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舅舅真是神奇。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爸爸了，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他的一切都由继母掌控着。怎么舅舅刚一回到北京，就能找到他呢？
舅舅看见我正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就又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好像很艰难地，轻声地问我说：
“你巧姑姑好吗？”
我说：“巧姑姑好。”
他又犹豫了好一会儿，继续问我说：“你的姑父是做什么的？他对你巧姑姑好吗？”
我说：“他现在是教书的。我不知道他对巧姑姑好不好。”
舅舅探究地望着我，没有再问什么。可是我却脱口而出：“巧姑姑不是喜欢您吗？她怎么跟姑父结婚了呢？”
我的困惑其实也正是舅舅的困惑。我不懂得姑母的婚姻，因为我是小孩子；舅舅不懂得姑母的婚姻，因为他远在沙场。
他也问到了我的功课，我的学校。可是我觉得，他谈论我时，总有点儿心不在焉；而谈论巧姑时，却神情专注，一往情深。
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突然向门外高声叫道：“勤务员，去食堂打饭，要点儿好菜，我要请我外甥女儿吃饭。”
在舅舅的房间里吃完了晚饭，他就把我送回了家。在我家的大门口，他把我抱下车来，轻声地对我说：“过几天我再来接你。”说完，就钻回了吉普车。
我喊：“舅舅，进来坐坐吧。”这个大门，不是过去他非常熟悉的地方吗？
他说：“不进去了！”然后就在警卫员的簇拥之下，绝尘而去。
（八）
之后，我一直等着舅舅“再来接”我。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大约在距离第一次去招待所的一个月以后，我忽然收到了舅舅写给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你收到这封信时，舅舅已经出发了。奉上级命令，到祖国的大西北整编投诚军队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许不再回到北京，而到其他地方工作了。舅舅希望你好好学习，思想进步，做个先进分子。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
我本想再次跑到大华饭店去找他，但是他说“已经出发了”。我无法给他回信，因为他没有留下通信地址。唯一的办法是耐心地等待他的下次来信。然而从此就没有了下文。
我一直思念着他。他没有成为我的姑父，是我觉得特别遗憾的一件事。
直到我中年以后，我才从小姨母的口中得知，姑母的出嫁伤透了舅舅的心。他从此就告别了北京，这里虽然是他的故乡，却也是令他断肠的地方。他不愿意再回来，也不愿意再看见与巧姑姑有关系的人。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那样一种社会氛围里，时时处处强调“革命精神”、“阶级斗争”等等，舅舅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就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他终生未娶，始终独身。
青春年代是憧憬爱情的时期，也是最喜欢读爱情小说的时候。在当大学生的岁月里，我读过了中外古今林林总总的多种大部头小说，几乎所有的小说里都描写爱情。在这些数不胜数的爱情小说里，最让我难忘的，却是一本薄薄的，只能称之为中篇小说的小说，它就是德国作家施托姆的《茵梦湖》。我也知道，这部小说曾经醉倒过20世纪初的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书中的男主人公直到老年，仍然面对着青年时代的恋人画像，深情地叫着：“伊利莎白！”虽然那位伊利莎白已经遵从家长的命令远嫁别人。老人对纯洁爱情的执著与珍惜，令我大为感动。我曾经痴迷地想：世界上真有这样的男人吗？只因为所爱的人离开了自己，就终身不结婚？那大概只不过是虚构的情节而已。可是看到了我舅舅忠实的爱情观，我得到了答案。
后来我也清楚了，正是因为我的生母反叛包办婚姻，把我抛给了祖母，去到了十分遥远的地方，因此祖母断定，姑母不能再与外祖母家联姻，于是做主，让她嫁给了一个追求她的人。不善反抗的姑母也曾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她曾想：只身离开北平去寻找心上人；但是我的庸俗而恶毒的继母威胁她，说是只要姑母敢于离开北平，就告发她“私通八路”，这可是会祸及全家和“株连九族”的事。善良的姑母不愿意因为自己，连累母亲和高龄的外祖母（她老人家住在我们家里），以及未成年的我，而未能成行。姑母为此牺牲了后半生的幸福。她当然不会向我这个小孩子倾诉内心的痛苦，但是我看见她常常暗自流泪。她去世前不久，还向我打听是否有舅舅的消息。
