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人生的开篇之作
前些年写过不少诗话，其中有一则说：“我现在所以顽强地活着，拼上命地写诗，就是为了把被删去的人生补齐，为了能倾吐出淤积在心里的块垒和晦气，希望清清白白地回归到历史的怀抱。”然而，被删去的多半无法补齐了，从心里倾吐出的血泪也只是一点一滴而已。
几十年来，在活得最艰难屈辱的日日夜夜，曾写过许多札记，默默地，孤独地，几乎天天写。有的匆匆地记在本本里或纸片上，更多的只能刻记在心里；绝非妄图有朝一日向谁报复，而是一种生命本能的诉述和呻吟，不成文，不成句。
还写了几十首诗，有一些已编人诗集《温泉》，仍有一些搁置在书橱的一个角落，没有清理出来。前不久为《人民文学》杂志整理出七八首，写了二千字的说明，近期可望刊出。这些不甘幻灭的诗稿，残缺不全，大半显得非常稚拙和生涩，几乎没有一首是完美的。有一首已收在（温泉）中，题作《鹰的诞生》，写得非常艰涩，每个词语似乎与过去的词语完全不同，仿佛都是我第一次生造出的，比鹰下一颗蛋还要难。
但是生成每个词语时，也有鹰下蛋时的那种预示着生命即将飞翔和歌唱的喜悦和幸福。
这几篇散淡粗简的札记，写于“文革”期间的1971年和1973年，当时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生存着，管制比过去松了一点，有了一间独居的陋室，我取名为“汗血斋”。孤独和郁闷逼（憋）得人难以忍受，开始默默地写点不成文章的东西，姑且称作“札记”，好让心灵获得一点吐纳和呼吸的机会。说不上是什么自觉的理性行为，更多的是人性的原始感应。回忆当年的“我”，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不知道真正的人该如何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多年来只会被动地条件反射地写那些认罪式的文字（与心灵无关的符号）。一旦有意识地提笔（如握着自己的命运）写一篇文章，即使全身心地投入，写出的也只能是“人之初”时呀呀学语的东西，绝不敢妄称为文章。要想找回自己失落多年的个性语言，谈何容易！必须从当年的那种虚伪的颂歌体和暴虐的大批判的时代音域中突围出来，一切一切都须重新开始，首先是语言。真应了“歪打正着”的那句俗话，历史让我有幸体验到了“重新做人”的快慰。对于那些扼杀和删改人性的人物们，他们最惧怕的正是这个新人和新的语言的出现。
这几篇文字，从没有公开过，一直藏匿在书橱的一个神圣的角落，发黄的纸张已变得十分的焦脆，字迹已有许多风化和漫漶，几乎难以辨识，只好请老伴誊清，我作了很少的文字改动。原稿几年前已由上海图书馆收藏。现在将它们送出去发表，心里仍然很不安。不是因文字的幼稚而惭愧，我不仅毫不为此惭愧，反而感到格外骄傲，但是，裸露创伤总会引起人们的某种怜悯或议论，而我最怕这种怜悯，即使是诚意的。生命敏感的部分最好隐藏起来，正如十年前施蛰存前辈对我说：“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一切，决不该被剥得净光，那样灵魂会感到不安。”当然这几篇文字并不属于隐私或创伤。但我这两天重读时，仍禁不住地流了不少的眼泪。而且读的同时，忍不住地加了些“夹注”，这对年纪轻的读者可能起些助读的作用，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段荒诞的历史。
还应当说一说当年写作时的真实心情。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十分坚决的做人作文的原则，绝对排除当年的那种狂躁、高昂、令人憎厌的空洞语言，要尽力写得平凡一些，宁静一些，真实一些，单纯一些，决不可掺入些许的虚伪，宁可拙笨点、幼稚点。因此，这几篇习作毕竟是我“重新做人”后难得的值得纪念的文字，是我的新的人生的开篇之作。
1998年6月10日
一朵奇异的花
当我们从浓云沸腾的五老峰，一溜小跑到得山下（其实还在山上，不过给人的感觉已经从高峰落脚到山下），回头仰望来路，满眼翻腾的云雾，那五老峰仍隐在神秘的云雾之上。暴雨显然就要来了，云雾湿漉漉的，可以抓住拧出水来。但是，我们当时一点不慌，仍然兴致勃勃，一路上欣赏着阴森森的狮峰口。
同伴中有人眼睛真尖，走到路边潺潺的山涧边，从杂草丛中摘了一朵黄色的野菊花，闻了又闻。我对他说：“这花太普通，不好看，我昨天在龙首崖那一带的陡壁上采到了一朵奇异的花，当时让人要去了。我明天一定再采一朵。”他没有说话，似乎不大相信我真能找到什么奇异的花。
