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时间概念是飞速的。今天这一代新诗人，不是十个、八个、几十个（像“五四”白话诗时期和“四五”运动之后那一段时期），而是成百上千地奔涌进了坑坑洼洼的诗歌领域。即使心脑迟钝的人也会承认这是我国新诗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态势。这个新生代的诗潮，并没有大喊大叫，横冲直撞，而是默默地扎扎实实地在耕耘，平平静静、充满信心地向前奔涌着。它的潮头几乎撼动了我几十年来不知不觉形成了框架的一些诗的观念，使它们在摇晃中错了位（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且很难复归原位。我意识到这个变化会给我今后的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必须从框架中走出来。此刻，我不能说已经理解了这些绚丽的新生代的诗作所蕴含的全部意义．我还没有足够的悟解能力来分析研究它们。
在很长时间中，我喜欢并追求的是那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形成的诗。这种诗，对现实、历史、自然等的感受经沉淀或升华具有可触性。我的欣赏范围一般尚较广阔，但使我挚爱的是艾青的《礁石》《鱼化石》，舒婷的《致橡树》，绿原的《重读（圣经）》，曾卓的《悬崖边的树》，蔡其矫的《波浪》等诗所显示的那样明晰、完整的情境和意象。这类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北岛的冷峻、舒婷的至情、江河的浑朴都令我赞叹不已。从他们以及许多同时出现的诗人的创作中，我汲取了不少的诗情。近一年来，我顿悟地发现了成百位新生代的诗人，还来不及一个一个地仔细欣赏，仿佛望见了壮丽的群雕，他们的诗搏动着一个心灵的世界。这里没有因袭的负担，没有伤疤的阴翳和沉重的血泪的沉淀，没有瞳孔内的恍偬和疑虑，没有自卫性的朦胧的铠甲，一切都是热的蒸腾，清莹的流动，艺术的生命，红润的肤色，强旺的肌腱，有弹性的步伐，头颅上冒三尺光焰：这是一个年轻人体魄的形象。他们的诗内倾和外向俱有，没有他们认为的上代诗人那种对世界的不信任感和忧虑感，诗的不羁的情绪有了广阔的空间，有冲击和渗透心灵的威力，激发人去联想，去梦想，去思考，去垦拓，去献身。他们的生活的远景是彩色的、诱人的。这些显出生机的诗，乍一看缺乏严密的结构和均匀的有节制的感情，他们似乎静不下心来思考技巧的作用。他们的诗的激情与固定的思维结构和无性的技巧不相谋，使人自然地想到惠特曼的诗的强健美丽的魂魄。
惠特曼在《草叶集·序》里说；“谁要仅为文采或流畅所困惑，谁就终归失败。”又说：“只允许同完整的创作相一致的修饰……多余的东西是要在人的肉体内寻求报复的。”诗本质就是应当这么质朴的。一首诗里，常常因为一行诗或一个词汇的虚伪性把一首诗破坏甚至叛卖了。这种不纯的诗不少。新生代的诗作中没有这类性格扭曲或虚伪的东西。
他们不追求诗在低温下表面的凝结，排斥那种没有激情的冷漠的制作。不喜欢外在的修饰，追求艺术的自然的形成。我听过几个新生代诗人的表白，他们认为诗一旦固定为一目了然的形态，就意味着缺乏或失去了艺术的张力和飞跃的性格。节奏、形象、境界都只能属于特定的一首诗的生命所具有的姿态。他们的诗的精神世界没有边界。不能说他们艺术素养欠缺，不懂得什么创作的规律。其实，古今中外不少传世之作，往往是诗人的少作。读过这些新生代诗人们许多诗作之后，不得不承认他们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稚拙。他们的诗有些是很完美的。我推敲过不下几十首，他们显然不是不懂得诗的结构，他们的诗的行与行、节与节的关系是一个共鸣的整体，无法肢解，只能激动地看完了全诗，才能真正进入和领略诗的情境的内涵。不像某些陈旧的诗那样，从题目、从第一行诗就能逻辑地推测出全诗的章法和内容概要。这些新生代的诗，每一个看来平凡朴素的词汇，都有趋向无形的诗魄的凝聚力。他们放逐了那些用以加强、显示思想倾向的概念和词语，而在以往的一些著名的诗篇之中却存在着非诗的杂质。还有，因为情绪具有飞跃、跨越、旋转的气质，诗就决不能平面单向地铺展情节，而必须得采用多层次多角度的写法，使读者能领略到陷身其中的情境感，读者与诗之间不存在丝毫的距离。我此刻写这篇文章，很想从几首诗中摘引一些诗行借以证明我的感受的准确性，但是无论如何办不到，任何摘引都有伤于全诗的命脉，几乎不可能找出可以概括全诗题旨的两三行孤立的佳句，更找不到什么“诗眼”。这种活生生的艺术整体感，过去并不多见，倒是我国古典诗词中可以读到这种透明无瑕的艺术精品。新生代诗人的作品给予人的不是形象的理念，而是一个使心灵蕞动的、迄今为止人世间还没有的令人神往的精神境界。
