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到英国留学，起先住在伦敦罗素广场的一家名叫王家饭店的老旅馆里。最初一段生活，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希腊与拉丁文，因为老师认真、布置作业多，加上住处离上课地点距离远，他一天几乎所有活动时间都消耗在这上面了，可就是这样，一有空他仍然会到罗素广场、契林十字街以及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的旧书店去逛逛，买几本书。
不久杨宪益搬到了不远的一家外国留学生公寓。同宿舍的有位罗马尼亚留学生，恰好“也是一条蛀书虫”，杨宪益就与他一同逛书店，动辄买一大堆书回来，除了做功课就是阅读，读到半夜三更是常事。
那时的杨宪益对书籍仍然保持了一种如同饥饿的人面对面包的状态，所谓饥不择食，他看书也不挑，“什么书都读”，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宗教、历史、地理、音乐、美术、文学，只要到手的，都读。
说来有趣，杨宪益对于祖国及当时中国社会的了解，在国外要比在国内还要了解得多。这份了解，就是通过书籍来达成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英国作家写的《日本的泥足》、英国驻中国新闻记者写的《西安事变》与《人民战争》，他还读了《中国发出的雷声》、《红星照耀中国》等书籍。
在入牛津大学之前，他还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读过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读过19世纪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被列宁归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朱塞佩·马志尼的《人的责任》，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些都对他的思想和生活道路产生过影响。
抗战期间在重庆国立编译馆工作，编译馆有一个图书馆，收藏了不少丛书，杨宪益又读了不少文史杂集与笔记小说之类。同时在朋友的鼓励和启发下，开始由读而写，写了一些有关文史考据和古代中外史地方面的研究文章。
中年以后的杨宪益，不再有年轻时的闲暇，也不再有年轻时的精力，不可能再有年轻时那样的阅读了。可他既然从事的是翻译工作，这种性质的工作，想要不读，岂可得乎！他的一生，兴趣加职业，与书是注定分不开了。
可以说，杨宪益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
2.做了一半的学者
杨宪益喜欢把他的文章称做笔记，这当然与他喜欢阅读古代笔记小说有关。笔记小说里除了有典章制度，也有学术考证，显然杨宪益有所继承。笔记小说里多的是志怪传奇、奇谈逸事，杨宪益当然记得不少。
有个神话，说的是有个人将要变成一条江龙，最初感到口渴难耐，疾步跑到江边俯身喝水，江水水位被他喝得迅速下降，他边喝水边变身，边往江里去。他母亲眼看将失去儿子，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地紧紧抱住他的双腿死不放手，导致他只是上半身变成了龙，而下半身却还是人形。
杨宪益原是想要做学者的，做学者的条件也具备了，可是现实生活就像是神话里的那位母亲，硬是把他拉住了，他这个学者也只做成了一半。
杨夫人戴乃迭在自传里提到丈夫在抗战中的北碚，在教书之余，喜欢“利用空闲时间做文学和史学研究，写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如果我们不是合作搞翻译，他大概早已成为一名历史学者了。”
杨宪益有做学者的素质。卡尔·马克思曾在一次大会上发表过一次著名的演说，其第一句话就是“历史上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可以、也应该拿来比对的理由。杨宪益深知学问就是作比较、会比较，他也似乎特别爱比较，有比较的觉悟。
解放前那几年，杨宪益一度在南京中央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他早年由对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的喜爱，对它们的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趣是研究的动力。哪位外国哲人说过，若要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你就写一本那方面的图书。杨宪益就动手写一部将拜占庭史与中国史相比较的专著。
“拜占庭”是老帝国名，即东罗马帝国，中国史籍上称做“大秦”。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罗马帝国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领属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南高加索的一部分。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旧址，拜占庭帝国之名由此而来。
杨宪益写这部书的动机也未必只是为了成为拜占庭史专家，而是他透过拜占庭帝国的兴衰史，观照中国历史的进程，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所生的感慨、所怀的忧虑、所作的思索。他受聘于中央大学，就也去讲拜占庭历史。
做学者的第一要义，是要会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杨宪益显然是有这个眼光的。早在他留学时，原来只不过是要翻译屈原的《离骚》，换了一般人，顶多只是多花气力想方设法将原著妥善地翻译出来，而杨宪益，除了在作品形式上别出心裁地采用英国的英雄偶句体，在内容上模仿德莱顿的诗风外，他竟然大胆到对《离骚》的作者是不是屈原也敢怀疑，并且也已心有所属了——是比屈原晚150年的刘邦的孙子、发明豆腐的刘安。
不仅仅《离骚》，连屈原的《国殇》，杨宪益也认为是东汉光武时的乐歌；对《胡笳十八拍》，杨宪益认为并非出自蔡文姬之手，他把它的诞生时间，后推了好几百年；对《木兰辞》，他也认为不是出自南北朝时期，而是迟至唐五代之后。
除了眼光，还有勇气。杨宪益敢于置疑人们认定的史实，即如胡适所说的：“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杨宪益在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的时候，曾经和国立音乐院教授杨荫浏、国立音乐院院长杨仲子住在一幢楼里，杨荫浏当时正在编写中国音乐史。杨宪益称他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对中国音乐史发生了兴趣的。
杨宪益本是个兴趣广泛的人，音乐也在他广泛的兴趣范围之内。他所出身的那样一个家庭，也会把音乐素养作为培养子弟的一个方面。杨宪益在少年时期，就已靠听留声机学习欣赏一些西方音乐大师的作品了，比如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的《圣母颂》、舒曼的《梦幻曲》、德彪西的《牧神的午后》、拉威尔的《波莱罗》等。1932、1933年间，曾有一个意大利歌剧团访问中国，在天津演过几场《弄臣》、《艺术家的生涯》、《蝴蝶夫人》等，杨宪益一场不落地都看了。他说：“从那时起，我就培养了自己对意大利歌剧的品味。”他出国留学途中，经过美国，有天晚上还去一个露天剧场听了著名的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指挥演奏的贝多芬的交响曲。后来在英国，他也听过很多场音乐会。
前期有这么些准备，他对音乐史发生兴趣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了。
杨宪益先后写了几篇属于音乐史方面的文章，像《李白与〈菩萨蛮〉》、《唐代乐人关于共振现象的知识》等，拿给杨荫浏看。杨教授看了什么反应，杨宪益没说。但从杨宪益乐意让朋友把它们拿去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后来又收入他的文集《零墨新笺》来看，当时一定是得到了杨专家的肯定与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