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擦身而过
——纪念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
欢迎解放军
1949年的元月下旬，又有同学敲门。这次是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要我们每人做一面小旗子，于31日几点钟（事隔60年，几点钟已经忘了）去平安里路口集合（当时的平安里是一个丁字路口，西侧没有马路，与今天的平安大道大不相同），欢迎解放军，他们的部队那天要从西直门进城。
31日那天，我准时来到了平安里，手里举着姑母为我做的旗子，站在马路牙子上，等着看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解放军。马路两边已经站满了举着旗子的人，除了我和同学外，大部分是成年人。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吧，听见有人喊：“来了！来了！”
不一会儿，就看见一队身穿黄色棉军装，肩膀上扛着枪的军人走过来了。他们踏着整齐的步伐，齐声高唱一首歌。这首歌是我过去不曾听到过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家的亲戚中，有一位神秘人物。从我幼年刚刚学会“听话”的时候起，祖母和姑母就常常谈到他。她们说起他时，声音总是压得很低，愈是如此，我愈是牢牢地记住了他的名字。虽然我懂事以后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我已经弄明白了他是我的二舅舅。他投笔从戎时，我刚刚出生，是襁褓中的婴儿。
他本是北平一所名牌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毅然离开故乡北平，绕过日军的封锁线，去找抗日军队。他的目的地可能是延安，也可能是重庆，结果他走到了延安。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老北平，“八路军”是一个犯忌讳的名词，所以，自从他走后，我们就没有了他的音讯。然而，做为一个孩子，在听了祖母与姑母断断续续的谈论后，我心里滋生出了对他的敬意。
在我举着旗子欢迎解放军的时候，心中怀着朦胧的期待：也许我的舅舅会突然出现。
轻轻的敲门声
童年记忆中，有一次特别的敲门声，印象深刻，它与我的舅舅有关。
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后不久，忽然传来了敲门声。那敲门声很轻。
我家的老家人李永生已经离开北平回故乡，所以祖母亲自去开门。我是小姑娘，开门的事是不让我做的。姑母是大姑娘，开门的事也不让她做。
祖母问：“谁呀？”
门外一个有点儿耳熟的声音答道：“是我，老太太。”
听到这声回答，祖母便把右边门扇上方的搭钩打开，那是一个约有六寸见方的窗口。她从这个小窗口向外一望，看见是认识的人，这才拨开了大门上的粗木门栓，把门打开，放来人进门。
来人进来后，立即返身把大门关上。也不往院子里走，也不进屋，而是弯下身子，把他的右裤腿往上面卷，再把袜带拉开，从袜子筒里掏出来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把它郑重地交给祖母，悄声地对祖母说：“这是我家二少爷带给府上大少爷的。”
我定睛一看，这不是我外祖父家的车夫老李吗？所谓“二少爷”者，不就是我的二舅舅吗？
“他现在在哪儿呀？”我不禁大声地发出疑问。
老李立刻用他那只厚实而有力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悄声地对我说：“姑娘，小声点。”大概是因为捂了我的嘴，他很不好意思地看了看祖母，然后向祖母告辞。
祖母对他说：“到屋里坐一会儿吧。喝点茶，歇歇脚之后再回去。”
老李说：“谢谢老太太。我是瞒着我们老爷和老太太出来送信的，这就得赶回去。”
祖母也不强留，看着他出门，走远，然后把大门关严拴紧。自始至终，那封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信，都被她老人家死死地捏在手心里。
进了屋门，祖母轻声地嘱咐我说：“别告诉任何人老李来过，也别告诉任何人老李送过信。这件事跟任何人都不能提起，因为如果外人知道了，咱们家就有危险。记住了？”我似懂非懂，但是祖母吩咐我的话，我一定照办。
舅舅回来了
话说回来。1949年的春天，寒假结束，六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学校正式复课了。一天，我刚上完第一节课，下课铃声还没有响完，炳林就站在教室门口，高声地喊我的名字。平时跑腿找人的事都由小炳林代劳，今天却是老头亲自出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我从位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朝他发问：“炳林，是叫我吗？什么事呀？”炳林很焦急地对我说：“有一个解放军的军官，腰里别着手枪，后头还跟着两个勤务兵，到了学校传达室，说是找你，下了学接你回家，还说是你的亲戚。我等了好一会儿了，等着小炳林打下课铃。你有这样的亲戚吗？”