以上就是我从这些新生代诗作中感受到的新的诗的观念。
我决不是说这些新生代的诗人一出现就是成熟的，但是他们创作的起点高却是事实。他们的文化素养一般地比他们的上一代诗人要高一些。他们之中至少有半数是大学生（解放初期，直到六十年代，写诗的多半不是大学生），没有经历过文化长期被禁锢的年代，接受的文学以及文学以外学科的影响较广泛，看得出他们读了许多外国的优秀诗作。他们成长很快，不断地吸收，不断地超越。这种优势不是突然降临的。仔细想一想，他们的成长无疑地跟几十年来我国新诗的战斗业绩有血缘的关系，特别是与他们最近的上一代诗人有着联系。他们尊重过去，但决不膜拜。不断地探索、超越、发现，正是我国新诗的传统精神。但是，他们毕竟是新生的一代诗人，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艺术的探索，还没有经历过多少苦难和折磨。就创作本身来说，也须进一步苦苦地追求，否则无法取得新的突破和发现。因此，他们的诗的气质固然显得单纯、透亮、飘动，深度与力度却不够，也就是说给人的激动还不是十分强烈的。一般说，他们的创作探索多于发现，意象的内涵较少，明显地缺乏深邃的引人人胜的感染力。他们似乎不是发现什么才去抒写。
要知道一旦发现什么，作为诗人陷人狂奋之中，发现的瞬间就是诗的生命诞生的时刻。这种发现的激动，不但应当充满了全诗，而且必须使读者也能领略到这种创作的喜悦，使心灵受到震颤和熏染。如果并没有发现真正的诗情，只是企望发现奇迹，描述探索过程中的外景，诗的艺术就不可能有震慑心魄的力量。有的真正的诗，你读的同时，会在生命内部留下划痕和出血点，使人久久不能忘怀。新生代的诗还必须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各方面的艺术滋养，每一首诗应当是一个发现，达到前人从未达到过的新的艺术境界。
《中国》的下一期，仍准备集中发表新生代的诗作。热诚地祝愿那些年轻的诗人们，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果，让我国的新诗开创更广阔的新天地。
1986年1月8日
苦思中国的新诗——《新诗三百首》代序
我与诗相依为命已整整六十个年头。先说说我目前的状况与困惑，不仅在创作中有，首先是人生的：人和诗都活得很累。当今像我这样的人，为数不会少。有人劝我说，人活一世，何必自寻烦恼去写诗，没有诗，人照样活着。我对他说：没有诗，我活不成。
记得前几年，我曾快活地说，近十年是我一生中最为清醒的一段时间。好心的朋友们都信以为真，他们希望我真的能走出苦海，修成正果。我多么渴望享有迷梦和噩梦清醒之后的那种轻松与超脱！二十岁之前，我信奉莱蒙托夫的一句话：“让我尝一点蜜，我就可以死去。”可这点点蜜，一直没有尝到；我以为诗里能尝到，诗里没有蜜。
此刻，我真的清醒了，还是又在说天真的昏话？现实的人生境遇已经无情地做了说明，我的清醒只不过是一闪即灭的幻觉。那么，我如何能以爽朗清明的心神来构思这篇《新诗三百首》的序文呢？着实很为难，真不知道如何下笔。
回头看看近百年来新诗的历史和现实，如此地动荡，如此地丰富，又如此地严酷和悲壮，仅仅凭个人创作体验生发出来的一点直觉感应是难以揭示其深邃而复杂的本质的。
不善于理性思维和不愿回头观望的我，遇到，真正的大难题，唉！我只能大题化小地写写了。
今年初，我印了一小本散文，其中有三四篇是谈诗的，在《后记》里有几句说到了我这一生与诗的缘分：“由于长期陷落在历史的断层之中，深切感知了人生的艰险与真谛；然而，与死亡相差无几的苦难和孤独，却反而使心灵获得了挣扎、奋发和超脱的求生力量。在危难中诗拯救过我，诗同时也令我蒙受了屈辱和灾难，但诗的正气又使我在世俗的纷扰中从未昏迷和堕落。感谢苦难而庄严的人生，感谢诗的灵光一直照耀并指引我匍匐前进！”这些沉重的苦涩，像从心里挤出来的粒粒汉字，看似扼要严谨，其实是泪眼回首，一片模糊，远没有把我和诗的全部经历与感悟诉述明白。
