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一生的职业是翻译，他把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精力都献给了翻译，但他并不因此就对翻译失掉理性的认识，“职业不是一切，不是永久。”杨宪益这样说。他还说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能遂成自己的兴趣，而他的兴趣是读书。
杨宪益不是腹内只有四书五经的冬烘，也不是只读课内书的好学生，他是什么都吃的杂食家，是读课外书成材的读书人。
杨宪益屡次表示他做翻译是个阴差阳错，或身不由己，别人称颂为翻译大师，他也不以为然。杨宪益事实上是一位学者型翻译，而他是有机会、也一直向往做一位纯粹的学者的。
1.一生至爱是读书
杨宪益说他从小就不喜欢读《红楼梦》，可见他那时是读过的了，虽然没有读完。贾宝玉是个多情种子，杨宪益则可以说是个读书种子，因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而母亲与家塾先生的宽容，给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读书环境。早在十一二岁时，除了四书五经与古代重要作家的散文诗词，杨宪益已经读过许多古代笔记小说、明清传奇及长篇小说等等。
杨宪益回忆道：“我小时读书怕条件很好，家里有不少先辈留下来的旧书，可以偷着自由翻看；这些各式各样的旧书，从一些经史子集的专著到明清近代的笔记小说，包括一些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的笔记小说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梵天庐杂俎》等，还有整套的林译‘说部丛书’，此外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
在那个时代，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已经汹涌而来，但整个社会的封建势力还十分强大，封建意识还相当浓厚，儒家经典以外的尤其是笔记小说等仍被许多人视为旁门左道或洪水猛兽，至少也是下里巴人，往往是对自己，觉得不值得浪费时间在那上边；对家属子女，则不允许沾边，一如贾宝玉读《西厢记》，肯定是瞒着父亲的。那时就有一些书商，专门把一些书送到富有的家庭去，以供那些人家的悠闲的太太或年轻子弟夜读。多在傍晚，那些小贩似的书商就会上门喊卖闲书。书也可以租阅，看完了过几天再还给他们。
每当书商上门，杨宪益总是大量购买，他也就是这样阅读了包括侦探小说乃至色情文学的大量书籍。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荷载了科学民主等西方新思想的图书，以及新文学作品大量出版，天津陆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新书店，杨宪益对它们也十分有兴趣，他常常乘坐家里的包车，在仆人的陪同下，到那些书店去买书。
在读书方面，杨宪益有点早熟。成熟也即可能来自读书早，读书多。当他才只有十二三岁的时候，思想观念已经有初步形成的趋向，他自小所受的家庭教育与传统教育，竟已使他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虽然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新文化作品，但他对文学改良及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不完全赞同。
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被视为吹响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声号角，杨宪益念中学的第一年，在作文课上，他竟写了篇作文来驳斥胡适的论点。虽然后来他慢慢改变了看法，但从他敢于向权威挑战，可以发现他不仅是爱读书，同时也是会读书的。
那时的杨宪益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到处吸收知识之水。他在具备了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后，马上把求知的触角伸向英文原著，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知识。前面已经提到，他就读的新学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诵读《圣经》是每天必做的事情。宗教教育没能使杨宪益的思想随之发生转变——他终究没有成为一名基督徒，他只是从这部基督教的圣典中找取他所感兴趣的内容和知识。
杨宪益说他西方文学的知识大多来自课外阅读。那时法租界里有一家“秀鹤书店”，专卖外国原版图书。杨宪益很喜欢这家书店，每隔一天就要去一次，或当场买，或预订。起先他感兴趣的是儿童与青少年读物，有童话故事、冒险小说等，后来又爱上了大仲马的历史传奇，读了不少。
因为大量阅读英文原版书，杨宪益的英语水平提升很快，到了上高中时，他阅读英文作品的速度，已经可以用“飞快”来形容。那时他每天都要读一两部作品，几乎把著名的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都读遍了，以至于后来他想开列一份他所读过的书的目录都很困难，因为数量太多了。
杨宪益中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固然是母亲的决定，但其实杨宪益当时也并不完全是被动接受。就在他广泛阅读英文书籍中，他深深喜欢上了希腊古典文学，进而产生了想学习希腊文的愿望，可偌大个天津，却找不着教希腊文的老师。国内找不着，就出国找去啰。就这样，他到国外读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