我的脑袋里立刻有不少蒙太奇闪过，然后抬起头来回答炳林：“有。那一定是我舅舅。他在哪儿？”
“他在传达室里等你呢，来了好一阵子了。”
我马上三步并做两步地朝着传达室飞奔。
奔进传达室后，果然看见有一个个子很高、身材魁伟的军人。他有一张清癯的面孔，细眉细目，看上去很慈祥，一点儿也不威严。他穿着一套黄色的棉布军装，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棉布军帽，跟我几天前去欢迎的解放军士兵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腰带上别着一只手枪，身后还站着两个很年轻的战士。一看见我走进传达室，这位中年军官就笑眯眯地迎了上来，用他的一双大手拉住我的手，很亲热地叫了一声我的乳名。然后说：“你长得真像你爸爸！”舅舅与父亲青年时代是挚友，他悄悄离开北平时的盘缠，还是爸爸送给他的。
我也脱口而出地叫道：“舅舅！”
他又惊又喜地问我：“你怎么会认得我？”
“我当然认得您。我奶奶，我爸爸，我姑姑，常常说起您。我的亲人里头，只有您一个人是解放军。所以，我一看见您，就知道是我舅舅。”
听了这话他很高兴。他让我请了假，就拉着我的手，带着两个警卫员，坐上了停在学校门口的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吉普车），说：“舅舅接你到军区招待所里看看去！”
老西单商场的南侧，有一条胡同，靠近胡同西口，有一个大华饭店（地理位置就是今天的西单购物中心，大华饭店早已被拆除），这座大华饭店是当年解放军刚进城时的华北军区招待所。
舅舅住的房间很朴素，陈设简单：一张单人木床，一张写字台，一把软椅，一张用餐的方桌，方桌旁边摆着两把木椅。他在写字台旁边的软椅上坐下，请我坐在方桌旁的木椅上，开始和我说家常。我们谈了很久。之后，他就沉默了。良久，他向门外高声叫道：“勤务员，去食堂打饭，要点好菜，我要请我外甥女儿吃饭。”饭后，他把我送回了家。
与舅舅见面的前后，我家的院子里住进来了二十几位女兵。因为我的家中只住着三个女人：祖母、曾外祖母两位老人和我这个小女孩，所以派驻在我家的士兵皆为女性。她们也都穿着黄色的棉军装，整天嘻嘻哈哈，唱唱跳跳，她们告诉祖母说，是宣传队的。她们的队长说一口南方话，面带微笑，管祖母叫“大娘”，管我叫“小鬼”，还经常要帮我们打扫院子，祖母也总是客气地拒绝。住了大约一个月，她们说房子“派”下来了，就向我们告辞。这一切，都使我觉得特别新鲜。
写于2009年春节后
（原载《北京晚报》2009年4月13日）
我参加了开国大典
今年春节后，我应《北京晚报》编辑之约，写了一篇纪念北平和平解放60年的文章，此文发表在4月13日的《北京晚报》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一位编导看到了那篇拙文，便带着她的节目组来我家录像，让我给孩子们讲讲当时的故事，他们制作成了上下两集节目，于几天后播出。之后不久，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位编导也在网上看见了那篇拙文，他也带着一个节目组来我家录像。这两个节目组的主持人，在让我讲述1948年至1949年初老北平的情景时，都让我谈谈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情况。他们不约而同地问了相同的问题：您能够亲身参加开国大典，是不是觉得很幸运？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
60年前，1949年的秋天，我还是一个未满12周岁的少年，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师大实验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秋季，是北京最美的季节。10月1日那一天，天高云淡，晴朗明媚。
我和同学们于午饭前接到通知，饭后要换上制服，到操场集合。制服是白衬衫蓝裤子，白袜子黑鞋。集合后，发给每人一盏红灯笼。这盏灯笼是用红纸和竹竿结扎成的，五角星形，灯笼里面插着一根小蜡烛，灯笼上面有一条长长的竹竿，用手提着它。
