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问到，自然规律是否存在时，伏尔泰回答：“毫无疑问，它是存在的；这就是利益和理性。”在更多的场合，伏尔泰将自然法归结为“自由”：“成为自由的人，在自己周围只有平等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的生活，自然的生活。”这里的自由包含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个人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劳动自由。劳动自由即“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付酬最高的人，因为劳动是那些没有财产的人的财产。”
爱尔维修则把自然法简明地定义为有关所有权的法律。这里的所有权包括许多方面：“我的人身、我的思想、我的生命、我的自由、我的财物。” 在他看来，所有权是社会得以生存的条件。一切文明的国家与社会都只有在所有权的基础上才可能确定。因为只有依靠所有权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和欲望，让养牛的人享有牛，耕地的人享有收获，从而保障人们的生命和自由，使社会得到发展。
另外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有类似的自然神观念。根据牛顿的学说，物质运动不可能从无中产生。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把物质推动起来的呢？卢梭认为，这不可能从自然界中找到答案，因此一定有某种推动物质运动的意志。并且，物质的运动通过一系列状态，呈现出某种规律性。这也无法从物质本身说明。同时，在卢梭看来，自由概念也不能从物质发展的因果链条上得到说明，所以“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是自由的，他作为自由的人，是受非物质的实体鼓励”。
这种非物质的实体导致了天赋的正义原则，这就是自然法。与伏尔泰不同，卢梭认为自然法的核心不是理性，而是情感。自爱和怜悯构成自然法的两个基本原理。自爱，把是否有利于自我保存作为检验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体现了18世纪启蒙学者个人主义的共同思想风貌；怜悯，即在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天然的憎恶，隐含着对封建专制制度残酷无情、毫无人性的愤怒。
不过，卢梭对启蒙学者们关于理性能推动社会进步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在他看来，纯真的感情比理性的教养更可贵，幸福得一无所知比严谨的科学更反映人的本性。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萨拜因所说，在卢梭那里：
理智是危险的，因为它毁掉虔诚；科学是破坏性的，因为它夺走信仰；理性是坏事，因为它标榜小心谨慎以反对道德的直觉。然而，要是没有虔诚，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的直觉，也就既不会有人格，也不会有社会。
因此，只有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自然法才能有完美的表现形式。这种说法引起了其他启蒙学者的大为不满，有人形容卢梭想回到四脚走路的时代。但卢梭的本意是，利用黄金的自然状态的概念，利用那个并不存在的人人平等时代来说明封建专制制度所带来的人与人不平等状态的荒谬性。
卢梭并不是向后看的思想家，他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从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的发展过程。而最后的平等社会中，私有财产是市民社会的真正基础，也是公民义务的真正保证。“在公民的各项权利之中，最神圣的莫过于财产权，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自由还重要，这也许是因为它与生命的维持密切相关……”
黑格尔在谈到18世纪法国哲学时，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法国哲学的成果，就在于它力求保持一种普遍的统一，但不是一种抽象的统一，而是一种具体的统一……他们把这个具体的东西称为自然。在自然之上虽然设定了神，但却是作为不可认识的东西……有一些关于具体统一的伟大的想法出现了，与各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理智规定相对立——这就是自然的丰富性。
他们以另一种形式实行了路德的改革。——这个具体的东西有多种形式：实践范围内的社会欲，理论范围内的自然律。这是一种在自身内亦即在人的精神中、内心中找出可靠的指针的绝对欲望。当人的精神在自身中的时候，至少当它自由地在自己的世界中的时候，它是迫切需要得到这样一个牢固的据点的。
这个具体的东西在孟德斯鸠那里是“一般性的法律”，在伏尔泰那里是自由，在爱尔维修那里是利益，在卢梭那里则是情感。他们把这些世俗的东西转化为实际上帝，并将这些东西与宗教神权的人为秩序对立。而且，既然这些东西是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要素，于是他们就以这些东西为前提，力图在理论上实现具体的统一，即构建与启示神学相对的自然神理论体系。在经济思想史上，这种自然神理论体系的典范就是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
二、魁奈的自然秩序
1750年前后，在法国贵族夫人们举行的化装舞会上，第一次出现了谷物女神的形象。陶醉于诗歌、喜剧、悲剧、歌剧、小说、浪漫史和有关风雅、时尚辩论中的法国，终于开始讨论小麦问题了。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著名农学家帕基蒂埃种植土豆的试验也成为热烈争论的话题，大家只顾着讨论小麦和黑麦和其他农产品，甚至忘记了心爱的葡萄酒。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环境的变化，18世纪的法国与前两个世纪有很大的不同。在16世纪至17世纪，法国人要解决的主要历史课题是从教皇手里获得民族独立，是利用重商主义政策与其他国家竞争，赢得民族尊严。因此，当时的专制政权用包税制度和国债制度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发展；用奖励出口和统一货币的政策，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用打击和抑制地方贵族的政策使新兴的法国资产阶级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那时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站在一条战壕里。
到了18世纪，这一切几乎都变了。战争和奢侈使专制君主越来越陷于财政危机，这种危机加剧了政府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横征暴敛（原来相互对立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现在站到了一起，反对剧增的税收和各种名目的收费），落后的工业法规、行会制度与政府的特权销售联系在一起，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严重桎梏，而包税制与官职买卖相结合，使原来统一的国内市场四分五裂。重商主义狰狞的一面越来越使人们感到害怕。
