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一生写过许多诗，也译过许多诗，这使他对于诗，既有体会，也有研究，他还写过研究诗的文章，比如《李义山〈锦瑟〉诗试解》等。杨宪益在翻译领域的成果有目共睹，可是他不肯领受人们所给予的荣誉性称号，诸如“翻译家”、“大师”等；他一生写了不少诗，除了难以计数的打油诗，“正经”的诗也写过一些，把他称为“诗人”完全没有问题。可是他却说：“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诗人，也从未认真写过什么像样的诗。”对于早年写的诗，他说是“写着玩的”；晚年写的打油诗，他更说是“恐怕连打油也不够格”。他对一切荣誉与敬称的不接受，似乎也不像一般人会有的客套，而差不多是彻底的虚无，即通常所谓看淡，名利心淡。
1.诗人出少年
杨宪益在上中学之前，跟着家里的塾师魏汝舟，除了读四书五经等典籍外，又读了一些诸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楚辞》等诗歌，还学对对子，也开始读爱写诗的老师写的一些旧体诗，这是他做诗的基础和所受的训练。
杨宪益曾应老师之命，写出一副对联：“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为老师所激赏，夸他是神童。在老师的鼓励下，杨宪益开始对写诗产生了兴趣。可是读了初中后，他就忙于功课，做诗的事情就暂且忘在脑后了。直到上了高中后，他写诗的兴趣才又被勾出来。
那是他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叫廉士聪的，对中国诗词兴致很大，也写了一些旧体诗。在他的影响下，杨宪益写诗的旧火复炽。但他不喜欢旧体诗，觉得讲究用典平仄的旧体诗满是陈词滥调，受吴宓借用旧诗形式而寓新内容的五言古诗的影响，着手尝试。
晚年时杨宪益回忆道：
“从高中一年级到三年级的两三年时间，我同廉士聪一唱一和，大概也写了一百来首。……当时天津报纸上有个副刊，名叫《学衡》，主张‘旧瓶装新酒’，我们都受其影响。我当时写过一首诗《雪》，又写过一首《死》，这两首诗廉士聪曾抄下来，后来寄给吴宓（雨僧）先生看，很得他的称赞。”
杨宪益对于“学衡”的回忆有误，但也不能说完全是错的。
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文言文白话文孰存孰废，在留洋的学生中形成两派，一派以胡适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另一派相反，极力要维护中国文化。胡适一派有《新青年》杂志作阵地；另一派就创办了《学衡》杂志，这派人就称“学衡派”。《学衡》于1922年1月在南京正式创刊，至1933年7月停刊，其间出出停停，共出了79期。国立东南大学当时是学衡派的大本营，《学衡》杂志就是该校一些教授办的，担任主编的，正是英语系的教授吴宓。
1927年12月，时在清华执教的吴宓写信给天津《大公报》老板张季鸾，毛遂自荐做该报的《文学副刊》的编辑，张季鸾当即表示同意。吴宓随即邀集学衡派成员来协助他办刊，自1928年元月至1934年元月，每周一期，吴氏《文学周刊》出版了三百余期。
显然吴宓是想把《文学副刊》办成北方的“学衡派”刊物，或是办成不同媒体的“学衡”，事实证明，出自吴氏之手的《文学周刊》被视为《学衡》的同路刊物。这就难怪杨宪益把《大公报·文学副刊》记忆成《学衡》了。
吴宓主编《文学副刊》仅仅一年后，即在学衡派其他成员的要求下，不得不向新文化运动妥协，当然也不可能完全缴械而彻底放弃原有主张，这大概就是杨宪益所说的“旧瓶装新酒”了。
也幸而廉士聪把杨宪益的两首诗拿给吴宓看，又自己留了抄稿，结果这两首诗得以存留，而那一时期杨宪益写的百把首诗，都可惜地散失了。
杨宪益的那首《死》，长达78行。那时他才17岁，又是富家子弟，从未有过忧衣虑食的日子，照理对生活不可能有太多太深的体会和认识，但可能是因为有过少小丧父的经历，加上书读得多，书使人老成，这首《死》不像出自涉世不深的少年人之手。诸如这样一些诗句：儿生人庆幸，老死人吊唁。
实则生与死，无忧无欢忭。
死亦不足惜，生亦不足恋。
……
小儿畏暗处，差似人畏死。
闻死生疑惧，世人每如此。
培根诚达人，妙语警馀予。
死既未可知，何须相诟訾。
未必死可忧，未必生足喜。
安知人死后，不较生为美？
生时历忧患，一死万事已。
千载此长眠，不受人驱使。
往事如昨梦，堕欢若逝水。
死后若有知，应觉生时鄙。
倒像是一个饱经风霜、阅世颇深的中老年人说出来的。
他的另一首写于同时期的诗《雪》，其气魄之大、见解之深，也不像是个血气观念未定的少年。
那时期，他还写过一首旧体诗，名《珊瑚岛》，以珊瑚岛（礁）的形成过程——
由无数个珊瑚虫的遗骸迭加累积——寓意个体的力量或贡献虽然微薄，但合在一起便可创造奇迹。
之后杨宪益出国留学，失去了用汉语的环境，那几年在国外的日子，就再也没有用中文写过诗。回国后在贵阳，他加入了一群爱喝酒吟诗的老先生的聚会，这才又恢复了做诗。
