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稿函件收到，犹豫了好久。因为我并非评论界人，没有写过什么真正的评或论的文章；偶尔从创作体验（个人的）生发出一些近似评论的感触，但也很少形成完完整整的理论性的文字。有少数几篇引起诗歌界的重视，如《诗的新生代》，这篇文章写得苦涩，只因为提出了一个新发现的创作现象竟然当作一个诗歌创作发展阶段肯定了下来，还写进许多文学史之中，如刘登翰、洪子诚的那本新诗发展史就措用了这个提法。其实文章写得平平。1985年冬，《文艺报》一次座谈会上我就提出了这个现象（与朦胧诗相比较），次年初，我写了《诗的新生代》一文。这次在行文上我作了少许修改。第二篇文章是与郑敏的通信。这篇通讯里我写到文字（语言）与诗创作的互动作用——种诗的生命体验，引起一些人的兴趣。至少有一部分诗人赞同这个观点，郑敏首先赞许。但作为理论，是远远不够的，只是一点点的感触和体验。但这种把诗视作生命形态的个人体验，却是我创作的主要追求和特点。世界上也有不少诗人有如是观。第三篇是《诗探索》上的那篇较长的随感性的文字，说来说去，也是有关诗的生命感的体验。这三篇文章，第一篇重要，却平平。第二三篇，是写了一些诗的生命感的体验，虽不成为理论，却是我的真实的创作心态与追求。请你考虑。
近半年，我一直努力地写点东西。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出我的两种选集：诗选与散文选，已交稿。安徽的一个出版社约我编一本论诗集《XX论诗》十万字，正在赶写。这套书是刘湛秋编的。大陆与台湾各三四人。从下半年起，我集中精力写自传，作家出版社约稿，30万字，我已答应。我将拼老命把一生的经历（人的，诗的）写出来。因此这两年，我必须潜心写作。只是左眼的视力不行，只靠一只右眼写。
太苦。
向西安的诗人（伊沙等）
问好
1997年2月1日
致吕剑（1999年2月27日）
剑兄如晤：
近好！二月十四日手书已收到许多天。几个月来先后诵悉（友人来信，我一向不是无声的阅读，总要念出了声，而且还调侃地学写信人的声调），我兄数信，早该回复，总是获不到一个完完整整的时间，还有一颗完完整整的心。人活得支离破碎，写一封信往往要拖一两天，跟写一首诗或一则随笔相较并不觉得轻松。杂驳的事务须尽力排挤到一边（它们还虎视眈眈地窥视我），好清出一片安静的只属心灵的境地。太难太难。这正说明我这个人极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如今“破五”已破了几天，我却仍没有从困境中突破出来。每次写信照例先宣泄一点真实心情，否则如何“如晤”呢？
作协交下的那个五十年诗选的事情，几乎占了我一个冬天。本来每年严冬，缩在斗室，总要靠着暖气，浴着阳光，写几篇随笔之类的文字，今冬交了白卷。人冬之后，我苦苦地研读了近两百本诗集（有些还得多方寻觅）。当然，有一些集子读得并不觉苦，而且还让我真正地理解了这些诗人的心灵和品性。而且一边读这些诗，一边思考近半个世纪的严酷的历史，深深地思忆到了我们的这些为诗献命的人们生存的境遇，中国伟大新诗的存在与发展多么艰难啊！
付出的代价太大，有泪，有血，但也踏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径。我深知哪些人是如何倒在棒喝下的，也深知哪些如今走红诗人当年的种种行状。我读到了五十年新诗的一页页史迹。或许我的这些感受与想法已成为落后的东西，如今一些评点诗史的大家，我真怀疑他们并没有认真读文本，真正进入历史的内腔。我希望他们比我更清醒，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他们不是不动感情。事实上我的确也看到少数选家的相当严肃的选本。不多，但不是没有。
这是我的想法，事实证明这是近于天真，近于迂阔的设想。五十年诗选的选目，并不如我所想的那么完美纯正。
我几乎又要辞职不干！两年前当鲁迅文学奖诗歌评委时，我愤而辞职过一回，后来得到一定的谅解，但心里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这一次，我忍着了，没有发作。但我更深地理解了人生的复杂，以及我个人的弱点。总之，选编得远不满意，可以说相当令人难过。我对不起历史，对不起我热爱的一些真正的诗人！是诗之外的因素所致。但愿历史能在将来弥补这个遗憾。我相信会实现。我拟定的选目经过一次严格的论证与审查，有十来个有实力的诗人诗评家参加，虽然是个应有的过场，却也并非马马虎虎。我很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对一些重要诗人提出我个人的评价，认为过去的评价不完全准确。有几个诗人（如陈敬容、昌耀、西川、欧阳江河、张烨……）我第一次深入认识了他们的诗。有几位影响大的诗人，我过去的认识不全面，人家还是写出一些精美的好诗，并非没有一首好诗。而另一些（不多）过去评价高的老诗人，我却觉得陈旧（比起年轻一代的诗人），我几乎一个诗人一个诗人地抚摩了他们全部的诗句。我真切地看到有些诗人的高尚品德，也看到了另一些诗人虚伪。我也痛苦地看到我自己的许多貌似刚强，实则软弱的表现。