此刻的我比写这篇《后记》时似乎清醒了一点，可我仍不得不承认，即使再苦苦地写上几千字，也难以解开我与诗的这个命运的死结。我这个人，对于人世间的许多难题都曾被迫作出解答，有几次还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含泪供述了自己的清白。谢天谢地，在危难中，我常常奇异地清醒。可是，多少年来，只要触及陷入危难之中的诗，我却从来没有谈清楚过，连一回都没有：我一生参不透他（有人把诗代名为她或它，我一直把诗视作雄性与神性，这或许就是我的狭隘和愚顽不化之处）。说到底，我不过是一个朝向诗不断跋涉的苦行僧而已；我不信神佛，但我自小被信徒们的苦行精神所感动。小时候我见过蒙古人去五台山拜佛，一路磕头，膝盖跪得血淋淋的。
有不少哲人说，诗不仅能超越生命，而且能超越命运。
我深信不疑。我就是怀着这个信念写诗的。但是诗人却永远走不到诗的尽头。所谓诗的超越本能，不是突然之间的飞跃；它的超越是与不断地探索不可分的，超越是在艰难地探索之中显现出来的。当然这只是我多年来的一点体验。
我多么希望真的能看见几个飞跃的诗人，歌唱着越过天空。
我一直认为诗与诗人是全身心地融合，诗与诗人不存在任何距离。然而，诗人又时刻能感悟到诗永远只是在心中孕育出的预言，如美妙的梦境展现在远方。
这里必须加上一句，诗是诗人全部身心和现实人生的融合，没有这个血肉的融合，诗和诗人都无法创造出赖以立脚的地方。
近几个月来，我的情绪不够平稳，常常为中国新诗的困苦现状和难卜的命运感到忧虑。与几个年轻的诗友交谈过，并不想写成文章。我的狂躁顽劣脾气已经收敛了许多，不想再惹事。
十五年前读到过一篇谈诗和现代人心灵的文章，印象很深。说美国诗坛从未发生过什么真正推翻一切的革命，而是一种有秩序且合乎逻辑的自自然然的发展。还读到惠特曼晚年写的几篇回忆性散文，已经半瘫的老诗人说，当他回顾美国诗歌不长的历史时，感到阵阵清风朝着他吹拂。
他是公认的美国现代诗的开拓者，却绝无一点偏执地否定历史和新诗人的情绪。这些片断文字引起我深深地思考。
怀着有某种发现的喜悦心情，匆匆地写了一篇命题为《诗的新生代》的文章，评述了当时中国诗歌创作生气勃勃的状况，从充满昂奋悲壮情绪的朦胧诗进入了一个广阔而显得平静自然的境域。一群一伙的年轻的诗人一声不吭地涌现在惊喜的读者面前。又过了几年，诗歌创作领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多元的更为宽松的局面，出现了难以数计的新来者。他们不是人们企望的闪耀着光彩的斗士，他们平凡而自在，从语言和情境显现出多年来难见的个人的风度。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之间没有明显地出现所谓的“代沟”，或互相排斥的撞击情况；相处得十分融洽，创作中相互尊重交流，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风格逐渐地靠近了。与当前（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诗坛呈现的现象形成对比，又引起我久久的苦思。
文革后期，许多经受过种种磨难和锻炼的青年诗人，怀着沉重的忧患感和人生理想，他们的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灾难相撞并联系在一起，在创作之中显示出了高尚而坚贞的品质，敢冒杀身的风险，向黑暗的专制势力投射出了密集的火箭般的诗篇，为中国诗歌冲开了一道透亮的裂口，地火随即喷了出来。他们的献身和呼号唤醒并激活了一代纯洁的灵慧的后来者，也激励了不少年老的久久沉默的诗人。
我就是久久沉默的一“分子”，那种沉默在当时其实是抗争命运的奇特的“声音”。就在朦胧诗萌发的那几年，不少如我一样沉默的诗人都先后沉雷一样地醒了过来。新生代和更新的一代浩浩荡荡地涌现了出来，还有，我们这些人归来，都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动向，也是诗歌创作内部发展的自然结果，没有被任何外部的非诗的势力操纵或诱导，是五十年来中国多灾多难的新诗获得的一次堪称划时代的真正的进展。
这个新诗的发展势头，仍在向更深广的创作境域喧闹着拓展着，探寻前进的路径，并不断地调整和丰富着生存的姿态。
沉甸甸的《新诗三百首》终于出版了。几百篇选目都是经由二十几位编委一一提名编定的，主编和任何一位编委都没有个人的决定权。整个编选工作是认真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