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吊桥放下来了，徐宝富只身一人出了东门向北走来。陶勇见徐宝富向我方走来，便从容迈出指挥所，朝前走去。相互走了四五十米，见面时，徐宝富恭恭敬敬地向陶勇敬了个军礼，然后自我介绍说：“我是徐宝富，不得已投靠敌人……”
陶勇拉住徐宝富的手，说：“过来就好，革命不分先后，欢迎你参加革命队伍。”
陶勇跟着徐宝富钻进碉堡，一进门着实吓了一跳：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拿枪的人随即发出一声冷笑：“陶司令，你还认识我吗？”
陶勇定睛一看，岂止是认识，简直就是熟人：这家伙原来是陶勇部队的一个兵，因为不守纪律被清除出去的，没想到到徐宝富这边来了（后来知道还是个小排长）。
那家伙眼睛冒火地盯着陶勇，讽刺道：“陶司令，我这个兵当年是你给开除的，现在应该算算账了吧！”
陶勇眼一瞪：“你不守纪律就算不得个好兵，今天你能到徐大队长这里来一同抗日，说明你还有点骨气，要算账找日本人去。我今天是和徐大队长来谈判的，是他的客人，有时间再和你谈……”
旁边的徐宝富也听出名堂来，急忙用手拨了一下那家伙的手枪，呵斥道：“陶司令是我请来的，你退到一边去！”那家伙只好悻悻而退。回到部队后，陶勇还和彭德清说：“一想还真有点后怕，那家伙的枪口就对着我，我真怕他报复，给我一枪……”
下午3时，徐宝富带着三百多人枪走出据点，加入新四军队伍。以后改编为一个支队，徐宝富仍任队长。鬼子联队长中岛闻讯，气得捶胸顿足，急忙调兵阻止，但为时已晚。从此，通启公路交通中断，汇龙镇据点内的鬼子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
用敌人的轮船运送部队
1944年将近年底，一师参谋长刘先胜和三旅旅长陶勇率特务一团和四团于12月27日到达三江营，准备在扬州至口岸之间渡江，以便进军苏浙皖边区。他们已在这里准备了船只。可是要把几千人的大部队在敌人眼皮底下渡过江去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人绞尽了脑汁，最后陶勇一拍大腿，叫起来：“有了！”
刘先胜知道陶勇出的点子一般都超凡脱俗，冒险的时候多，有时吓人一跳。于是急忙问：“什么办法？”
等他一听，果然惊了半天，不过他相信陶勇能出奇制胜，也愿意试一试。
两人合计的办法真是大胆：用敌人的轮船运送部队过江。
因为丹北五地委有个地下党员的亲戚在招商局的货轮“新豫”号当老柜（轮机手），这人为人正直，思想也比较开通。通过他了解到“新豫”轮的具体航期后，五地委想在江上借船，用来摆渡部队。这样，过江速度快，而且只要注意隐蔽，不被日寇巡逻艇发现破绽，看似冒险，其实最安全。可是，怎样才能顺利地把船弄到手呢？
1945年1月5日清晨，六个生意人打扮的汉子出现在镇江的货运码头上。为首的年轻人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四周，见没有日伪军盘查，便忽然加快脚步，朝泊在岸边的“新豫”轮走去，另外五个人紧紧跟在后面上了船。
那年轻汉子原来是五地委委员、扬中县县长王龙。按照预定方案，他带了老柜的亲戚和四名短枪队员，化装成在外经商的生意人，要求搭便船回乡过年。靠着老柜的关系，这个要求得到了船长的允许。王龙曾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官处当过交际科副科长，同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地方绅士打惯了交道，很善于同各类人周旋。上船没多久，他敬上两支“哈德门”，又海阔天空地说了一通，顿时同姓张的船长近乎起来。其他的人也同姓罗的船老大（舵手）、姓李的服务员搞熟了，这时，队员们在船上走动，就跟在自家院子里散步一样自由。
由于是货轮，船上也无可疑的迹象，沿途未受到任何盘查，顺利地过来了。黄昏时分，“新豫”轮驶抵距部队要渡江的地点不远的黾山头对岸的三江营港口。王龙见时机已到，突然从怀里拔出短枪对准船长，惊得他目瞪口呆。其余的人同时扑向电报室、舵台、轮机房，迅速占领了全船。
