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童年丧父
杨宪益的母亲徐燕若曾告诉他，说她在生他之前，做过一个奇特的梦，梦见一只白虎扑入她的怀里。醒来后梦中情景还很清晰，心怦怦跳。老虎入怀，本已令人惊骇，何况是少见的白虎！自古以来，对于白虎就有种种说法，虽然也有说是瑞兽的，但更多的则说是凶暴之兽；白虎星在民间也被视为灾星、杀星、凶星，遇之不吉。
徐燕若于是去见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说法也多从凶说，说这个小孩长大后不会有哥哥弟弟，而且克父！不过算命先生也谨慎地给杨母留了一小条“光明的尾巴”，说这个小孩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之后，会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
徐燕若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走的时候心更不安了。她这是头胎，倘若是个男孩，
杨家便只有这一个独子；倘若是个女孩，杨家这一支香火岂不就断了？何况还有更要命的克父！至于那“彩虹”也不可期——谁知道他能不能过得了之前的风雨呢？
也许徐燕若并不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或许是那时她已近分娩，胎儿已经发育成熟，算命先生的话似乎并没有对她造成太大的刺激。
杨宪益生于1915年元月10日。这年的2月14日是春节，之前是农历甲寅虎年，之后才进入乙卯兔年，所以杨宪益属虎，他母亲梦见老虎，也应与她想到生个儿子属虎有关。
也许是杨霁川求子心切，徐燕若生了杨宪益之后便只生女儿了，于是他又找了一个妾回来，希望能像徐燕若那样给杨家添喜，可是希望落空了。
那年他得了伤寒，老话一病不求二医，他也不完全是病急乱投医，只是因为有钱、有地位、有势力，家里今天请来一个名医，明天又请来另一个名医；今天吃这人的药，明天打那人的针，东治西治，七治八治，病越来越重，竟至不治而逝！年方49岁。杨霁川并不是文弱书生，身体相当结实，又注意运动，不是短命之相，所以谁也没有料到竟会中年丧命。
5岁的杨宪益当然不会想到父亲的早逝与他有什么关联，他对父亲的印象不深，只留下一些模糊的生活片断。比如他记得父亲常常在家里的庭院里玩可以致人死伤的飞镖；喜欢在夏秋斗蟋蟀，但蟋蟀并不是他亲自动手四处捉的，而是购买。他每年都要买上几百只蟋蟀，养在精美的陶罐里，并加以训练、筛选，给出类拔萃的蟋蟀命名，有“金颚王子”、“无敌霸王”等；他还嗜好唱京戏。
父亲的故事还有许多是母亲告诉他的，比如父亲在日本不好好读书，而喜欢与日本艺妓在一起消磨时光。当然，母亲也会讲到算命先生说的他们父子相克的预言。
杨宪益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虽未认定父亲是被自己克死的，但也承认算命先生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对父亲的印象虽然模糊，并且似乎也不以他为骄傲，但基因的力量是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在成年后的杨宪益身上，可以找到一些他父亲的影子，比如读书并不是非常用功，带有一种王公贵族特有的闲散气质，对钱财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轻视。
杨霁川虽然过早去世，所幸死之前已攒下丰厚家产，包括银行里的巨额存款、天津的几处地产等，足以使孤儿寡母仍然继续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父亲去世很久后，他的酒柜里还存有洋酒，童年的杨宪益有天拿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往花园里的一个金鱼缸里咕咚咚咚倒了许多。金鱼们全都醉死了，洋酒少了大半瓶，家里也无人过问。
杨宪益在回忆录里写到，父亲去世几年后，七八岁的杨宪益还以杨霁川的代表身份出席银行的董事会，“许多年长的董事都是我父亲的老友和同僚，他们直夸我聪明、举止得体。”