人们以为我很顽强，实际我常常处于胡涂的不清醒的状态中。有时我表现得很不冷静、租糙、不成形。我这一辈子已不可能修炼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我的诗也如此。但是，我所承受的这些苦痛，我生命中形成的无法愈合的无以数计的创伤，我的单纯的愚昧、美丽的幻想，我的这一切一切，正可说明历史和人生一直如此严酷和真实。我的值得自慰的“美德”是没有回避与溃灭，为此我承受了极大的灾难。而痛苦与灾难，却多情地教化了我，使我真正地重新获得一个人应有的品性，“重新做人”，多么快活！上面这些感悟准备另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拟定《重新做人的快活》。谁知道能否写成。
今年（1999）我有两件大事，一是我与武汉出版社订了合同，写一本散记，主要写牛棚到干校的这十年的经历，要细细地忆述几位人物，如雪峰、老聂，还有郭小川，还有另几位作家．当然主要写我个人的经历。我有信心写好。另一件事是，答应河北教育出版社编我的“文集”，初步想编成四本或五本：两本诗，两本散文，一本诗话诗论以及其他。我这一生写的太少，十分愧疚不安。自传远远还没有完成。
希望今年我不生病，顺顺当当完成上述两个人生课题。
听到我兄不久前又病了一场，心里非常惦记。只愿我兄的身体和心情平平安安，不断地写出新的文章，还有诗。
越写越乱，就此打住。
祝春天快活！
愚弟牛汉1999年2月27日
致艾砂、乙亚（1999年2月2日）
艾砂、乙亚诗友如晤：
近好。
本月23日手书收悉。《香稻诗报》收到已有多日，编者和作者里有不少熟朋友，看了倍感亲切。当今的诗歌界正缺乏你们这种朴实纯正的创作风气。诗报此刻不在手边，记得刊有王尔碑、木斧等的小诗，见诗如见人，真切地听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声息。我怀念这些久违的远方的诗友们。诗本该是心灵之间的交流。
《牡丹》近几年没有见过。刘以林文未读，不敢妄加评说。与刘文同时刊出了我去年在一次诗会上的即兴发言，文本无误。“爆发”一词是唐晓渡先我而讲的，我赞赏这个具有强烈动感的词。这个词，并非“后现代”诗人新创。从古至今，不论中外，有不少诗人的创作实际显示的势态，都能从“爆发”一词去联想和把捉其艺术个性。它，就我的体验来说，是从里到外，从下到上，从近到远，有时什么都不顾的狂奋不羁的那种诗情。杜牧序李贺歌诗，说李诗“鲸吸鳌掷”、“牛鬼蛇神”，李诗创作的奇特的情状，似与“爆发”的内涵相近似。法国诗人瓦雷里称之为“精神振荡”。不知二位有何看法？我的一些诗（不是全部），就是从内心（生命深处）突然爆发出来的，是久久沉聚和冲荡在胸间的无法再抑压的情绪，它多半是地火似的灼烈。不可能一丝一缕吐诉而出，是不由己（诗人）的一次性发作。过去在一些说诗的文字里，我表白过我的这个创作经历。有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是，发自生命的创作的爆发点是如何出现的，须进行深人的审美的探究。我不谙理论，我只晓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的难点。
我的《华南虎》《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麂子》等小诗的创作过程，与上述的情况非常的一致。有些诗，有些诗句、情境与词语的出现，不是作者技巧地思考出来的，它们仿佛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第一次听到的共鸣，大概就是常说的“神来之笔”吧？
以上这些随想，仅供诸位参考。我常常说傻话，这次又很痴傻。
视力极差，字迹不清，请见谅。
春安
牛汉1999年2月27日
致韩小蕙（1999年12月15日，北京）
小蕙：
你好！
好久未向《文荟》投稿，有愧。
今年一直过得不轻松，编了三本诗选：两本为五十年诗选，一本是《新诗三百首》。作家出版社那本五十年诗选已问世，编后不顺心，该人选的佳作奉命删汰，而不该人选的劣诗却塞了进来。但有三五个人的诗我坚不收入，最后向我让步，他们深知我的脾气，看来脾气不能没有一点。其实，这绝不是什么脾气，是一个严肃的是非问题。另一本五十年当代诗卷正在写序文了，一时尚不能问世，这套书总主编是季羡林前辈，我为诗歌卷主编，这本诗请林莽、刘福春担任副主编，在三本诗选中编得较为满意。《新诗三百首》是我与谢冕充任主编，有二十几位编委。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下月10号可问世。序文是在三五天之中赶写出来的。写得过于“个人化”，与常见的大型选本之序文的规矩相去甚远，我不善于写那种具有权威性与教化意义的大文章。但我自认为写得真诚，尽力排除了流行的正确的套话。
真希望这篇序文能在你主编的《文荟》刊出。这序文我以为并无什么违碍的地方。请你审正。如能采用，盼能尽快见报。不用，请退还我。
这序文十分不好写，采用随笔来写，也是一种“狡猾”的手段。但文字并没有直接批评那些仇视当前新诗的人；可也不能写一句违心的话，只能说真话。
匆祝
文健牛汉 1999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