后来，我对学生进行口试：让他们用中文发表自由命题演讲，有几位农村出身的学生，都选择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韩国的青年农民被骗婚的遭遇。
这样，我才弄明白了一个事实：就是屏幕上的那位青年农民，为什么会如此痛苦。原来他通过一个婚姻介绍所，结识了一位中国延边的朝鲜族妇女，两人结了婚。虽然韩国经济早已起飞，但是农民们的劳动，还是很辛苦的，他们挣钱并不容易。这个婚姻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他不仅为新娘购买了这个那个等物品，还为他的岳父母家还清了巨额欠债然而，等到他做完这一切事情之后，他的新娘却不辞而别，失踪了。新娘因为与他联姻，已经获得了韩国国籍，朝鲜语又是她的母语，所以她很容易地就能隐匿于茫茫人海之中。她的丈夫无奈，只能报警。结果，警方在她秘密打工的地方发现了她，没收了她的韩国护照，把她驱逐出境了。这位青年农民的爱情幻梦，竟以这样的结局画了句号，他怎么能够不伤心，他的同胞又怎么能够不为他鸣不平呢？
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一位韩国博士又告诉我如下一则新闻：从延边来到韩国参加大田国际博览会的一个参观团，抵达下榻的旅馆之后，第二天全体失踪，他们的行李仍然留在旅馆的房间里，可是人却不知去向了。几天之后，我坐在许世旭教授的汽车里，与李东乡教授、李再薰教授、白永吉教授一块儿去北汉山，汽车里的收音机正在播送新闻节目，其中一条就是关于这个参观团的。播音员说，韩国官方的有关机构，提醒全体韩国公民注意，如果谁发现了这些逃匿的中国延边公民，请及时向韩国警方报告他们的行踪。我听得懂韩语里面的“延边”、“大田博览会”等词汇，所以我猜想这条新闻一定是那位博士告知我的那件事。许先生知道我不懂韩语，大概是怕这条新闻刺激我敏感的“国格”自尊心，他很小心地问我：“你住在汉城一年多了，韩语是否能够听得懂了？”
身为一个中国人，每逢听到和看到这类新闻，心情都是很难过的。我多么希望所有的中国同胞，都懂得人格与国格的重要性，都学会自尊、自爱、自强的生活态度，都明白如下的一个浅显道理，这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足，都是靠全体国民勤劳的双手建造起来的。
四十九、《霸王别姬》首映式
1993年岁末，有一天上午，李东乡教授打电话给我，说：“贵国电影《霸王别姬》，明天晚上七点钟在（他说出了一个大厦的名字）举行首映式，我请你去参加。”
第二天，我又坐上了李教授驾驶的汽车，来到了位于汉城市中心钟路大街上的一座堂皇的大厦里（这座大厦的名字李教授告诉我了，可是我有一个毛病——不论是地名或人名，必须看见笔写的样子才能记住，只是“耳闻”总记不住，当时李教授正在开车，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我不可能打扰他，请他把大厦的名字写给我看）。这座大厦的三层楼上，有一个面积很大、座位很舒适的电影厅，《霸王别姬》的首映式，就在这里举行。
来宾都是韩国文化界与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在电影放映中间，我的背后也曾传来两位同胞的北京话，但是因为正在黑暗中聚精会神地看电影，不知道这两位是谁。等到散场之后，回过头去寻找，中国人与韩国人的外观实在太像，又无法分辨出来。）
开演之前，有一位著名的韩国电影导演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李东乡先生告诉我，这位导演表示：中国的电影导演能够拍出如此史诗般的电影，令他觉得很羡慕。
这部片子很长，大约演了三个小时。对白自然都是中文，但有韩文字幕。因为观众的文化层次极高，从他们的情绪反映看，他们都看得很懂。除去银幕上的对白与音响之外，大厅里真是寂静得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只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有时全场会忽然一齐发出一声表示同情的呐喊或叹息。当银幕上打出“剧终”二字，电影院里的灯光逐渐从全黑慢慢地转成光亮时，全体观众立刻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掌声长达几分钟。
妤像这部电影的剧组成员都不在座，我想，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在场，一定会为韩国观众的理解和赞扬，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虽然不是电影界人，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异国电影院里参加中国电影的首映式，亲眼目睹韩国文化界与学术界的精英对中国电影如此着迷，心里的感受真是又感动又自豪。
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了。李东乡教授又驱车把我送回宿舍。在车上，李先生感慨地说：“拍得真不错，真不错。”
