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两年前遵嘱看过王海波同志的选目，当即提出了我的一些粗略的看法：选目大体可以，须补充，选得更为全面些；建议请社内熟悉艾青诗的老同志，如屠岸同志对选目提提意见，以便进一步编好这部书。因这部诗选是世界文库的一种，须编得尽可能完整一些，真正能显示出艾青一生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与艺术特点。这并不容易。如让我编，也得考虑这部诗选的难度，不能只反映我的审美情趣与偏爱。主要难在选目上，当然序文也得撰写得体。
这次的选目（增订过的），我先后读了三四遍，总的感觉比上次（初选）要完善了许多，看得出海波同志读了大量的作品与有关的资料。选目的难点是如何选得准确，选真正代表艾青诗艺的精萃，对那些偏离了诗性的作品（受当时历史的制约）不宜选人，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的新诗，如何正确评定艾青的诗？这常常与编者和评论者的审美观点有着直接关系。因此，我才建议请一些同志多看看选目，尽量编造得具有国家乃至国际的水平。
简单地说，难点集中在如何选1941年到1979年之间的诗。也就是对诗人进人延安直到右派问题平反之前的作品的看法问题。海波同志是持基本否定态度，几乎没有选几篇，而我是同意这个选法的。两三年前，我与郭宝臣同志编撰《艾青名作欣赏》时，选目就是如此定的，我为此找过艾青，他看过我的选目，没有提不同意的看法。这也反映了艾青对自己的一生创作在认识上的变化。我曾担心艾青对我的选目太宽容，又征求过诗歌界的友人的看法，人们大体上肯定了这个选法，选头尾两段，中间一大段的诗基本舍去。
这里有历史的回顾与反省，也有对诗的符合创作规律的理论的思考。这个看法势必影响到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观点。诗歌界（包括文艺各界）显然还有不少不同意这个观点的老同志，这是个牵动全局的观点，请社领导予以认真考虑。当前这种学术上的争议还没有真正的开展。
看了这次的选目，我认为基本上有了改进，整体上说是可以的，我只建议再补造一些作品。1979年平反之后的诗，海波同志基本没有选，应当选一些进来。这是一部艾青一生的选集，有头有尾，头尾相接，才能显示出诗人的全貌，以及中国新诗历史的现实。事实上，1979年之后两三年闻，艾青又焕发了第二次青春活力，写了不少力作，尽管不如抗日战争前后的诗，也看到了诗人的诗艺的真正归来。
这点我看得清楚。平反之后的诗，我与宝臣同志在名作欣赏里选得少了，艾青夫人高瑛对我说：“还应多选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艾青的看法。因此，希望海波同志增选一些，不是仅仅为了照顾诗人，而是应当选一些。
至于我的序文，我只能在“名作欣赏”那篇序文的基础上再作些增补与修订。这篇序，艾青生前肯定，还说了许多好话。7月之前，当可修订改写完成，尽量提前。
专此祝
暑安
1996年7月8日
历史的沉思和信念——序莫文征诗集《芽与根的和弦》
近几年来，记忆力明显地衰退了，可是十年以前老学长、诗人唐祈（我读大一时他已是同校历史系助教）对诗人莫文征的诗的一些极有见地的看法，却一直牢牢记在心里，没有丝毫淡忘。
1987年春夏之交，《诗刊》在扬州地区召开了一次“运河诗会”，我与唐祈有幸分配在一个房间住，朝夕相处，格外地亲热。几十年来两人都饱经沧桑，十分珍惜这次奇遇般的相逢。那几天，最集中最动感情的两个谈说不尽的话题是：深情地回忆青春年代的往事，惊喜不已但又忧虑重重地谈论诗的现状和命运。没有想到竟然交谈得十分的信任和投合，过去的流派情结，当今的某些学术分歧，都变为次要的了，并非场面上的虚伪的谅解，而是真诚的心灵的交流。