1714年，年幼的路易十五即位，当时法国已经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年，国家的年收入为1.1亿，而债务则多达20亿。1718年，摄政王腓力浦公爵聘请了一个叫约翰·罗的苏格兰人来主管法国的财政。罗认为，“国家的实力与财富，是由人口和国内外货物的储存量构成的。人口和货物储存量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20 但货币可以不是金银，可以是国库以土地作担保发行的纸币。在他看来，土地数量不会增减，价值可靠，以土地作担保的纸币发行越多，就越能推动生产和贸易的发展，从而增加就业，加速流通，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对法国王室来说，没有什么比直接利用自己掌管的国库获取财富更有吸引力的了。于是，王室很快批准了罗的计划，准许他开设了一家银行，其中3/4的资金来自国家贷款。1717年政府下令，缴纳国税时，金属货币与罗发行的纸币通用。1718年，罗的银行正式改为“王家银行”，即国家银行。1720年，罗正式被任命为财政总监，纸币与罗的信誉一起上升。
罗利用银行资本成立西方公司，并公开发行股票，由于有国家银行做后盾，股票价格扶摇直上，股票最初发行时的价格为500锂，3个月后涨到1.8万锂。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在巴黎坎康普瓦街一块长450步、宽6步的空地上，各个阶层的人前所未有地站在了一起。名门贵妇同车夫并肩闲聊，公爵和仆人进行交易，神父与小偷算账。由于没有桌子，一个叫邦巴里奥的小个子驼背人，将自己的驼背租给人们做书案获得收益。正是在那些日子里，出现了现在人们十分熟悉的、令人愉快的词汇——“百万富翁”。贵族们变卖地产，资产者变卖企业，贵妇们变卖了心爱的首饰，争先恐后地购买股票。股票结算时，人们只接受纸币而不接受金银。而王室却乘机用罗的公司股票赚来的钱，用纸币清偿债务。
但是，一个可怕的消息传了出来，罗的银行在只有5亿锂金银库存的条件下，竟发行了30亿锂纸币。狂热的人们一下子清醒了，他们蜂拥至罗的银行要求用纸币兑出金银，但银行很快宣布停止兑换。一场灾难降临了。西方公司的股票一落千丈，国家纸币也变得一文不值。这时，王室决定给罗最后一次恩惠，允许罗离开法国。1720年在一个寒冷的冬日，约翰·罗丢下妻子、女儿和兄弟，独自带了儿子，悄然前往布鲁塞尔，他们的财产被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一时间，法国究竟怎么了、法国的前途在哪里、财富究竟是什么等问题成为巴黎街头巷议的主要话题。这时，英国农业革命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经济灾难以及法国人特有的好奇心又引发了在约翰·罗的投机风潮中那些受到伤害并企图弥补损失的人们对农业的特别兴趣。于是，启蒙学派关于“自然神”的观念又开始在上流社会中传播，人们将美好的自然状态、朴实无华的乡村生活与在大地上辛勤耕作的农夫联系在一起，农业似乎成为和平、幸福、天赋权利和自然的象征。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对当时这种农业气氛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魁奈出生于巴黎近郊的一个从事律师工作的地主家庭。在一家13个子女中，他排行第八。13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为了生活，他当过雕版工，并在此期间旁听了医学院的课程。24岁时，他终于领得外科医生的执照。40岁时他成为当地最有名的医生。1736年，他出版《动物经济学》，这本书以自然秩序为基础，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1749年，他被任命为宫廷首席御医，1752年被赐封为贵族。在凡尔赛宫，他接触了大量法国政治经济状况的第一手材料，结识了许多启蒙学者与经济学家，从而在60岁前后转向较专门的经济学研究。并在1756年和1757年分别写成《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发表在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上，这两篇论文是重农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后来，他又先后发表了《赋税论》和《人口论》。
1758年，魁奈总结了他的经济思想，写成了著名的《经济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亲手摇动医生为他锻炼身体而置备的手摇印刷机，印出了这本著作的头几页校样。1767年，魁奈写成了一部很特殊的著作《中国的专制制度》，他把中国的制度理想化为自然秩序的典范。同年发表的另一本著作《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则表述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理解。
在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团体中，其他主要成员有：维多·米拉波（1715—1789），代表作是《人类之友》和《农村哲学》；麦多西埃·德·拉·利维埃（1720—1793），他的著作《政治社会和自然秩序与原理》与米拉波的《农村哲学》一起，被称为“重农主义的教科书”；杜邦·德·内穆尔是这个群体中最能干的人，他的主要著作是《魁奈医生的学说》；与杜邦一起主编重农主义刊物《公民每日记事》的博道神父，著有《经济学原理绪论》。他们可以说是统一在一个信条之下的宗教集团。在路易十五等人的关怀下，他们的思想在1750—1770年的法国上流社会风行一时。重农学派的思想家们和一些启蒙学者定期在凡尔赛宫魁奈的寓所——一个阁楼上的一间又低又暗的大房间中定期聚会，讨论农业与耕作，计算产值与净值。1766年春天，一个从英国来的中年学者也登上了魁奈的阁楼，他就是伟大的亚当·斯密。
作为医生，魁奈喜欢用纯天然的药物；作为经济学家，魁奈相信自然秩序。甚至“重农主义”这个词，在拉丁文和希腊文中，都可翻译为“自然的统治”。自然秩序的观念是重农主义的理论基础，杜邦干脆将重农主义定义为“自然秩序的科学”。
重农主义的思想家接受了启蒙学派的自然神及自然法理论，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中，魁奈指出：自然法可分为物理法和道德法；前者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中的一切物质现象的正常趋向；后者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中的一切道德行为的正常趋向。并且，他强调指出：
这些规律是造物主一成不变地制定的，以便于人们所必需的财富的不断再生产和分配；而人们结合在一起组成社会，服从于这些规律为他们确定的秩序。
这些不可动摇的规律，通过劳动和个人利益的正确结合，形成社会的道德体和政治体，教导人们以最大的成就来促进公共福利，并保证最有利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分配这些福利。
这些基本规律绝对不是人类创造的，但又是任何人类政权都必须服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