（九）
当今天，有人宣称，没有肉欲就没有爱情的时候；当今天，我们常常从媒体的报道中得知，有的人动不动就上床，动不动就离异，动不动就对宣布分手的前情人或前妻、前夫施加暴力甚或是将其宰杀的时候，舅舅对待爱情的古典式态度，倒显得有点儿“另类”了。也许，恰恰是这种“传统”的爱情方式，能够令现在的少年、青年耳目一新，心向往之。因为舅舅一直把自己的爱情，守护在精神的层面上，心灵里，而不是如某些主张那样，直奔“性”的主题。
在我的心目中，舅舅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高尚的人，大写的人。他有真性情。他懂得什么叫做真爱。他爱自己的祖国，祖国危难时，他就挺身而出。他爱让他钟情的女孩子，不管发生了什么变故，他都在心里珍藏着这份爱。
他是真正的君子。
（原载《神剑》文艺双月刊2004年第6期）
缅怀齐越先生
自从齐越先生仙逝之后，我就一直想写篇文章纪念他。
他不仅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名人”，他还是一位正直、清廉、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仁慈长者。我非常敬佩他的人品。
我第一次看见过去“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齐越先生，是1959年的春天，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现广电总局）的一间大会议室里。那时候的齐先生正值中年，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留给我的强烈印象是严肃。后来，在同一年的8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再后来，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结束了在河南淮阳“五七”干校的劳动改造，又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缘于此，我有机会多次见到他。
1975年，性格耿直的齐越先生因为坚决抵制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被当时的掌权者调出了敏感的播音组，调到了刚刚恢复不久的北京广播学院，可是因为他的名气实在太大了，调动的公开理由是支持播音专业办学。众所周知，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的文科，只有一个新闻系和一个外语系，这样，身在播音专业的齐越先生，就与我成了同一个系里的同事。办公室都在5号楼的同一层走廊里，又经常在同一间房子里开会，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多了起来。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当时由《诗刊》社出面，组织了大型的诗歌朗诵与歌曲演唱会，先后在工人体育馆和全国政协礼堂演出了多天，作为对敬爱的周总理的纪念。事前，大会的组织者邀请齐越先生出演一个朗诵节目，我很荣幸地被聘请为齐越先生的女声搭档，与齐先生共同演出。因为这次大型演出活动，是“文革”结束后文艺界的第一次聚会，又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十年浩劫”期间被打成各种各样“分子”的文化界名人，都纷纷来到舞台上亮相。因此，这次活动就获得了名副其实的“轰动效应”，各方媒体纷纷进行报道。全部演出结束时，文化部部长茅盾先生，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并宴请了参加此次活动的全体人员。由新华社记者抓拍的，齐越先生和我在现场演出的照片，竟然在王府井和其他繁华地带，展览了整整一年。感谢齐越先生的夫人杨沙林女士，她从新华社图片部拿回了两张照片，齐越先生送给我一张，我至今珍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一向视尊敬的齐越先生为长辈。这次演出，使我与齐先生有了比较多的接触机会，也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非常敬业。他是我国最著名的男声播音员，有多年的朗诵经验。可是，当他面对着大会组织者交给我们的朗诵稿时，却像一名新手那样认真准备——反复读稿子，反复用笔断句、画轻音重音，反复默念，反复体会稿件的精神，还与我这个敬他为师长的人反复地进行讨论和切磋。我知道他对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周总理生前，在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视察工作时，曾经专门看望过他。所以，当他和我排练节目时，我常常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诗歌朗诵会”上，肖凤与齐越先生一起朗诵。
