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理念也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别的先不提及，仅就对“财产”或曰“钱”的态度上，已经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过去饱尝过贫困的中华大地上，很多人现在都把追逐金钱当做人生奋斗的目标。在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时，也把能挣多少钱放在衡量标准的第一位。有的媒体，经常介绍美国“福布斯”富人榜，还给中国的富人排名次。有的名牌大学，为新生组织的成功人士讲座，首先强调的是此人年薪多少多少。在这种价值观的导引之下，滋生出一批“哈富族”来，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哈富族”崇尚金钱的价值取向，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不少青少年。在聚集着富家子弟的小学和中学里，比穿名牌衣鞋，拿名牌手机，已经成为“过去式”。现在，有的“富人”家的孩子，或者有的并不太富的孩子，竟然公开“比阔”，比谁的父母官大、钱多，比谁家住的房子好，比谁家开的是“香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种现象，甚至已经出现在了一向以“知识”和“品德”为追求目标的百年名校里，以致于有的虽然经济宽裕但却仍然坚持操守的家长，不敢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害怕这种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影响自己的孩子。我的这位朋友就是如此。
如今，在大学校园里，仍然依仗家长或者依靠国家供养的莘莘学子中，也有人开始崇拜金钱了。他们以富为荣，以穷为耻，这种现象催人思考。当然，马加爵是个心胸狭窄、暴戾残忍的人，他杀死了自己的同窗，触犯了刑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惩。然而，再往深处想一想，为什么都是同窗、“朋友”，本人也并不富裕，却要嘲笑另一个好友的“穷”呢？他出生在偏远的农村，生来就是穷的，这是他的宿命，他完全可以通过努力奋斗，逐步改善自己的命运，友好者应该鼓励他和关怀他，为什么却要冷漠地嘲笑他呢？“穷”与人的品格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不应该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仿佛是追逐金钱的孪生兄弟，有些刚刚富裕起来的人，同时开始追逐“贵族”身份了。住房要在什么什么贵族小区，孩子要上所谓的贵族学校。北京郊区一条偏僻小街上的饭铺，竟然起名叫做“五人贵族”，我看到后，不禁哑然失笑。这种“贵族情结”，或曰对“贵族”二字的崇拜与向往，正是国民性中“奴性”的反映，这是鲁迅先生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指出过的。钦羡贵族的人，也许不知道卢梭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不知道人权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都不必在另一个人的面前屈膝，任何人都没有主宰别人命运的权利，大家都应该彼此互相尊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人”，无所谓“贵”“贱”之分。
前些日子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位作者给“贵族”二字所下的讽刺性定义，说：什么叫“贵族”？“贵族”就是那些上辈子是乞丐，或者自己的上半辈子是乞丐的人。这句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刻薄，但对某些“穷人乍富”的爆发户心理，也是入木三分的描绘。
两百多年前，法国的1789年大革命，就已经把皇室连同贵族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我国，推翻了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也已经成功了将近一百年。九十几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宗师们，就高高地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可是，今天，有的人仍然把“贵族”二字当做自己追逐的对象。这种现象不仅我国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一位常住发达国家的中国青年学者曾经撰文指出，同样是女性，同样是“名人”，逝世的时间也相近，媒体对她们的关注程度却大不相同——对把一生都贡献给了穷苦大众的特丽莎修女兴趣不大，虽然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对享尽了荣华富贵的戴安娜王妃却兴致盎然，连篇累牍地报道仍嫌不够，总想借题发挥。
（三）
当然，在我国，在世界上，都生活着一些令我钦佩的人。
他们（或她们）耐得住寂寞。社会生活中的浮躁氛围影响不了他们，动摇不了他们。他们一心一意地埋头书中，钻研着自己热爱的专业。心态平和、轻松、坦然，远离市井的喧嚣，与一切负面的东西不搭界，过着平静而充实的日子。对物质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吃得饱，穿得暖，有间房子住，就很知足了。