在汉城的闹市街头，常常可以看到中国电影的广告，但那差不多全是香港的打斗片和言情片，不是穿着古装的男女侠客，就是穿着现代装的俊男靓女。为了追求票房价值，广告画得都很刺激。很多韩国青年，都热悉香港影星和台湾影星的名字。但是有思想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却对这类商业片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他们希望看到的，是那些能够真实地表现中国社会，真实地反映中国大众的生活和情感，真实地再现中国的美丽山川和景色的影片。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电影，以及其他的文化手段，来了解真实的中国。
我真希望有关的电影部门，能够把健康的、优秀的中国电影，多多介绍到韩国去。
五十、四位女散文家
1993年的冬天，我即将回国之前不久，许世旭先生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这四位女散文家一定要与我见面。
这四位女散文家的名字，我在1991年秋天就听说过了。那时林非从汉城归来，告诉我：他在“国际散文研讨会”上，认识了韩国的四位女散文家，这四位女散文家都对来自中国北京的他，表现出了诚挚的友情，可惜的是彼此语言不通，需要汉学大师许世旭教授居中做翻译，才能够互相沟通。
许世旭先生为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并亲自开车载着我去。
那是在与仁寺洞大街垂直相交的一条小巷子里，一座典型的韩国传统式餐厅内。这家餐厅的院子里陈列着好几座雕塑作品，很有艺术氛围。记得这家餐厅不久前曾经来过的，那是林春城教授受他的师兄朴宰雨教授之托，为来自北京的几位中国教授做向导，到仁寺洞大街观光。曾经穿行于仁寺洞周围的幽深小巷之中，在艺术画廊、传统茶馆、餐厅、工艺美术品商店等具有典型韩国传统风格的去处流连，那一天就来过这家餐厅。可惜因为它们的标志都是韩文，没能记住它的名字。
这家餐厅的院子既然这样具有艺术气氛，它的房间里面也就有点儿特别了。登上几级木制台阶，是一个很小的木门，进入门里，却是十分宽敞的一间厅堂。在这间厅堂里面，摆着十几张餐桌。在厅堂的周围，有一间又一间被韩国式的隔扇分离开来的单间，用中国惯用的说法，就是“雅座”了。
就在这样的一间雅座里，许世旭先生介绍我与这四位女散文家见面。
四位中最年长的是李秉男女士，她是奉天女子中学校的校长，一位成功的教育工作者。她长得高大丰满，圆圆的面庞，一双很大很有神的眼睛，举止端庄，语声响亮，笑声爽朗。第二位是高琳顺女士，她年轻时一定很美，现在虽已过了中年，却风韵犹存。她衣着入时，化着淡装，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炯炯的目光从透明的镜片后面热情地望着我。她不仅是一位散文家，还是一位书法家和画家。她很高兴地告诉我：她的书法和绘画曾在中国的哈尔滨市展览过。第三位是柳惠子小姐，我称她为小姐，是因为她至今没有结婚，她是韩国著名的MBC电视台一个放送部门的部长，因此她自己和许世旭先生都戏称我们两人是“大同行”。柳惠子小姐五十岁出头，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在憨厚的笑容里透露出女学者的气质。那天她穿着一件黑丝绒晚礼服，领口开得很低，颈项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看得出她是在精心修饰了自己之后，才来参加这次聚会的。第四位是边海明小姐，也是一位小姐，也是一位中学校长，她的学校叫做富一中学校，校址在仁川。如果开着汽车来，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左右才能到汉城。她为了与她的同胞老友和我这个外国人欢聚，当天下午特地赶来，这种情意实在令人感动。
这间雅座里，摆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我们六个人分成两边，三对三地坐在桌子旁边。因为这张桌子是韩国传统式的矮腿炕桌，所以我们也就传统式地席地而坐了。我在韩国已经住了一年半之久，这种席地而坐式的聚会方式已经习惯了。此时是冬天，埋在地面下的暖气片，不时散发出缕缕的暖意，让人觉得很舒适；餐桌下面的煤气灶盘里，炉火烧得正旺，桌面中间的火锅里，也就随着冒出了香喷喷的热气。
我们围坐在这样一种暖烘烘的气氛中，谈文学，谈两国妇女在各自国家中的处境和地位，谈彼此的家庭和生活。最辛苦的要算许先生了，他要两边做翻译，因为我和她们四位彼此语言不通。
我知道她们四位都有自己的作品，高琳顺女士曾经送给林非一本她的散文集《这么一点儿幸福》。而李秉男女士的散文集《寂寞夜》和《刻在石上的名字》，柳惠子小姐的散文集《岁月的侧影》和《妈妈的声响》，边海明小姐的散文集《点燃了孤独的灵魂》和《向日葵》，我也是早就闻名的。她们都是职业妇女，除了高琳顺女士有个幸福的家庭外，李秉男女士已寡居多年，而柳惠子和边海明两位则是一直不曾出嫁的小姐。我和她们四位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但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职业妇女，她们内心的欢乐、愁苦、孤独、奋斗，种种细腻而独特的感受，我是一定能够理解的。
临别时，高琳顺女士把她书写的一个条幅送给我做纪念，那上面有韩文的与中文的两种书法，字体娟秀又很有功力，她用中文书写的“谨贺新年”四个大字和“高琳顺”的签名，实在比我这个中国人的书法好得多。
在“欢迎你再来韩国”、“欢迎各位到北京来”的频频告别声里，我们分别坐上了各自的汽车。而劳累了一天的许世旭教授，又开车载着边海明小姐和我，把我们送回各自的住处之后，才返回到自己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