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啥，不算啥！”聂炎谦逊的说。他这次又没说出自己打死野母猪的奥秘，他知道照直说的话，又算不了啥本事，况且说出来也不雅……好在众人对他的话都深信不疑。摆在面前的那头死野猪，便是打猎英雄的最好证据呀！寨子里的人们几乎都公认了他是最勇敢的猎手。人们到处都在扬名他的事迹。过了一天，省报驻县城的吴记者，闻讯也风尘扑扑地到小山寨采访来了。吴记者找到了这位打死野猪的猎手，足足采访了三个多小时。回去之后便写了一条报道，几天后，省里的报纸便刊了出来。聂炎于是又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县里和乡里的广播也天天播送他的勇敢事迹，乡政府为此特意邀请他作了几场介绍打猎经验的报告。
在这一段日子里，聂炎心里是多快活啊！他觉得自己几乎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一次又一次打死凶兽，而且每次又打得那么巧，这不是幸运是什么呢！呵，真是天老爷的照顾！但愿这样的幸运永远光顾就好，聂炎默默祈祷着。
又一天晚上，聂炎从乡政府回到了寨里。黄村长闻讯，特地赶来对他道：“聂炎，你回来得正好！今晚村里组织几个人守野猪，你帮着去守卡吧！”聂炎欲要推辞又不好出口，去就去吧，说不定又会碰着什么好运呢？他这般想，便跟着去了。这次他带上火铳，手里又拿了那根铁梃杖，几个人来到一块红薯地里，聂炎按村长的布置，一动不动地卧在地头角边的一个大坑里。这坑上面铺着红薯掩蔽着。透过红薯藤叶，可以窥见整块地里的全景。
此时的天空，月儿正明朗的照着。红薯地里一片出奇的安静。
忽然，地头悉悉索索的响起了一阵噬咬红薯藤的声音。聂炎抬头望去，月光下，只见四五头黑忽忽的野猪聚在一起，正用嘴拱着红薯吃。
“啪！”有人打响了第一声火铳。
受惊的野猪唿啦一下，立即四散而逃。
一只野猪向着聂炎所在的地头一角飞奔而来，聂炎握住枪机，食指一勾，“嘭”的一声炸响，子弹却又没打中，野猪已经奔到了面前。聂炎于是只得站起，手里举起铁梃杖狠命向那野猪打去，野猪飞快一窜躲过了他这一棍。他再欲收回铁杖却已迟了。那发怒的野猪回过头来猛地向他胸前一拱，他一下被拱倒在几丈外的地上。接着，野猪再扑上来，伸出长长的獠牙又是几口乱咬，聂炎顿时啊呀惨叫着昏了过去。与此同时，有人上前打了一枪，那野猪随即也倒下了地。
天亮之后。
受了重伤的聂炎被几个猎人抬着回了寨子。同他一起抬回来的，还有那只咬他而被打死的野猪。这头野猪长得不大，是个才几十斤重的野公猪。寨里人为此都感到很惊异：聂炎既然用铁梃杖曾打死过那么大的野母猪，今日为何遇见头小野公猪，反而被咬成这个样呢？大家似乎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聂炎的妻子桂琴也悲痛伤心的跟在聂炎身上问道：“你……你是怎么搞的呀？前几次打那么多大野兽都没出事，这回为啥吃这么大亏？”
聂炎很吃力地张嘴回道：“我……我不行了！现……现……在实话……告……告诉你吧：我……我本来只会当屠夫杀猪，是不会打猎的！上……上几回打死那几只野兽，都……都纯属……碰巧才幸运的！”
“什么？怎会是碰巧才幸运？”桂琴好生不解，众人也好生不解。大家都欲再问个详细，可是聂炎却就此把话打住，也没再往下说了。他的伤势实在太沉重，野猪的獠牙咬破了他的致命处——心脏！他在痛苦地折磨了几个小时后，最后还是停止了呼吸。
聂炎死了，寨里人都为之惋惜。桂琴伏在丈夫的身上痛哭了一场。人们也到底没有弄清聂炎说的碰巧幸运是怎么回事，他究竟是如何打死一猪一熊一豹子的？从此也成了一个猜不透的谜。
生存的最后
黄昏时候，山坡上起了大风。那悬立在岩墈边的一棵古老的樟树，被吹得枝摇叶卷，哗哗山响。树下不远处，一户半是茅草半是瓦片盖的单家独屋的木门，“吱呀”一声被吹开了。嗖嗖的冷风灌进来，正卧病睡倒在床的村民吴长春，心中一阵紧缩。他颤抖着爬起来，重新拴紧木门，大股的风被压了出去，沉旧裂开的板壁缝隙间和房梁上“填角”眼里，却仍不断有呼呼寒风吹进来。冷得站不住，房里又没生火，他欲要钻进被窝，一阵紧急咳嗽，又堵住了喉头。弯腰从床头水瓶里倒杯开水，他慢慢喝下去止住急喘，再转身一屁股坐上床沿，把趿拉的破解放鞋脱掉，让近乎麻木的腿伸进脏污得如涂了层茶油似的黑被子里，乱蓬如茅草的头仰靠在床头的横木架上，那虚脱晕昏的神智这才稍稍清醒下来。
