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目编定之后，令人十分地惊喜，不但看到近百年来先行者的足迹，还感到当前新诗形成的发展势头，已得到大家的认可，并在这部诗选中切实体现了出来：人选的诗篇半数是近二十年成长起来的具有才华与个人风格的年轻诗人的作品。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新气象！
近百年来，几代令人尊敬的杰出诗人为中国新诗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功绩，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激，他们的诗具有里程碑的历史价值。
苦尽甘来，我终于尝到一点点蜜。
祝中国新诗前途无量！
1999.11 .15汗血斋
为冯雪峰辩诬
八十年代初，在北京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冯雷峰学术研究会，记得是第二届，首届是在雪峰家乡开的。我的家离会场不算远，自以为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可到，由于路径不熟悉，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会场。一进会场，人已经坐满，我坐在靠边的地方。这届研讨会，记得是由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主席台上就坐的有韦君宜、唐达成等负责人，与会者多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专家学者，其中有李何林、唐強、林默涵等。
几个发言者对雪峰在三十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v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人让我到台上讲，坐定之后，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雪峰同志给我谈过事情的全过程。”
下面是我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发言较为筒略，现在补充些必要的细节，中心意思绝无差异。
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我已从拘禁地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多了。一天午饭后，雪峰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聊聊，雪峰在四楼，我在三楼。当时社长王任叔拟编一部《文学辞典》，让冯雪峰和另一位姓糜的编辑负责，糜有病，不常来上班，因此办公室很清静，只有雪峰一人呆在里面，显然有着照顾和隔离的作用。雪峰已多次让我上楼聊天解闷，请我喝上好的绿茶。有一次，我向他：“听说你自杀过，有这回事吗？”雪峰坦率地承认：“有过自杀的念头。”我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反右’后期，有一天，荃麟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荃麟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党保持一致’。并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担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惑庸的信。我对荃麟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
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荃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渡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荃麟来规劝我是很用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荃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经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茎麟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荃麟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茎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威胁。荃麟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作不了主。我清楚，荃麟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该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会为我澄清一切。”雪峰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也哭了。我的党籍早两年已宣布被开除，当时我的心情与雪蜂完全一样。
以上雪峰的自述，以及当时的谈话情景，我永远不会淡忘。
我相信林默涵了解全部内幕情况。他不该提出这个疑问，他本应该是说明事实真相的知情人。记得我在会上讲完以后，林默涵没有反驳，一直保持沉默；从他的表情看出，他没有料到有人会揭示出事情的真相。散会以后，听说雪峰的女儿雪明在场，听了我的发言后说，牛汉讲的是真实的。
让我失望的是，不论周扬，还是林默涵，对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反省。
荃麟同志“文革”结束前已去世，他如果现在还健在，我相信他会把全过程谈得清清楚楚。
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历史的真相不应当淹没。
陈辉的《十月的歌》编后记
这是一本很难得的诗集。作者陈辉（原名吴盛辉）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到今年2月7日，他为祖国战死整整十四个年头了。
陈辉给我们遗留下一万多行诗。几个月来，在整理他的诗稿和其他遗作时，我们深深地被他的战斗的乐观主义和献身革命的热忱所激动和感染。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战士和诗人。这本诗集，收入他的四十多首诗，共六千五百多行，大约占全部遗诗的一半。还有许多诗，作者生前就失落了，现在已很难找到，这是非常可惜的。
作者是一个生龙活虎、热情愉快的青年。这个朴实可爱的形象，是他本人也是他的诗的形象。田间同志在《引言》中也讲到了这一点。陈辉从1940年起到平西做青年工作，他是房、涞、涿地区的模范干部，和当地的广大人民在一起，长年出生人死地对敌伪进行极为酷烈的斗争。当时的《晋察冀通讯》曾表扬过他：“陈辉是一个十分勇敢的战士，善于拿笔，也善于用枪，用手榴弹。”这是一点也不过奖的。