船上的人毫无准备，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坏了，以为自家性命难保。王龙安抚他们，说明了借船的目的，又耐心地宣传了抗战政策，这些人才渐渐平静下来。船长、老大都是明白人，前后一思量，立即应诺下来，并按照王龙的指示把船开到了预定地点。陶勇立即指挥特务四团渡江，后续部队开到距渡口很近的地点等候上船。
“新豫”轮一次可载七八百人，一个团两次即可渡完。三江营江面很窄，横渡一趟要不了一个小时，按原定计划，一夜之间全部人马均可过江。然而以前我军从未用轮船摆渡过大部队，缺乏这方面的实际经验，加上船大无法直接靠岸，要涉水几十米才能上船，因而延误了上船时间。四团的最后一部分人马渡到对岸时，天边已露出曙色。陶勇等只得临时决定江北岸的部队依旧退回砖桥以北地区，等第二天天黑再寻机过江。但是轮船是要按时继续开往上海的，虽说晚进港几小时，是航运中常有的事，随便找个理由便可搪塞过去，然而现在这样一变动，轮船到港至少要延误一天多，敌人必然要起疑心。更为难的是，船要在江中整整停泊一天，上下水过往船只很多，敌人的巡逻艇也驶来驶去，倘若有人盘查，如何推脱呢？
困难的处境把船上人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船长、老大、老柜、服务员和王龙等人锁紧眉头合计了一会儿，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计：发电报给上海港，推说轮机出了点小故障，正在检修，修好即可起航。这个电报妙就妙在出的是“小故障”，既有故障，江心停船就合情合理，停长停短也需视“检修”结果而定；且又是“小故障”，不必外面派人上船帮忙，也就不会暴露船上的新四军人员。
凭着那份电报和几个“船员”忙碌的景象，居然挨到下午3点来钟也未遭到敌人的干扰。正当船上的人暗自庆幸就要平安度过漫长而又充满危险的一天时，一条客轮远远地向上游驶来。
当客轮渐渐驶近时，“新豫”轮上忽然挂出求救的信号，要求对方救援。客轮上的船长信以为真，便指挥自己的船慢慢靠拢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谁知刚一靠舷，“新豫”轮舱房里突然窜出几十个手持武器的汉子，一个接一个越过舷栏，抢到客轮上，飞快地占领了所有的要害部位。
这条客轮叫“达丰”号，船上六七百名乘客，其中有九个日本人，带了六条短枪，因见新四军来势凶猛，谁也不敢乱动。不一会儿，“达丰”轮就按战士们的指挥乖乖驶到三江营渡口。船上人和乘客开始挺害怕，不知要出什么事，纷纷担心到不了目的地。经过宣传，才知道新四军只是借船一用，而且保证他们可以乘原船继续航行，这才放下心来。
乘客们一批批下了船，乘上小划子上了岸，马上被分送到附近村子里的农舍中安置下来。几个日本人被单独放在一处，据他们自述都是生意人，到南京去做买卖的，短枪只是用来防身。为首的姓山口，是个大阪人，挺能说话，似乎对新四军的政策有所了解；还有个东京人，一个劲儿表白自己是循规蹈矩的商人，从未伤害过中国人。新四军按政策给日本人安排了茶饭、住宿，收缴了他们的武器，经过解释，他们的情绪也安定下来。团长俞炳辉去看他们的时候，日本人抢着敬烟，还跷起大拇指一口一声“贵军大大的好”，弄得大家禁不住都笑起来。
部队得到又截到一条船的消息，情绪变得异常高涨。许多战士从未出过远门，更没过见过轮船，现在竟然有机会登上大轮船横渡长江，真是又新鲜又激动。下午3点接到出发命令，大家走得飞快，太阳刚落山就赶到了岸边。一团一个营和机关人员以及部分辎重全上了“达丰”轮。俞炳辉带着团直和两个营乘“新豫”轮。天已经黑了，看不见远处的情景，只听到江水拍击船舷的声音。凭感觉，船走得很快。船长是个挺开朗的人，和特务一团的几个团干部聊得挺欢，还特意叫船上的小厨房炒了蛋炒饭。大家也饿了，吃了饭，按新四军的传统付了钱，又同船长谈笑了一会儿，船就靠岸了。看看表，将近一小时，真是一帆风顺！
陶勇他们早已在南岸等候多时。俞炳辉他们一跳上岸，他俩的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陶勇高兴地说：“好得很哇，这是了不起的胜利哪！我军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用轮船渡长江哩！昨天我们坐的是货轮，你们今天更高级了，连客轮也开过来了，而且平安无事，将来应该写到史书上去哩！——对了，还有个好消息，粟司令带着七团，已在六合、仪征乘木船全部胜利过江了。这样，我们回师江南的战略计划第一步已经实现了！”