在杨霁川死的前一年，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苏慕东联合金融界、商业界人士集资创办了大生商业银行，于1919年3月在天津正式开业，第一届董事会由九人组成，杨霁川是其中之一，其余几位是梁士诒、王郅隆、胡笔江、陶湘、苏慕东、潘耀庭，都是当时社会的显赫人物。梁士诒（号燕荪）历任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王郅隆（字祝三）是天津《大公报》创刊时的第一大股东，后任该报总董、金城银行总董、国务总理段祺瑞任董事的天津裕元纱厂的老板；胡笔江是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陶湘（字兰泉）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天津中国银行经理；潘耀庭曾做过天津商会的会长。
尽管杨霁川身后留下的是一座金山，可是坐吃山空。杨霁川在杨宪益生母之后又娶的那位小妾，倒似一位对爱情有所追求的女子，在丈夫死后，便跟着一个戏班子里的男人走了，把自己的女儿也培养成了一名颇有名气的京剧演员。
杨宪益的嫡母与生母既对银行事务一无所知，对家庭财产也不大懂得如何打理，甚或对数额没有概念，要么以为家财用之不尽，要么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要么习惯使然，家庭日常里仍然维持着奢华的生活。
家财于是就像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冰山，遭遇了暖流，飞快地融化；又有杨宪益的两个叔叔，哄骗两个寡嫂拿出许多钱来给他们做投机生意，结果都血本无归；小少爷随便倒掉一瓶洋酒家里都没人知道，仆人们便放开胆子大肆偷盗。
日本占领北京和天津后，银行存款被迫兑换成伪币，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伪币不予承认，结果那些钱就成了一堆废纸。加上战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杨家银行里的钱已消耗尽了，地产也先后变卖得差不多了。
所幸家财散尽不是在一夜之间，而有一个时间过程。这个珍贵的过程，帮助杨宪益完成了留学学业，而且是舒服地完成的。在他可以自己挣钱之前，没有受金钱困扰，没有陷入经济窘迫，尽情地享受了金钱所带来的生活的快乐与便利，更使他可以一辈子站在比金钱高的位置，可以一辈子在金钱面前保持清高，免做金钱的卑微的奴仆。而这一切，来自于他的父亲，他父亲给他打下与留下的物质基础，他应该感谢父亲。
3.中学时代
杨宪益读的中学中文名叫新学书院，英文名直译叫天津英中学院，它是由英国伦敦基督教公理会的传教士创办的。虽然他的学习并不吃力，成绩也相当不错，可是家里许是望子成龙心切，仍然给他请了家教，希望他在学校的成绩能更好。
母亲请了一位三十岁出头的池太太来教杨宪益英文，杨宪益与她很合得来，渐渐的，他对这位比他大不了一旬的老师萌发了一种朦胧的感情，而池太太家庭生活不美满，对这位小弟弟也情愫暗生。母亲发觉情况不妙，赶紧把儿子送到国外留学去了。
那位池太太不姓池，池是夫姓，她自己姓徐，有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叫徐剑生。杨宪益早在十年前，就跟家里请的一位叫魏汝舟的前清老秀才学习赋诗作对，进步神速，很得魏先生赞赏。杨宪益与池太太熟了以后，便常跟她淘气。池太太因为喜欢他，所以也从不生气。有次杨宪益拿她的名字对对子，竟对出“快枪毙”，觉得很好玩，完全没有顾忌，颇有几分他四叔公的秉性。
显然杨宪益与他的徐老师的感情发展得并不神速，当然更未熟透，恰好他从新学书院毕业了，母亲可以自然地妥善安排儿子下一步的求学之路，否则除了辞掉池太太也不大有别的良策，总不至于硬行中断书院的学业去留洋，而即便辞掉池太太也未见得能阻断两人来往。
杨宪益在自传里写道，出国留学并不在他当时的个人计划里。的确如此，他的计划是升学，他属意的都是国内顶尖的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燕大提前招生，而且是教会大学，与杨宪益的新学书院关系特殊，新学书院的优秀学生只需通过英语与数学两门课考试，加上智商测试，就可以入燕大。杨宪益已参加了考试与测试，数学稍为差一些，另两项成绩则非常出色。主考官甚至对他说可以直接从大学二年级读起。而他则还想着要参加清华和北大的考试。
这说明出国留学完全是母亲的意愿，19岁的杨宪益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表现出那个年龄的青年通常会有的逆反心理，他完全顺从了母亲的意志。
那是1934年的夏秋，把杨宪益视为得意门生的书院物理教师朗曼，以及他在学校教英国文学的夫人正好要回国度假，当然很愿意带杨宪益同行，加上杨宪益班上有一位叫李亚福的同学也想与杨宪益一同去英国，这才使徐燕若放心下来。从小开始，直到12岁，她都不许杨宪益出门上学，而请先生到家里来，就因为生怕家里这个唯一的儿子会被人绑架，或遇到其他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