这里选的四十多首诗，只有少数几篇如《平原手记》《莫斯科》《夏娃和亚当》等在当时敌后的油印报刊上发表过，其余都是匆忙地写在各式各样纸头上的手稿，而且改得很乱。
陈辉的诗，虽然发表的不多，但是他的每一首诗，都曾作为战斗的武器杀伤过敌人。有许多诗是街头诗，曾书写在敌后乡村的墙壁上，山岩上；也有不少诗，曾作为传单，由作者亲手刻成蜡版并油印出来，散发到前线去。在作者诗稿的空隙中间，有如下一段记述：“这七首诗，是在八区写的，马上就油印了。第二天，在口底战斗的时候，我把它们散到唐县城外三里的乡村里。我要让它们像几粒火种，种到城里去。”读到这些豪迈的战斗语句，任何人都可以真切地想见当时那种戎马倥偬的情景。
陈辉的诗，也有它的成长的过程。作者最初两年（1938-1939年）写的诗，还比较稚嫩和粗浅，甚至还带着一些摹仿的痕迹。那时作者只有十七八岁，对生活与创作的理解不很深，写作上的锻炼还不成熟，有些诗流于空泛的呐喊。他自己就不满这个时期的诗，譬如1939年7月到IO月，他一共写了五十多首诗，可是当他编订诗稿时，却只选了寥寥几首，这就是现在这本选集里的《浅酱色的诗》。
可见作者的创作态度是非常虚心和认真的．他把写诗当作从事革命斗争的庄严的内容。他不论在战斗里，还是在创作活动中，永远是勇往直前敢于拼搏的。当他较长时期地投入艰苦的火热斗争，他的诗，也就逐步成长与成熟起来。
战斗和写作，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斗争最艰苦的那两三年（1940一1943年），也正是他的诗跃进的时期。
他的大部分优秀诗篇都是在这两年写的。格词轻快、感情明丽的《平原小唱》《平原手记》以及丰富多彩的战斗画卷《红高梁》都写在这个时期。这些诗，都说明他已经逐渐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1940年5月，他曾在手稿上写了一段创作感受，其中有一句是：“《平原小唱》使我的风格大大改变了，我看出我的风格正在成长。”
从陈辉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真理：一个作家或诗人，如果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时代的火热斗争，并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那么，他的诗，他的才华，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能得到最大的拓展。陈辉和他的诗，就是沿着这条正确但，必须拼搏前进的道路成长起来的。
可惜正当作者才华焕发，形成了自己优美风格的时候，就不幸以二十四岁的年华壮烈牺牲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本书的分辑、辑名和编排次序，大致都依照作者的原意编定。在整理遗稿时，除校勘文字外，只对少数几篇作了一些删改。
陈辉的诗稿，能够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是十分不容易的。这里应该感谢在战争的动荡的日子里，长期保存原稿的戈枫、叶丁乙、曼晴等同志。这次编选出版时，田间同志也花了不少劳力，并为这本诗集写了《引言》，谨此一并致谢。
1958年3月说明：本文曾以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的名义刊印在《十月的歌）的卷末。陈辉的原稿现存北京图书馆。
试谈郭小川诗的历史评价
尊敬的杜惠大姐：
你好！年表在我这里搁了这么久，请原谅我的疏懒的作风。今天凉爽点，又细细地读了一遍年表（这是第三次读了）。不过这封信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写的，可不能当作编辑部的“公函”看待。我写得随便，只供你进一步思考和修改年表时参考。我的视力不行，只能匆匆地写成这样。
年表先经编辑部一个同志看过，他热诚地肯定了年表的价值，还特别欣赏你的清丽的文笔。他本来请你考虑作几处修改之后就安排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随后接到你的电话，我赶紧取回来，你如此信任我这个老编辑，我可不能让大姐失望。
一读小川的年表，就引起我许多感慨，常常深深地陷入历史的回忆之中，心情极难平静。也许只有现在，经过了四五十年的人生磨炼和历史的澄清，才比较能冷竣地看待许多历史事件，感情作用已成为次要的了。这几十年，文艺界的重大问题（历史的现实的）已渐渐地显露出了本来的面貌，谁也无法再改变了。但也并非一切都一清二楚了，还须有真切的史实说明历史的细节。小川是我国当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他的一生的经历和创作，尽管与我十分不同，但也有不少的曲折与苦难，在当时那种时代的气氛下，他能写出《望星空》《一个和八个》《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等清醒而锐利的大诗，实在是一种近似圣徒（人）的伟大行为。
当年与他同样光辉的几个诗人，为什么都没有写出这类清越的显示出人类良知的诗？这不仅令世人警醒，更感到小川的与众不同的品格。人们可以以各种心理怀疑与剖析小川的一生（包括他的创作），但上述的几首诗，还有那两首在团泊洼写的血誓般的诗，是谁也无法抹杀的。在我的感情上，只凭这几首诗，对小川过去在我心灵上横压的那些阴影，都经过痛苦地咀嚼、沉思而逐渐沉淀和消除了。这些感触一般中青年编辑和作家们多半不容易全部理解，这也正是年表（还有传记）真实的价值。认识一段历史太难了。人们常说历史是血泪写的，一点不假。连郭小川这样光亮的诗人的年表，都有斑斑的血泪！评判一个诗人，尤其是四五十年代的诗人，绝对不能离开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地加以否定或批判，而应当真真实实地记述诗人的一生的行状，历史的教训与曲折也才能由此显示出来。但是那些戕杀才华与生灵的大大小小的刀斧手们却决不能原谅！
上面这些话，不可能在信里说透。我于这一两年将集中力量写一本自传（作家出版社约稿），我不仅努力写出自己的血泪的历史，也写自己的愚昧与无知。小川的弱点，有属于他本人的，也有历史的罪责，只供你参考。我的觉醒远远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仍然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乐观的逆旅者。惭愧！
年表原稿上，我作了不少的记号，有时也写了几个字，请你思考。修改好之后，务请寄给《史料》编辑部，我们一定刊登这份重要史料！
牛汉1999年7月21日
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诸同志
《艾青诗选》序文久久没有动笔，非常抱歉，拖下来的主要原因是这两年我的身体不争气，时常被痔疾折磨得心神不宁，难以集中精力进行大量的工作。这两个月来才日渐好起来。然而艾青的诗选我却一直是挂在心上的。两年前就同艾青谈过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这部列人“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的书，岂能失信？如今诗人已谢世，更须尽力地完成，才对得起这位诗坛大师。这两个月我先后写了三篇悼艾青的文章，又翻读了他的许多作品，对他一生的艺术造诣较前似有了新的感悟，而对于撰写序文无疑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