在贵阳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的杨宪益与中文系主任尹石公很谈得来，尹石公在贵阳报纸上编过一个名叫《小雅》的副刊，杨宪益在那上面发表过一些打油诗。他的打油诗创作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之后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政权更替、新中国百废待兴，杨宪益虽是一个爱憎不失分明的人，是一个不乏血性的人，但终究不是那种动辄激情澎湃、怒发冲冠的人，他温文尔雅的文人性格大于激动热烈的诗人性格，所以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成不了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所谓“愤怒出诗人”的诗人，反而暂时失去了做诗的雅兴。
2.爱引用毛泽东诗词
在杨宪益的打油诗中，借用毛泽东诗句之处比比皆是，冠借用其他古今诗人诗句之首。因打油诗风的独特性，体现出的就不是引经据典的感觉，而别具意味。
杨宪益在1976年写的《狂言》一诗中，即有两处引用毛主席诗词。诗的前四句为：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
大跃进中宜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
四句诗中竟有两处引用毛主席诗。一是毛主席《十六字令·山》中第三首为“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另一首是《七律·登庐山》：“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主席的诗向来宏大叙事、宏大抒情，杨宪益的诗则多为叙个人之事、抒一己之情，化大为小，以小代大，所以常有喜剧效果，“锷为残”即是。
也有一些诗的借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是随手拈来，如感慨天气的一首诗，中有“乱云飞渡费疑猜”，是从毛主席《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中来的。
杨宪益有次应友人范用之求，写了三首无题诗，第二首中有“纸船明烛照天烧”，出自毛主席的七律《送瘟神》。
1993年，冯亦代、黄宗英再婚，杨宪益有诗相贺，有“天若有情天不老”，“历尽沧桑人未老”之句，来自毛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最后两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杨宪益在1996年所作《天葬》诗中，以及1999年做诗《悼乃迭》中，更将毛主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一字不改借去。
杨宪益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感赋》一诗中有“喜看日月换新天”一句，毛主席《到韶山》中有名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杨宪益诗《迁居什刹海》中有“莫与天公试比高”，改自毛主席《沁园春·雪》中“欲与天公试比高”。
杨宪益做诗爱用毛主席诗句，原因一是解放后，毛主席诗词与毛主席语录一道风行，妇孺皆能诵。许多诗词又被谱成曲，所以又老少皆能唱。这样的情况“文革”中达到高潮。如同“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毛主席诗词如雷贯耳的结果是作者在创作中，其诗句会随时从脑海里冒出来。这是作者无意识方面。
作者可能有意识的是，毛主席诗词既然那么大范围地深入人心，无论引用、借用还是活用，相较于冷典僻故，自然都更容易使读者产生共鸣，容易使读者会意会心，收言简意赅之效。
除了毛泽东，杨宪益也常引用或活用其他人的诗句。他翻译了许多鲁迅的作品，对鲁迅作品当然读的多，读的多印象便深，仿佛一开口，鲁迅的话就冒出来了。比如他写百万庄路景的诗中，有一句：“还是闭门成一统，且听电话看闲书。”使人想起鲁迅《自嘲》的最后一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杨宪益《赠湖北黄陂木兰山》有“西陵有女耀高丘”，自然来自鲁迅《无题》里的“可怜无女耀高丘”。杨宪益《香港回归感赋》一句“相逢一笑泯恩仇”，系直接引用鲁迅《题三义塔》里的诗句。
杨宪益古典文学根底深厚，在他的打油诗里，中国古典诗人的诗句也是随手拈来，俯拾皆是。比如《西安纪事诗》中的“长安不见使人愁”，直接来自李白《登金陵凤凰台》。1994年春节诗：“春节晚来天欲雪，客临能饮一杯无”，来自白居易《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1990年一首《无题》：“莫言天意怜幽草，幸喜人间重晚晴”，来自李商隐《晚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杨宪益游杜甫草堂有诗：“历代词人过万千，而今都觉不新鲜。位卑未敢忘忧国，工部诗名永世传。”前两句来自清代赵翼的《论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第三句则来自陆游的《病起抒怀》。杨宪益送友人回香港有诗：“酒逢知己千杯少”，直接来自欧阳修的诗句；迁居什刹海有诗：“小楼昨夜又东风”，系直接来自李煜的《虞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