我想，这多半由于经历了相似的命运，对严酷的人生和庄严的诗有了前所未有的痛切体验，还有过去那种单纯的校友情谊（当年我与唐祈并没有个人交往，只记得1943年冬，他导演《雷雨》，我为他们画了几幅大海报），使两颗苍老的心灵贴近了起来。应当深深感谢历史和苦难。
唐祈和我在扬州相处不过两三天光景。有一天清晨（我醒得早，把他搅醒了），两人背倚在床头，唐祈说他前不久读过莫文征的不少诗，引起一些感触：“这位老广（莫是广西人）的诗，乍看觉得质朴，其实内含着一点一滴闪光的灵秀，绝非平平之作。这是一般工巧者或狂躁者（唐的原词）难以达到的境界。他对现实人生和诗都有切实的理解，以及颇有深度的批判精神，不是表面的张扬和浅薄的宣泄。
而且，他很注重语言和情感的融合，吸收了不少现代诗的艺术手法，因此诗的意象不落陈套，有密度有张力，很少随意性的铺张。”唐祈这番话的遣坷用语，如大学课堂讲学时那么认真，他一定思考了很长的时间。清楚地记得他瞪大眼睛（唐祈年轻时有一双出众的眼睛，亮丽而有神采），直盯着我，又作了即兴发挥：“你我二人，写了大半辈子诗，都缺乏一点儿这种质朴。质朴也是美，甚至是大美，多半不是天生的，只有苦苦修炼，超越世俗，才可获得。”我听出他话中有话，“狂躁者”显然指的是像我一类的当年自以为革命的俗人，否则他为什么直盯着我？记得我说了一句不谦逊的话：
‘是的，当年，甚至现在，我仍有些狂躁，很难改了，活得如此屈辱，有点狂躁是正常的，是被动的狂躁。”唐祈听了我的自白，有几分沉痛地说：“我何尝不狂躁，但只躁不狂。”我哈哈大笑：“狂和躁如何能够分开？”说到这里，唐祈和我痛痛快快地笑了好一阵，两人都笑出了眼泪。我对唐祈说：“我俩如今有了共同的泪。”唐祈禁不住哭了起来，那一天，他的眼睛一直是红红的。在扬州分手那天，我向他谈了我对他的诗的印象：“就你的诗来看你的人，或者从你的人看你的诗，的确没有狂躁的东西，倒有几分浪漫和梦幻的色彩。我和你都追求过诗的牧歌情调，这或许是由于我们在西北高原生活过多年的缘故。我们有相近似的地方。但是我的确比你狂躁，我的诗很不简洁，不宁静，很少有完美的结构，而你的诗的情境与结构大多很严密，显出艺术的沉稳和深度。
这一点，你与文征的诗是大致相似的。而我过去的狂热多半是社会意识的，不完全是真正的诗的冲动。”唐祈同意了我的这个经过思考的论断，并且夸了我一句：“牛汉，你也有冷静的一面！”
我与唐祈的这段短暂而诚挚的最后交往已成为永恒的瞬间。1988年，在北京穆旦诗歌研讨会上匆匆见了最后一面，不久他就默默地在兰州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把他在扬州讲的这些有关文征诗的见解如实写出来，可能会永远地隐没了。为了悼念我的学长唐祈，这篇文字的行文显得繁琐，远离了序的规范，恳请大家体谅。
文征的诗集交到我手中已有几个月，我至少一首首地通读了两遍，有的诗还反复咀嚼过许多次。读他的诗，或许是因为我和他相处几十年，总像面对面与他交谈一般，每读他的一首诗，仿佛同时能听到他自己吟读的声音。我听惯了他的深厚中带苦涩味的声音，而他的声音又与他的诗的情韵天然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个性和时代感的氛围，真正有聆听他的心声的那种亲切感。有些诗，恍偬觉得是我与他一块写的，至少是我曾经也想写的一个意象或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