我很喜欢“宏志班”的孩子，虽然我与他们素不相识。他们的家境都很贫寒，可是他们个个有志气，自尊自强。我更敬重他们的老师和学校，把培养这样的学生当做自己的责任。艰苦的生活环境可以锻炼出坚强的意志，若干年后，他们就是社会的栋粱，你能够因为他们现在的“穷”，就浅薄地讥笑他们吗？
其实，很多杰出的人物，都曾经是个苦孩子。
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萧乾先生，就有一个贫困的童年，他是遗腹子，母亲做过女佣，常常寄人篱下，他从不回避这段经历，相反，他在自己的散文和小说里，还经常叙述与描写过去的“穷”和“苦”。
鲁迅先生在少年时代也曾经饱尝过苦楚与苦闷的滋味，他的那句名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真是对社会的透视。
俄国作家高尔基，也是一个苦到家了的人，如果他本人不在自己的自传三部曲中如此这般地写出他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窘迫和痛苦，外国读者如我等，又怎么会知道他呢？
然而这些有过苦难历史的人物，又个个具有慈悲的心肠，他们对穷人，对青年，都表现出了真诚的爱心。
有时我还会想起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他是封建制度下的世袭伯爵，可是在他的作品里，贵族们大都虚伪无耻，而农奴和穷人们却个个纯朴善良。这位真正的贵族，在他晚年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的“伯爵”头衔。我曾经拜谒过他宣布放弃头衔的故居，那是位于距莫斯科市中心不远处的一所房子，那所房子所在的街，今天就叫托尔斯泰街，他在这里完成了长篇小说《复活》。他的行为，令千千万万个读者敬仰，但是那些梦寐以求钻入“贵族”营垒的人，能够理解他吗？
（四）
每一个国家，都是它的人民大众的国家。地球，是全人类的共有家园。古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说过：“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让所有的人都富裕，才是高尚的人追求的目标。
我从媒体上看到不少案例，有些在过去拼命地追求权力的人，现在转而追求金钱了。权钱交易，钱权互动。他们学着因为腐败而倒了台的历史上的贪官，把人民大众的血汗钱据为己有，吃喝嫖赌，有的甚至把赃款转出国门，让子女成为寄生虫。
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经传诵了千余年。“智取生辰纲”的《水浒》好汉们吟咏的“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甚至唱到了今天的电视屏幕上。方志敏烈士，为了穷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民族魂”鲁迅先生，决不屈从于权势者和“钱”势者，而对待青年人和贫穷的人，却慈祥如父。
中外古今的许多人道主义作家，都悲天悯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过贫苦大众的生活惨状。
富裕起来的人，应该帮助穷人和无助的人。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这位哈佛大学的辍学生，用科学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常常拿出大笔资金，资助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项目，他还成立了一个专门救助非洲穷人的基金会，请他的律师父亲担任这个基金会的主席，为此，这位年逾古稀的主席，不得不时常坐着飞机跨越美洲和非洲。比尔·盖茨本人没有花天酒地，没有“包二奶”，没有去赌场狂赌，而是把相当大的一笔财产拿了出来，回报世界。他的这种行为，说明了他有仁慈与高尚的品格，但是同时也说明了他的聪明与智慧。因为他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有大部分原因是法律促成的。美国是个法制国家，它的法律多如牛毛。只谈有关税收的，在美国，收入愈多，纳税的比例愈高；收入少的，年薪在多少美元以下的，就不用交税。在个人所得税的项目中，收税最高的，要数遗产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遗产税要收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对偷税漏税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要么让你破产，要么让你坐牢。因此，没有什么人敢于和税务部门捉迷藏。每一个人，包括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只要有收入，都很自觉地乖乖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去交纳税款，不敢耍滑头。善于敛财的富翁们都很精明，他把应该交税的大量金钱捐献出来（捐款至一定数量就可免税），既可以不再纳税，又可以赢得“慈善家”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
也是从媒体上得知，我国“大款”们偷税漏税行为严重。他们也非常害怕上“富人榜”，因为有人的致富原因非常可疑。还有一发了财，就沾染上恶习的。老百姓里不是早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吗：“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用法律约束富人的行为，缩小贫富的差距，这应该是我国向发达国家借鉴的重要一条吧？
