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启蒙思想
17世纪末，法国文化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的主题是古今文化谁优谁劣。争论的展开，逐步从文化艺术扩展到所有学术领域。丰特奈尔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起点，论证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性质。笛卡尔认为，客观世界是有规律有秩序的，人类只要采用适当的方法，借助人的理性不断扩展知识，人类一定有光辉的前途。丰特奈尔则进一步指出，由于人类追求知识并获取知识，就逐步形成了追求进步的天性。正因为这种天性是无限的，人类获取的知识也是无限的，人类的进步也必然是无限的。
历史进步观念得到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大力支持。1687年牛顿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本书对万有引力定律的描述给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以深刻的启迪。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不仅存在控制自然的一般法则，也存在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控制事物的一般规律。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都要受到理性的拷问。
法国启蒙学者的理性不是脱离感性经验的“真理王国”。正如卡西勒所说，启蒙学者首先解放的就是理性本身。
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所有这一切分解为最简单的成分，不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信念和见解分解为最终因素，它是绝不罢休的。分解之后就开始建设。理性不能在这一堆支离破碎的废墟前停步；它不得不从中建立起一座新的大厦，一个真正的整体。但既然理性创造了这一整体，并按自身的规则把各个部分装配到了一起，它就对自己的产物获得了完备的知识。
于是，理性一方面成为一柄锋利的解剖刀，另一方面又成为一套完善的脚手架。在分析时，理性批判一切流行观念，寻找现实世界最基本的真实元素；在综合时，理性从分析中得来的“终极组成因素”出发，自下而上地建设起完善的体系。重农学派的思想家们就是根据这种方法找到了“纯产品”这个基本元素，从而建立起反映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经济表》。从本质上看，他们所用的经济分析方法与牛顿的力学分析方法没有多大差别。
理性含义的转变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本质上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因此，它不能满足于把人驱赶到“我思故我在”的自身理性，它对要求丰富具体、充满欲望和激情的个人服从抽象的、社会内容贫乏的笛卡尔式的理性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在启蒙学者看来，理性应该服从充满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的主体的需要。
1748年，一本书的出版在法国引起了轰动，在短短的两年之内，竟连续印刷发行了22版，并很快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这就是孟德斯鸠（1689—1755）的《论法的精神》。在这本著作中，孟德斯鸠激烈地攻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认为人类历史从总体来说是逐渐进步的，并有规律可循。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中，他这样写道：“支配着全世界的并不是命运。这一点从罗马人身上可以看出来：当罗马人根据一种办法来治理的时候，他们一连串的事情都是成功的，可是当罗马人根据另一种办法来行动的时候，他们就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有一些一般的原因……一切偶发事件都是受制于这些原因的；如果偶然一次战败，这就是说一次特殊的原因摧毁了一个国家，那就必然还有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中灭亡。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这个一般的原因，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孟德斯鸠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有规律的上升过程。那么，这个规律的核心是什么呢？或者推动社会的基本动力是什么呢？孟德斯鸠认为，这既不是知识，也不是理性，而是利益，利益是地球上最大的君主。
由于利益，人们的“这种劳动热情和这种发财的狂热，从这一社会阶层发展到另一阶层，从手艺工匠直到大人先生。谁也不愿意比他刚刚看见的，紧接着排在他下面的那个人更穷。在巴黎你看见一个人，财产足够生活到裁判之日，还在不停的劳动，冒着缩短生命之险，在那里积累他所谓糊口之资。”
由于利益，一种贸易必然发展成另一种贸易；小型贸易发展成为中等贸易，中等规模的贸易发展为大规模的贸易；并随着形势的改变，可能本来赚钱少的贸易也就有机会多赚了。而且，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平。因为两个国家之间有了贸易，彼此就相互依存，利益带来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很重要的。
在《论法的精神》发表10年后，孟德斯鸠的这一重要论点在另一位著名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展开，这就是爱尔维修（1715—1771）的《论精神》。爱尔维修的哲学是从洛克的经验主义出发的，并直接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形成了一种与神学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理论。爱尔维修把利益看成社会生活中唯一的、普遍起作用的因素，利益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指出：
人并非性恶；他们只是受自己利益的支配。伦理学家的悲叹肯定不会改变决定人类本性的这一动机力量。应当抱怨的并非人心之不善，而是立法者之无知，他们经常把个人利益置于同普遍利益相对立的地位。
这些议论与当时法国在经济上的争论密切相关。自柯尔培尔以来，政府官员常常把国富等同于民富，对人民实行重税，以增加国库的收入，理由是要人民勤劳，就必须征重税。爱尔维修认为，唯有私人利益才能使人民勤劳，人民勤劳导致民富，民富使税赋增加，国家自然就富裕起来了。
爱尔维修的利益学说植根于他的唯物主义感觉论。他认为，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感性本原，自然而然规避不愉快的感觉，追求愉快的感觉。因此，趋乐避苦和自爱是人的本性。他写道：“自然从我们幼年起就铭刻在我们心里的唯一情感，是对我们自己的爱。这种以肉体的感受性为基础的爱，是人人共有的。”这里的自爱，就是指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爱尔维修如此显著地突出这种肉体本性，并宣称这是人的唯一情感，这与神学有关人的本性观点对立，他所证明的人追求世俗利益的正当性，这在当时是非常革命的观点。