屋内的光线已暗得快分辨不清家什了。光儿——他的唯一的聋了耳朵的儿子还没有回来。孩子是下午到几里外的小镇上买盐去了，这会儿还没有回来吃晚饭。他自己是早半月就已卧床不起，近几天来每餐连鸡蛋大一点东西也饮不进了，生命每日只是靠着一点茶水维持。吃不进饭，也没一点饿的感觉，而肚皮还肿得如同水桶一般粗圆，全身也疲乏软得无一点气力。听乡里医生说，这是患的肝炎腹水病。三个月前初发时，他曾到乡医院治疗过，没有完全治愈就出院了。压生曾告诫他要多休息，不要操劳过度。可他是靠做工为生计的人，不劳动怎么得食呢？回到家正值收割季节，他忙忙碌碌，一身汗水一身泥，把稻谷从田野收回家，身上的骨头便又如散了架一般。顾不得休养歇息身子，有一日他又用那根油光乌亮的桑木扁担，挑了满满两箩谷子，喘着气担了十多里送到粮站，待交完公粮回来，便一头卧倒在床，再也动弹不起了。
这次病倒他已不想再去住院，手边没有钱，国家民政部门的救济也很有限。凭良心说，这几年来，因为他生活困难，村乡政府也给了他不少关心和照顾，发放困难户的衣物棉被，救济钱粮等等，他都有一份，他因此对国家政府也很感激。然而，有限的救济难以摆脱他的根本困境呵！一住院，动辄就得数百元。似他这样“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都过得很艰难的人，怎么出得起这样多的钱！老向区、乡政府伸手，也似乎没脸，国家也管不了那么多。别人说起来，自己父子还是俩个“个子人”，生活怎么就会困难到这等地步！瞧别人，绝大多数人这几年都富裕起来了哩！而他却——嘿！他不愿伸手要救济，也不打算进医院去治疗，这次只请了土郎中吃些草药，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而且还愈来愈沉重了。
“看这回病的来势，恐怕命是难保了！”他这么想着，一双死鱼样的眼晴毫无神彩的对破旧的屋梁上望着，全个的灵魂，随着呼呼的风声，又渐渐投入到一生中种种难忘的回味中去了。
吴长春小时候可并不是一个不幸的人。他也曾有过父母，有过兄弟，后来又有过老婆，然而都死的死，远离的远离了。
在兄弟六个中间，他是最小的一个。因为是么儿子，父母对他看得特别重。四、五岁了，他还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吃奶，但六岁时母亲突然病故。七岁时，作过私塾先生的父亲，亲自将他送到县立小学上学，指望他将来读书进仕，不辱没他家世代书香之门第。因他的五个哥哥中，四哥和五哥未成年便已夭折，大哥、二哥从小浪荡，后来上山落草，当了土匪头儿，解放时被打死了。只有三哥一人忠厚老实，一辈子不拖枪，不读书，只务农业。那时候父亲将读书长进的希望寄托在他一人身上。他在小学读书时本也是很顽皮的，只是为父管教甚严，学业成绩倒还不差。后来考上了省立八师，在那里学习两年，毕了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经人介绍，才在省城一家汽车站当了职员。还没干半年，解放的炮声响了，在一片混乱中，他糊里糊涂跑回了家乡。
因为正年轻，世事还全未洞晓，在他一张娃娃脸的脑海里，还存着种种对工作与理想事业的幻想。那时候，乡里有所小学校，他每天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到学校找校长，要求来做教书工作。这校长恰恰又是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女学生，名叫赵月英。她一见吴长春小伙子还长得不错，一头分发梳得流光，面色红润身体又壮实，心下便暗自倾了心。结果，他的工作还未说好，恋爱倒先成了功。不久俩人结了婚，过了一段甜蜜日子，还生了一个女孩子，他也暂时找得了一个代课工作。
可是，这好景并不长。随着土改运动的到来，吴长春被划成了地主份子。对于这个成份的划分，他几乎傻了眼，心里百思不得其解，他觉得自己从小读书长大，又没犯过什么罪，干过什么坏事，为啥划这个成份呢？土改队长左奇训示他道：“你父亲解放前有百多亩田，还收租子，他是地主成份，你随着他长大，又满了十八岁，就应该划哩！”为什么满十八岁就该划？据说是因为他过上了地主的生活方式。究竟怎样算地主生活方式？土改队长说：“比如你五六岁还要吃奶，十七、八岁的年青人，一天梳几道头发，还上发油，这还不是地主生活么！”这一说，吴长春可没话回了。要按左队长的这个标准，他自然是过上了地主生活了。况且，自己从小确实生活上还过得不错，他还有何话说呢？老老实实的接受改造吧！他于是“服罪”了，解了代课教师的职务，并迁居到离老家十里开外的杨家坡村来接受管制，因为这个队没有四类分子，所以土改工作队将他分到了这个村来，好便于监督。
