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量来稿当中，我们注意发现和培养有希望的文学青年，并有意识地推出一批青年作家、诗人和理论批评家。《中国》的诗有目共睹。最初，我们是通过把握诗歌的发展潮头来把握整个文学的发展趋势的，大量读者来信称，《中国》的诗理所当然是中国第一流的。当青年女作家残雪的小说《苍老的浮云》辗转周折，来到我们案头的时候，我们感到一个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现象已经出现，我们有责任提供篇幅予以刊载。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上，《中国》发表的大量文章，加入我们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对当前文学现状的评论。主编丁玲同志《热情扶持文学新生代》（《文艺报》1986年2月15日第1版）的文章、副主编牛汉同志《诗的新生代》（《中国》1986年第3期）一文，表达了《中国》文学月刊的编辑方针和艺术信念。我们从许多读者来信中，感觉到了读者、同行们支持的目光。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对本刊发表的作品、特别是本刊刊载的直言不讳提到文艺界某些负责同志的理论批评文章的指责。
我们是在探索，“新生代”文学在探索，幼稚和欠缺在所难免。我们欢迎来自各方面的善意和真诚的批评，热切希望通过正常渠道，以正常方式，与上级领导机关沟通、交流，不断改进工作，提高刊物质量。在提倡宽松和谐气氛的今天，这应该说并不是苛求，但事实总出乎我们的意料。
1986年，时值盛夏，我们却感到阵阵寒意。牛汉同志被召到中国作家协会汇报工作，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说，要对《中国》进行整顿；作为作家、理论家、红学家和爱情心理学研究家的另一位负责人则武断地说，《中国》办得很糟，作协大院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办得好，并通知牛汉同志，他们将召集一个“有关人士”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会议，牛汉同志问：“是批判会吗？”后来不知何故没有开成，作协领导也不再提此事。
为了正常的工作，我们又打报告给作家协会书记处，请示：关于刊物1987年出版发行问题；关于主编人选问题；关于中层领导配备问题；关于下年度办刊经费问题。报告打上去如泥牛人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编辑部数次联系要求面见作协领导，陈述我们工作的困难及办刊中的种种问题，然而作协领导说他们很忙，他们要开会，出国，外出讲学，抽不出哪怕半小时时间来满足我们依靠组织、依靠领导为我们排忧解难的迫切要求。而这期间，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消息，一份关系到仲国》命运的报告已经呈到了中宣部。关于这份报告作协内外传得纷纷扬扬，而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却没有对我们编辑部作任何说明。这时，我们预感到，丁玲同志呕心沥血献之以生命的、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曾得到文艺界和读者支持的中国，已经走上了它最后的路程。
我们不甘心。
我们认为，这份刊物的消失将会给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损失，尤其是在党中央提出创造宽松和谐的文艺、学术气氛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对<；中国》编辑部不作任何解释，以“内部整顿”为名实际上取消这份刊物，就更使我们感到困惑。出于这种心情，牛汉同志走访了王蒙同志，王蒙同志对本刊改刊之后的新气象给予了肯定，他感到《中国》的停刊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也为本刊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提出一些建议。刘再复同志说：“《中国》办得这么有生气，为什么要停，怎么向作者、读者交代？”诗人北岛为此愤然宣布退出中国作协创委会诗歌组，他致信作协书记处说：“鉴于你们对《中国》的不公正态度，我认为现任作协领导是不值得信任的。”
我们带着最后希望又一次找到作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得到的回答是：给中宣部的报告是作协党组研究决定的，不会改变。另一位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负责人则对人说：“我只对《中国》的刊号感兴趣。”