爱尔维修认为，正是由于对物质利益的需求，人们联合起来向大自然作斗争，以谋取人类生存的物质资料。为了穿衣，为了养活自己和家属，总之为了享受与肉体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快乐，工匠和农夫才思想、想象和劳动。同样，为了生存和寻求食物，才迫使人们创造和改进劳动工具。他认为，正是饥饿使野蛮人学会了使用工具和渔网，当人口的繁殖超过了狩猎所能养家的限度后，人们迫于生活才开垦土地，从此就有了农业，正是农业需要大量生产工具，手工业才应运而生。
爱尔维修认为，人类的全部科学和文化发展的最终根源就在于自爱这种“肉体感受性”。至于国家、法律、所有权，这些以公民们的需要为基础的结合乃是肉体感受性的直接结果。于是，爱尔维修得出这样的结论：
利益在世界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巫师，他在一切生灵的眼前改变了一切事物的形式。
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还是在认识问题上，都是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利益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判断。
爱尔维修的论述将近代历史哲学大大推进了，从培根的知识推动历史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理性推动历史，再到爱尔维修的利益推动历史，历史进步的源泉完全世俗化了，世俗的利益取代了神的旨意，这就开启了思想史上功利主义之先河。而功利主义又构成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谓“经济人”观念的核心。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哲人们认为历史发展是循环的。在中世纪，虽然基督教承认历史是进步的，但是它为这种进步设定了一个神学的、上帝拯救世界的目标，并且根据这个目标，只有未来是光明的，而现实世界是人类堕落的丑恶世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第一次从现实出发，从人们的经济利益和需求出发，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描述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这充分体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各种封建桎梏，大力推动历史发展的英勇姿态。
历史进步的观念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本质上看，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归根到底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增长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在重商主义时期，历史循环论还支配着人们的思维，这种理论反映到经济学观念上，就是将世界的财富看做一个恒定的量。在国内，财富一人所得，是另一人所失。在国家关系中，财富一国所得，就是另一国所失。因此，贸易中的少买多卖就成为获取财富的根本手段。而根据历史进步观，财富的增长与历史的进步一样，同样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这就为科学地研究财富增长问题奠定了重要前提。
从中世纪到近代，作为西方文化核心支柱的上帝的含义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在基督教兴起之初，上帝的含义是希望；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上帝就是教会和各种清规戒律；到了宗教改革时期，上帝的主要含义是一种虔诚的信仰；而牛顿学说的发表，上帝又一次改变了形象。
牛顿感到在他的体系中无法排除上帝的存在，他这样问道：自然为何无处不具有目的性？我们所目睹的世界上的一切秩序和美又产生于何处？动物的躯体何以呈现出如此精妙的构造？它们的各种器官为何目的而生？眼睛难道不也是一种符合光学原理的精巧技艺的产物？牛顿认为这些问题本身就说明了宇宙间一定有一种非物质而有生命的最高智慧，那就是上帝。
牛顿的上帝其主要职责不是管理天上地下的一切，而是充当宇宙的伟大设计师，不是创造奇迹而是创设规律。在一封讨论“上帝与重力”的著名信件中，牛顿深信不移地指出：
行星现有的运动不能单单出于某一个自然原因，而是由一个全智的主宰的推动……要在差别如此巨大的各天体之间比较和协调所有这一切，可见这个原因绝不是盲目的和偶然的，而是非常精通力学和几何学的。
（关于地球的转轴倾斜）一定要把它看做一种设计，使地球有冬夏之分，以及使人在地球上一直到两极到处都可居住；至于太阳和行星的那些周日转动，它们既然几乎不可能出自任何纯粹的机械原因，那就只能由确定周年和周月运动完全一样的方法来加以确定，所以它们似乎完成了这宇宙系统中的一种和谐。这种和谐……与其说发生于偶然，不如说是选择的结果。
这样，牛顿就在心爱的科学和崇拜的上帝之间找到了平衡，上帝成为精通几何学和力学的宇宙设计师。并且当世界创立之后，它就完全独立于上帝，继续存在和运动。上帝在创世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仔细防御对自然律的破坏，上帝成为自然律的卫道士。同时，牛顿把路德以来的上帝信仰具体化，信仰上帝就是要信仰上帝的自然律，从自然中理解上帝创造世界的伟大。
牛顿的自然神论深深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又将古罗马的“自然法”理论与其相结合，并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伏尔泰虽在思想的主导方面，持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对天主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在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上帝的存在。许多现象人们不能予以解释，如星辰数量为什么这么大？每个行星包含的物质数量为什么这么多？地球为什么处在刚好能产生人类的位置上？伏尔泰认为这种现象说明：“在我们之外，一定有一个无限、永恒、宏大、全能、自由、智慧的实体。” 他把这个实体称为“最高实体”，是一个“理性创世主”。正是这个上帝创造了自然法——“那种使我们知道正义的本能”包含遵守约定、不损人利己、自由与平等、保护私人财产等。其中又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最重要。
孟德斯鸠对自然法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自然法在人类之初主要来源于天性，而人类过社会生活之始，纯粹的“天性法”逐步增加了“理性法”的成分。同时，他指出：“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这里他将上帝和人类社会区分开来，将启示真理与社会规律相对立。这种人类社会的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和平、生命、社会生活、自由和财产。这些原则来自人的本性，而理性只是这本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自然法之上就是上帝：
上帝创造宇宙时所依据的规律，就是他保养时所依据的规律。他依照这些规律行动，因为他了解这些规律。他了解这些规律，因为他曾制定了这些规律。他制定这些规律，因为这些规律和他的智慧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关系。
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指出，平时上帝并不行使支配的权利，而把这种权利给予他的受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