1977年1月，北京工人体育馆
齐越先生对晚辈慈祥而厚道。当时的演出，有时在下午，有时在晚上。那时的演员，没有专车接送，需要自己坐着公共汽车前去报到；也不提供工作餐，一切生活问题，都由参加演出的人员自己解决。为了准时抵达现场，齐先生决定，每天我们都一起出发。而每次我到齐先生府上向他报到时，他都会关切地询问我，吃饭了没有。有一天是晚上演出，而那一天我比较忙，齐先生询问我时，我如实汇报，他立刻请他们家的阿姨，给我煮了一碗肉丝面。这样的生活细节，令我难忘，更令我体会出，在齐先生严肃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颗很人性化的心。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半期，在评定职称的程序里，我又有机会和齐越先生共事。当时，由北京广播学院院方确定的，中国语言文学学术评审组成员里，既有齐越先生，也有我，还有另外的三位教授。我们认真地工作，兢兢业业，把多位申报职称的教师材料上报校方。大家都是无偿劳动，加班加点，工作得既和谐又愉快。齐先生是组内最年长的人，他从来不摆名人架子，大家都很尊敬他，也很喜欢他。他又非常正直。有一次，在报给我们的材料里，发现了一件不公平的事，某系（那时已把大系分成小系）把矛盾上推给我们，当事人也找到学术组来申诉。齐先生在了解了详细情况之后，坚决主张公正处理，责任不上交也不下推。他处理问题的态度，让我对他充满了敬意。他对我说：“我最不能容忍不公正。”这句话，的确是他性格的写照。
齐越先生的学问和涵养都很深厚，他见多识广。从1980年起，我的几本文学传记开始在数家刊物上连载，我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肖凤”，这是从我的本名简化而来的，借用李商隐诗句“雏凤清于老凤声”之寓意。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吸收我入会时，我注册的就是这个笔名。此前，我征求了几位我尊敬的长者的意见，其中包括齐越先生。齐先生看后说：“行，很好。”笔名和艺名的事，他见得多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里，不少著名播音员用的都是艺名，比如，夏青本姓“耿”，林田本姓“翁”，王欢本姓“单”，等等。有了我所尊敬的长者和读者朋友们的认可，我对自己的笔名就更有信心了。
齐越先生作风简朴，严于律己。他是名人，又是老革命，学院负责人准备为他和同样是老革命的康荫先生（当时是新闻系的系主任，1937年从上海徒步到延安参加抗日）配备专车接送，他们两位都住在总局老302宿舍，年纪又都大了，理应如此。但是这个决定却遭到了齐先生和康先生的一致反对。他们坚持与大家一样，坐大班车，直至齐越先生去世。顺便说一句，康先生如今已90岁高龄，若来学校，仍坐大班车。
齐越先生伉俪一直居住在老302北院的一套两居室里，面积很小。加上他们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女，显得很挤，很局促。总局的领导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他们全家依然住在那套小房子里。齐先生是书生本色，内心很清高，在物质方面提要求，他难于启齿。其间，某届局长知道他的分量，又知晓了他的困难，做主分配给他一套大房子，地点在朗家园，紧靠着马路的一座塔楼里。一次在班车上，他指着那座临街的楼房对我说：“这么吵的房子怎么住呢。我只能谢谢他们的好意了。”之后，总局的宿舍盖了一批又一批，许多人的居住条件先后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可是直到齐越先生逝世，他们一家仍然住在那套两居室的小房子里。
齐越先生来到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为播音专业和北京广播学院树起了一面大旗，还为北京广播学院带来了一个“人大代表”的名额。20年左右，他为国家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家喻户晓的敬一丹，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
齐越先生虽然仙逝了，我相信，北京广播学院的广大师生会纪念他。作为晚辈和同事，我也会永远地怀念他。
（原载《北京广播学院老教授协会纪念建院50周年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