什么是幸福？幸福的含义是什么？叔本华说：“寓于健康身体内的健全的精神，乃是幸福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我非常赞同他的话。
（原载《海燕·都市美文》2005年5月号。被收入《2005年中国散文年选》一书，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丁克”家庭及其他
第一次听见“丁克”这个词，是从儿子口中得知的。那还是几年前，他是大学英语系里一名研究生的时候，在一次普普通通的家庭闲谈里，他向我们介绍了发达国家一些年轻夫妇的“丁克”式家庭，不生孩子，只有夫妻二人，既有家庭的温馨，又保持了“单身贵族”的潇洒。
近几年来，这样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地被我国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夫妇所认同。最近从《羊城晚报》上看到一条篇幅很短的消息，说是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去年我国的丁克夫妇总数已经突破了一百万对。
由于我国的人口太多，而造成的许许多多的困难，已是有识之士人人共知的事实。假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尊重马寅初先生的科学预见，我国的人口也不会在四十几年里暴涨三倍。人口问题不像别的，多了可以减少，人生出来了就要生存，而且还要繁衍后代。一个人在人口问题上犯的无法挽回的错误，需要由全体国民沉重地背下去。
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非常敏感，而且注重生活质量。他们深知在大城市里养大一个孩子，该有多么艰难。收入有限，而物价上涨，从怀孕之后的产前检查开始，就有经济负担；之后是孩子的出生、喂养；再以后是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大学……一系列的费用开销，还有房子问题，这是大城市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我的一个年轻朋友，她即将临盆，可是夫妇俩只有一间没有卫生设备的八平方米小屋，在什么地方养育孩子，就成了不好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我们在年轻时都碰见过，不过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遇到的困难太多，反而不以为意了。然而我们不愿意看到下一代知识分子仍像我们年轻时那样吃苦，既然祖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腾飞，就希望他们的生活质量比我们年轻时高些。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些问题，又没有能力解决，于是他们干脆选择“丁克”式的生活方式，以免再去面对那些困难。
但是许多优秀的青年男女选择“丁克”式，也让我觉得可惜。在我的学生和青年朋友中间，就有几对丁克夫妇，他们聪明、美丽，具有很好的遗传基因，可是他们坚决不生孩子，结果这些基因无法流传下去。
而在“都市里的村庄”，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在那些流动人口群居的地方，你会发现远离了农村家乡的无户口居民，有些正在接二连三地超生。有一次在黄金时间的电视节目里，看见记者到西南边陲的贫困地区采访，一个三十五的文盲妇女竟然已经生出了五个孩子，而负责管理计划生育的部门根本无人过问此事。
对比之下，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拒绝生孩子，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却在拼命地生孩子，如此下去，久而久之，我国的人口素质会不会下降？这恐怕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真希望政府的有关部门好好地管理流动人口，也希望制定出更详细的人口政策与奖罚条例。
1995年春于北京
（原载《羊城晚报》1995年8月16日）
鹿回头夕照
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画家，好去精心挑选出最迷人的彩色，运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最高明的技巧，来细腻地临摹鹿回头的晚景；或者恳请比米勒、列维坦还要高明的中国油画大师，让他把鹿回头的傍晚留在画布上。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高明的摄影师，好能选择质量最好的摄影机与彩色胶片，耐心地坐在鹿回头的沙滩上，等待着夕照的到来，然后把它摄入镜头，让这迷人的晚景在摄影机里得到永生；或者请来比好莱坞的黄宗霑更有才华的中国摄影大师，我会自愿地为他扛起机器，请他来到这天涯海角，摄取终生难忘的镜头。
可惜，我只有一双眼睛和一支钢笔。
我常想：在彩色电影和电视如此普及的今天，用一只秃笔来描写风景，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当我在漓江泛舟，在湖光岩的山路上漫步，坐着面包车在海南岛的丛林中穿梭而过的时候，南国风光特有的秀丽与千姿百态虽然也曾令我心荡神怡，但是我却没有拿起笔来。
然而，这鹿回头的晚景，是怎样强烈地震动了我的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