此时已经到了明年刊物出版发行的最后征订期限，我们急切地等待作协书记处的最后决定。
1986年9月4日，编辑部在到处奔波、苦等几个月之后，接到作协书记处一位秘书的电话，他正式转达了作协党组书记的指示：“你们要和邮局签订明年发行合同的事，不要办了。我只能传达这么一句。”不久又接到电话，令我们把期刊登记证交到作协去。同样没有其他任何说明，更没有一份正式文件。《中国》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还要我们说什么！我们还能说什么！
我们感谢两年来所有和我们一起为繁荣中国文学共同努力的朋友们！
对那些把热切的目光投向《中国》的读者们、对那些把咸涩的汗水洒在这片园地上的辛勤作者们，我们要说，一切都不会过去！
为我国文学事业的改革努力进行探索的《中国》，得到今天这样的结局，我们感到十分痛心，但我们问心无愧！
在这里，我们借用一位被冤屈而死的诗人的诗句说：
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中国》编辑部
1986年10月10日
说明：此文是牛汉与《中国》编辑部同仁共同撰写的。
一次幼稚而认真的发言
1953年冬到1954年春，中国作协创委会诗歌组召开了三次“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会，我在第二次会上作了一次发言。下面是我的发言摘要：
有人说：格律诗现在为群众所拥护，为诗人所支持。可以这样说。但不能说群众只要格律诗，而不要其他形式的诗。有的人，喜欢自由诗，但也喜欢格律诗，这又该怎么算呢？人们既喜欢菊花，又喜欢牡丹，这是一个普遍的特点，人们的审美口味是多方面的。
我们真应该把诗的各种形式问题（内容也在内）好好谈一谈，给今后的诗创作打开一条活路。
我以为，自由诗已是诗的民族形式的一种。有些人认为自由诗是舶来品，欧化的东西，是与民族传统割裂的。这看法是不妥当的。在苏联，前些年，特莱古勃也曾污蔑过马雅可夫斯基，说他是俄国民族形式的破坏者，而不是丰富民族形式的继承者。马雅可夫斯基是俄罗斯民族的天才的诗人，他的诗是一种革新，但不是与历史和民族的独特性无缘，而是更丰富了民族形式。中国的自由诗目前也遭到许多非难。我们反对那种认为自由诗没有前途和非民族形式的说法。但是我们同时也反对另一种错误的论点，说自由诗可以脱离民族传统，甚至说自由诗的革命意义就在于打倒了格律诗。这种论点也是片面的，实质上取消了自由诗。
我不是在这里为自由诗抬高身价，鼓动大家拥护自由诗，打倒其他什么别的诗。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也可以说是辩护，或者说是自卫，不然自由诗脸上的白粉子和耻辱的烙印是擦不掉的。至于说写自由诗有思想问题，自由诗是知识分子的东西，把自由诗当成改造或者消灭的对象，那是不能不令人感到可怕的。这是艺术生命问题，对一个自由诗的作者来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我说自由诗也是民族形式的一种，是有我自己一种看法的，提出来供大家研究。民族形式的要素（据我看到的一些书里边也是这样说的），大概有三四种吧：
（一）语言，（二）历史传统和文学传统，（三）内容的真实性，假如有（四），那就是受国际各兄弟国家的文化和国内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影响。
下面分别讲讲我的看法：
（一）关于语言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用民族语言写诗。
一个中国人用汉文写，用维吾尔文写，用蒙古文写；而不是用俄文写，用西班牙文写，用德文写，用英文写（有些人过去用英文写）。中国自由诗是用汉文写的，是用本民族语言写的，它的词汇、语气、语法、比喻等，是符合现实生活的，能让汉民族看懂。
（二）关于历史传统和文学传统问题：我认为自由诗也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它已经有三十年发生、发展的历史，这中间有过它的战斗历史和功绩的，已经成为中国诗领域中的一支生力军，它已有了群众基础。我想今天，任何人都应该接受“五四”的文学传统，不能把“五四”这一段历史割掉。
这几年有一种歪风，一说到自由诗就认为是一种可恶的东西。一些诗人过去本来写过很好的自由诗，这些诗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民的财富，但他们总认为那段历史（写自由诗的历史）不光荣。这令人不解。我爱好田间、艾青同志的诗，但爱好的是他们过去的自由诗。最近，田间同志编他的诗选，我是责任编辑。他将早年写的自由体诗（给战斗者）作了较大的修改，有许多地方改得近似格律诗了。我向田间同志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给战斗者》这首对中国新诗影响巨大的诗，已成为历史经典性的诗，不应当改动。后来，他接受了我的看法，没有作大的修改，保留了这首诗的原貌。