我说的千真万确，那花，有几分似喇叭花，又有点像倒金钟，蓝里带紫，花瓣很坚实，如玻璃雕刻的一般，有弹性，发着莹莹四射的光芒。难怪在庐山上这么浓重的雾和暴风雨中，它仍然开得如此从容鲜艳。什么样的山上就有什么样的花，庐山上的云雾里的花应当是坚强的花。听说西藏高原的雪线以上，茫茫的雪里有一种花开放着，叫做雪莲，不论色泽，还是形态，都是独一无二的。据说那雪莲散发着奇香。我在龙首崖陡壁上采到的那朵花，可惜当时没有闻闻，我想一定也有奇香，而且人世间绝不会再有另一种同样的气息。
第二天，我们再游龙首崖时，我为了找那朵花，一路上到处觅寻。奇怪，再没有发现一朵。难道全庐山上就只有那一朵，而且可巧让我见到了？我十分懊恼，好像说了谎话。
这一两年来，我一直思念着那朵奇异的花。不论走到哪个秀丽的山野，哪个城市的花圃，总惦记着我见到的那种奇异的花，可一直没有见到一朵，连类似的都没有。但迟早要觅寻到一朵，我就不信，人世间只有那么一朵。
1972年
梦境
当我们正在含鄱口山上一个茶馆里，全力以赴地烘烤湿衣裳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志跑进昏暗而阴冷的茶馆，狂呼着：“快去瞧，鄱阳湖现出来了！”真是白日做梦！这么一个浓云沸腾、风风雨雨天地黑透了的日子，哪里能望见什么鄱阳湖？几个打扑克的压根儿不相信，仍然专心致志地玩牌。
我相信世界上有奇迹。受到我的鼓舞，有几个旅伴，不约而同地跑出屋子。哎哟，仍然是云天雾地的一个混沌世界，可是那个女同志却指着远远的不可知的地方，说：“看，那里，不是一片蓝蓝的湖水吗？那儿还有几座小岛，喏，喏，看清楚没有？那是几艘渔船，啊，居然还有五六只老鹰在飞哩……”她讲得活灵活现，不容有任何怀疑。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那女同志固执地自信地指着一个地方：“顺着我指的地方仔细瞅……”啊，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不错，那里像拉开了幕布似的，真真切切现出了一片美妙的湖山，我们禁不住地高呼起来，“真美，真美！”奇怪的是，我仿佛看见在那蓝蓝的湖水上、几座岛屿上、飘飘荡荡的渔船上，还闪烁着金黄色的阳光，而那阳光，又似乎跟平常的阳光不大一样，有点像梦境里的恍惚的感觉。梦中所见的阳光山水景物，正是这么渺渺茫茫的情状。没有做梦，完全清醒，却看到了真的梦境。这还不是奇迹吗？是什么神奇的手竟然能把千层云雾撕开那么大一个破绽，而且正巧让我们看到了鄱阳湖。庐山难得一见的奇景，在几秒钟之间显现在我们的面前，真正是一生的幸运。淋湿了衣裳，浑身发冷，肚子饥饿，都算不了什么！
我相信，黑透了的天地间，常常有奇异的梦境出现。
但是，有几个游人还是表示怀疑：“真的是吗？”后来茶社的一个女服务员，从屋子里走出来，她只瞄了一眼，就笑笑说：“不错，是鄱阳湖！”经这位含都口的人证实，大家才去掉怀疑。那几个牌迷，刚出来要观赏这个梦境，却一下子幻灭了，他们后悔不迭。那云雾的幕布又拉上了。满天的云雾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浓重，一场暴风雨就要袭来。
赶紧下山回旅社吧！
1972年
在悬崖边
我久久地兀立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观赏着暴风雨之前五老峰顶上的雄浑气象。有那么几分钟，四周突然云消雾散，开朗了起来。我朝身边环视了一下，哎哟，几乎把我怔呆，我原来一直立在万丈悬崖的边沿。如果往边上再走一小步，就必然掉下去粉身碎骨。有云雾时，莫测高深，一点不怕，等到看清楚，才感到真正的可怕。我的胆子自小很大，好冒险，逞英雄，但是，发现自己真的立在万丈悬崖边，却现了原形，脑袋不由自主地晕眩了起来，虽然并没有退缩，躲开那悬崖边，然而，只朝下望了一眼，就不敢再多望，那深不见底的峡谷，那么森人，那么阴郁，仿佛对我张开巨口，使劲儿地吸我。我的身子，禁不住地朝万丈深谷倾斜，我使出全身勇气才稍稍稳定点儿，没有继续朝悬崖下倾斜，但浑身已经冒出了虚热的汗。记得罗丹雕塑过一尊坠落深渊前的人，恐怖永远凝固在青铜里，让人颤栗不已。
五老峰上的万丈悬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一个人还不知道已立在悬崖边的时候，身心能够平静，一旦发觉身边一步远就是万丈深渊，就再也无法平静。但是，也正是这个关头，可以锻炼人的勇气和胆量。悬崖并不可怕，无需躲避它，只要晓得不去找死怕个甚？家家冬天有炉火，有谁伸手进火里去？这并不是胆怯。生活里的悬崖峡谷很多，往往是被人推下去毁灭的。