这一次成份的划定，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就好比一道分水岭，将他的过去与未来一下就截然分开了。他的妻子不久也和他离了婚，带着孩子走了，亲生的父亲也接着病逝，他成了孤零零一个单身汉。
生活中第一回大的磨难，似乎并没有使他挫倒下来。妻子虽离婚了，他一个人也还想好好生活下去。这时又有人为他介绍一门婚事，他生怕连累别人不愿再谈了，但那姑娘是一个富农的女儿，自己很愿意嫁给他，他便没有拒绝。心里想自己是地主份子，她亦是富农女儿，也算得上门当户对了吧！不会调皮，——这就行了！于是俩人又结了婚。这次成家之后，他生活的信念又似松了钟的发条纠紧了些，全身的气力又都投入到了劳动中去，在队里出工，驶牛、打耙、挑粪、插秧、割谷，种种的重活累活脏活，他都主动的干，他真想用劳动的汗水改造一番自己，倘若自己戴的那顶帽子能改造脱掉的话。然而，他这般拼命的劳动效用也似乎不大，帽子没揭掉，生活也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俩口子劳动，连吃饭问题也难解决。在那吃食堂饭的年月，俩人熬了多少苦呵！生下一个孩子，没有奶吃，母子都饿得面黄肌瘦。进入冬月的一天，吴长春的老婆饿得忍受不住，傍晚时在生产队的田里扯了两个生萝卜吃了，当场被队里一个干部抓住，当时就开社员大会批斗。会上有人栽脏说，队里仓库里没见的粮食也一定是她偷的，她不承认，便被吊起来打了一顿。从此后，这女人便染病在身，卧床不起，一个月后终于溘然而逝。那时，吴长春真是痛不欲生啊！趴在女人的身上，他失声痛哭了一场，这女人的命真苦，和他一起仅仅生活了五年，这五年他们一起共了多少患难，她是一天好日子都没过啊，吴长春心里怎不悲痛！
这一次丧妻的打击，比起前一次离婚的打击要重多了。吴长春从此几乎换了一个人样。他的神情变麻木了，多言变成了寡语，沉默代替了昂奋，壮实的身子消瘦成了皮包骨头。不到三十六的年纪，脸上刻下的皱纹比五、六十岁的人还要深。
但即使在这个时期，他心底生活的热流也还未完全冷却，他还有一个希望，便是盼着将儿子扶养长大，以延后嗣泽长。
这孩子他取名为崇光，欲让儿子将来能崇尚到光明之意。崇光虽然呱呱堕地时就营养不足，却奇怪也长得团头大脸，无病无疾。样子看去还逗人喜爱。吴长春从此将一心一意的爱都倾注到了儿子身上。他既当父亲又当母亲，里里外外，缝缝补补，洗洗刷刷，什么都干。生活上过得不好时，他宁愿自己少吃一口，也不让孩子饿着；家务小事，宁愿自己劳累一点，也很少使唤儿子去做。他的这般过分疼爱，却无意中又为孩子从小种下了一点懒惰的根性。
待到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他又亲送他去到大队小学读书。这孩子学习倒不象他当年那么顽皮，成绩在一、二年级时都不错。吴长春在心下也感到了些许欣慰：只要儿子脑瓜子还聪明，能读得进书的话，将来就不愁没出息啰！为此，他还常常暗自向神明祈愿：呵，无娘的孩子天照顾！让上天来保佑孩子有好的前程吧！
然而，老天爷于他的孩子似乎并未发慈悲。有一天，孩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无意中失手甩去一颗石子，将溪沟里一个正捉螃虾的孩子头上打青肿了，这一下可闯了大祸，那孩子的父亲是大队民兵营长，听到哭声，他跑过来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崇光，一阵拳打脚踢，崇光倒在地下，口角流血，不省了人事。吴长春闻讯跑来，眼流着泪将儿子送往医院，医生听说孩子父亲是地主份子，治病时也马虎大意，敷衍了事，连打针的药也用错了。待到孩子出院时，病治好了，孩子的耳朵也聋了，人亦变得笨掘呆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