整顿好队伍，校长和老师就带着我们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旗队，由高中的一些师姐组成，她们都穿着浅蓝色的衬衫和白裤子，每个人的手里都举着一面红旗。我们最小，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我们后面还有殿后的年轻老师们。从西单大木仓胡同的校园，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一会儿就到了。我校的队伍到得较早，校长命令所有人员，原地坐下。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与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大不一样。没有人民大会堂，也没有历史博物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中间的广场上，仅是一片黄色的土地，东西两边都围着高高的红墙，围墙的样子跟故宫的围墙很像。在天安门城楼的两侧，东西长安街交汇处的东西两边，还各有一座“三座门”，三座门其实就是一个有三个门洞的牌楼，东边的三座门位于太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前面，西边的三座门位于中山公园南门的前面。那时候的北京城方圆很小，现在的二环路以内是城里，二环路以外就是郊区了。所以，当时的东西长安街也都很短，东至东单牌楼。西至西单牌楼。东单是个丁字路口，再往东去就是小胡同，或者郊外的农田；西单也是一个丁字路口，再往西去，就是条条小胡同，到了复兴门外，也是郊外的农田了。与今日的长安街延长线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话说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的下午，我们坐在天安门广场的黄土地上，静静地等待着。渐渐地，就见广场上和马路上的人群愈聚愈多。当长安街的马路上和我们所在的广场上，都被队伍站满了以后，校长命令我们：全体起立。每个人的裤子上都粘着黄土，但是没有一个人拍拂，大家都安静地站着。
一会儿，耳边就传来了“嘭”、“嘭”的礼炮声。接着，扩音器里就传来了讲话声。讲话声是从天安门上面传出来的，天安门位于长安街的北侧，我们站在长安街南侧的广场上，我和同班同学的位置又在校队的最南端，20世纪40年代末的扩音设备与今天的技术无法同日而语，所以，谁在讲话，讲的什么话，当时并没有听清楚。准确的消息，是从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中得知的。我们每天上早自习时，都要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上晚自习时，要阅读当天的报纸。那时候的媒体很少，我国尚无电视台，不像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广播电台才是我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等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仪式进行完毕，天色已经渐渐地黑下来了。我们立刻点燃了灯笼里的小蜡烛，开始列队游行。无数的红灯笼组成了闪亮流动的红光，煞是好看。当我从围墙里的土场，走到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时候，我拼命地踮着脚，向上面望去，想用视力2.0的双眼，看清楚城楼上的人。可是因为城楼太高了，我太小了，而那时的照明条件也无法与现在的相提并论，游行队伍又不准原地踏步，尽管我用力地把脖子向右边和后边扭动，也只能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我只好把手中的红灯笼高高地举起，跟着学校的队伍，从天安门城楼下，走回到了位于辟才胡同的女生集体宿舍。
从这一天开始往后，每一年的“十一”国庆日和“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都要参加庆祝游行活动。每次都是凌晨起床，吃过早点，整队出发，步行着，从西单附近的校园绕道北面抵达东单，等待。轮到学生队伍时，从东单向西走，到了东边的三座门就开始走正步，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向右行注目礼，过了西边的三座门后改成普通步伐，回校。上了高中后，我的身高已经长到了一米六五，与同样身高的同窗们一起，多次被选入最前面的国旗护旗队，手捧鲜花，走过天安门。
我是一个老北京的孩子，又于1949年的夏天考上了北京市内最著名的也是最古老的女子中学，有机会亲身参加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运吧。我就如此地回答了那两位主持人的提问。
2009年8月于北京
（原载《海燕都市美文》2009年10月国庆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