1972年
含鄱口
冒着暴风雨，我们终于登上了含鄱口，但已经是饥寒交迫，精疲力尽了，浑身湿透，脸色冻得发青。有谁低低地说一声：“真亏啦！”我感到异常惭愧。因为我与一个同志撑一把伞，而我又不像他湿得那么全面彻底。我没有尽到责任。
在雨伞下面，我们商量好（其实是我的主意）：回到旅社，有人要说：“这么狼狈？为什么非要登上五老蜂？…看，把你淋得可怜煞人！”诸如此类的言语，我们决不显出疲惫或后悔的神色，只说“不游五老峰太亏了，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值得”。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吃亏，不但登上了五老峰的顶点，而且观赏到满山飞云，满天混沌，平生未见过的大自然的奇景。直到今天，我还认为，那次游庐山最尽兴最满意的正是上下五老峰的那段艰险的经历。那种震慑魂魄的磅礴气势，一生中很难遇到第二次。
但是，我们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上到含鄱口那个阁楼，同伴问我：“有什么吃的？”我说：
“有。”摸了摸挎包，还有一个芝麻糖饼，一个馒头。我把糖饼递给他，他没有客气。我非常后悔，早晨为什么不多带几个馒头？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那点仅有的食物，太少了。
在茶社遇到几个熟人，他们正围着一盆炭火玩扑克牌，见到我俩湿成那个惨兮兮的样子，热诚地让了座。我和家骧力劝他到隔壁一间空屋，脱下湿衣拧拧干，他倔强地不说一句话。后来还是脱下褂子，我帮着在炭火上烘烤．烘烤了好久好久，还是那么湿。烘烤湿衣的同时，也烘烤了我们的手臂和前胸，身上渐渐有些暖和了。
时间匆匆地过去一年多了。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论在五老峰上，还是冒雨下山，已经没有一点寒意，全部经历变得极其温暖，似乎当时游山不是深秋，而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那浑身的冷雨，已经由于不断地回忆，烘烤得一丝不剩了。
一段神秘的路
我们五六个游客，被暴风雨滞留在含鄱口上。天越来越晚，大家焦急万分，都来到等汽车的地方。风斜雨急，大家都打着伞，立在一个牌坊下面默默无语。有人说，时间已太晚，又遇到这么大的雨，汽车不会来了。如果没得法，徒步回牯岭，像我们这一千人，得准备走两个钟头以上。这个现实问题把大家弄得十分不安。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含鄱口有两位卖菜的妇女下山，见了我们，很关怀，说她们马上回牯岭街上，我们可以跟她们一路走，并且说只要四十分钟。她俩每天一早来含鄱口，下午四五点钟返回去，风雨无阻，这一带的每条捷径，自然是最熟悉的了。大家有如遇救般欢喜。
不过我心想，走四十分钟就要到牯岭，或许有点夸张吧。昨天我亲自问过一个旅社服务员同志，他说上含鄱口看日出，一趟要走一个半钟头，还得赶着走。现在路如此泥泞，怎么时间倒可缩短？心里自然有点疑惑，也不好多间。
那两位妇女到公路边一个屋子里去呆了一会儿，出来每人撑一把伞，还挑了副担子，尽管担子不重，但比空手要累赘。
四十分钟？我看一个半钟头也不止！
她们走在我们前头。我们这一千人就像一支游击小队般，一个跟一个默默地在后边行进。走的是一条好像已荒废了的小道，贴着山脚，曲曲弯弯的，但并不难走。我一向是以快腿出名的，个子大，跨距宽，但我那时非得加劲迈步才能跟上。
一路上，大家没有话说。我在后边望见我们的带路人在队列的前头，挑着担子，步态从容，没有一点赶路的样子。
当我们真的已经走到牯岭时，她俩喊了一声：“到了！”我看看表，几乎让我惊呆了，一共才走了二十八分钟。怎么会有这么快？仔细回想一下，真也有点莫名其妙。只觉得当时一路上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看，只顾朝前赶路，一会儿穿过一片灌木丛，一会儿翻过一个山丘，还跨过一次公路，不是走下山来，简直是飞下山来的……让我一个人再走回去，就毫无把握了，如何走都忘记了。
我一直纳罕，为什么我们当时能走得那么快，而且走的当时，并不觉得太累人？直到现在，我还不解其中的奥妙。
从此，我相信，人生漫漫途程中，的确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