我听说，有一些外国人说艾青同志是正统的民族诗人，根据的是他的自由诗。我认为他的《大堰河》《北方》都是民族形式的，不然中国人不会那样喜欢它的，因为他写出了中国民族的感情、痛苦和欢乐。田间同志的《给战斗者》及一些短诗，也是民族形式的。
（三）生活的真实问题：这一点我认为是好解释的。有许多好的自由诗，不论过去或现在的，都反映了中国民族历史上的真实生活。
（四）接受国内外民族的文学遗产。在这些文学遗产中，自由诗是很多的。
综上所述，中国的自由诗是民族形式的。
就我所知，苏联今天没有自由诗派或格律诗派这两个名词。中国有诗人说，中国诗有“格律诗派”或“自由诗派”，我以为这说法是不恰当的。我们是一个诗歌队伍里的同志，是统一的，互相关心的。在中国，不要再提出什么“自由诗派”或“格律诗派”了。至于谁愿意写自由诗或者格律诗，以及其它形式的诗，这要看诗作者的个性以及适合他的生活情趣与美学观点。不能委派，组织上让你不写自由诗，只可写格律诗，这是不能强求的。
关于语言问题：
格律诗中的五七言诗与中国现代语言有矛盾。据吕叔湘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中说：中国过去（古代）是单音词多，后来逐渐出现和增加了双音词，如“美”变成“美丽”、“美好”。现在多音词增加得更多了。从发展上看，将来双音词、多音词要大量出现的，这就使五七言固定的字数增加了困难。过去一字一词或双音词，都还好对仗，现在不规律的多样化的多音词与格律诗的矛盾日益加大，除非格律诗不用多音词。
关于韵律节奏的问题。
诗应该有韵律（不是格律）。格律和韵律是不同的。韵律是内在的、自然的，是旋律和音韵，也可以说是节奏。格律是一种固定的格式。
自由诗也有韵律、节奏，或者说规律。自由诗并不是自由自便地写，只要分行即成诗。其实写一首自由诗也得“流七次汗”。节奏是和内在感情的波动统一的，和谐的。达到这种内在感情波动与形式的和谐一致，是十分不容易的。
什么情绪即相应地产生什么节奏。感动人的主要是内在感我主张自由诗应该力求形式上的严整、和谐。
[附注]上面这个四十六年前有关诗的形式问题的发言，现在看来，孤立地谈形式，分析论点时，过分简单和肤浅。这个发言，其中许多话语，当时都是有针对性的。田间和丁力等倡导以五七言为基调的格律诗。与会的冯至先生同意我的观点：自由诗事实上已是民族形式的一种。参加讨论会的诗人记得有：艾青、田间、卞之琳、冯至、黄药眠、臧克家、王希坚、冈夫、丁力、徐放等。讨论会的发言摘要刊登在1954年某期《作家通讯》上。
诗的新生代——读稿随想
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诗是一种有声、有色、有光焰的激情，或为了憎恶和悲痛的遗忘，或为了献身去追求心灵的欲求。套用北京的一句老话，诗是人世间的精气神儿。诗不一定为现代而写，但诗须具有现代感。诗或许是最难以分解、定性的，我指的是真正的诗。概念化的、非诗的有韵文字，那是很容易分析和图解的。现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向人文学科的渗透越来越多，不少人试图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剖析和控制诗，排斥了诗评家和读者的主观能动作用。有人表示怀疑。我不谙理论，写了几十年诗，从来不是按照某种指导性理论和美学原则去创作。但最近也看了一些论诗的文章，有的通篇是引进的名词和概念，其严密程度几乎到了板结无隙的地步，很难教人读进去。诗评家当然可以写这样那样的评论，但他们决不会要求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被动地就范。
诗是最不听话的抓不住的精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荒芜、沉寂已久的诗歌领域里，开始苏醒并萌发出新的生机。几代诗人，带着各自的欢欣和忆念，带着各自的个性和积郁已久的情愫，此起彼落地歌唱起来，有的诗人像天鹅唱了最后的歌。与此同时，出现了许多对祖国、民族、历史、未来怀有深切的忧患和理想主义的年轻诗人，他们的声音是真诚而激越的，是从苦难的土地上升起的彩虹。诗歌领域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近三五年来，令人振奋的是又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新生代。
《中国》文学月刊的这一期的十位诗作者，年龄多半在二十岁上下，都属于新生代。在他们的眼中，比他们大十岁八岁的诗人已是上一代的人。诗歌的“代”有时只有五六年的光景。回想四十年代初的情形，我正当十七八岁，心目中的许多诗人（也不过二十几岁的青年），已认为是老一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