过来一个“忠救军”
陶勇的威名连国民党的官兵也有所耳闻。
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第四团二营营长姚建就是一个很向往革命队伍、有心投靠陶勇的人。他的部队在1945年春改换了美械装备，在昌化附近投入四古山战斗时，给新四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件事使他很内疚，思考再三，他与附近地区的新四军取得联系，给陶勇和王必成司令分别写了信。由于怕被人发现，信是装在卸了雷管、炸药的美制手榴弹内，派营部传令班长陈曙田化装成新四军侦察员去找陶勇。经过多方探听，终于找到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司令部。第一封信，姚建谈了对革命对抗日战争的认识，要求党组织派人指导他在国民党军内部开展工作。陶勇接信后，对姚建要求参加革命队伍表示赞赏，复信说：“你在‘忠救军’内部开展工作，冒险性较大，但是，哪怕你一个人来到革命队伍，对国民党当前的反共内战政策，也是一个大的打击。”姚建接信后，向陶勇建议说，等把国民党军第四次进攻兵力部署弄清后，寻机在火线起义，争取为革命多做一些贡献。陶勇复信同意。
几个月后，姚建所在的营被单独调到天目山昊天关设防。这是个意外的好机会，姚建立即派营部副官龚杰凯去找陶勇汇报提前起义的打算。这时陶勇已率主力到杭嘉湖执行任务去了，龚杰凯花了约一个星期才找到陶司令。他把打算汇报后，陶勇和其他领导进行了研究，支持他们提前起义，并对起义的时间、地点，可能发生的意外和掩护接应办法等，做了周密的安排。
陶勇想得很细：（1）派第三纵队侦察科长赵云鹤与龚杰凯共同去汤口选择起义部队与新四军会合的有利地形。（2）派俞炳辉率九支队在汤口地区设伏，以掩护起义行动。（3）由姚建向“忠义救国军”邹用元发一个盖有印章的伪造命令，让该团出击汤口、孝丰一带，以此逼他上“梁山”，同时以姚建个人名义给邹用元写信劝他一道起义。（4）起义时间定在7月12日晚。
等待起义的日子既显漫长又怕出纰漏，直到7月12日那一天到来时，才觉得应该做的事都做了。然而，当三纵主力已进入孝丰地区，第九支队也将于黄昏进入设伏阵地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派去给邹用元送信和“命令”的姚建的勤务兵鲁正桥匆忙赶回，带回“忠义救国军”总部命令，国民党第三十三师即日接替姚建第二营的防务，其换防的先头部队也随即到达。情况的突变，让姚建心急火燎，已经来不及请示陶勇了，几个可靠的骨干紧急磋商后，考虑全营拉走已不可能，就由姚建借传达换防命令之机，以掩护交接防为借口，命令各连的第一个排，和总部机炮连及营部部分人员，乘黑夜出击汤口。这部分兵力在姚建的率领下，于13日拂晓抵达汤口会合点，俞炳辉率领的设伏部队在两边山头，越出战壕向起义部队招手。随后带领他们到了孝丰。姚建见到了他久已崇拜的陶司令。陶勇拉着他的手说：“姚建同志，欢迎你！”
这是第一个叫他同志的人。姚建的心猛烈地跳动，一时间泪如泉涌，话也不连贯了：“陶司令，你看我……我本来是要带着全营出来的，可就那样巧，刚要行动就来了命令……”
陶勇鼓励他：“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嘛，就你过来一个人，对革命也是一个贡献，对敌人也是一个打击！休息休息，明天我们还要搞个仪式呢。”
第二天，在小白店召开的迎接大会上，陶勇宣读了苏浙军区司令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叶飞的命令，起义部队与第三纵队第八支队一部合编为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游击支队。
1945年10月，这个支队与苏浙军区特务团合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七十二团，姚建担任副团长。
八纵司令兼政委陶勇很关心姚建这样一个从敌营中过来的年轻人，但部队干部有不同意见，许多人不相信姚建这样的人，怕他们关键时刻掉链子。为此陶勇做了很多说服工作。他见姚建虽然当了团长，却没有马，就把自己很喜爱的那匹大红马给了他。姚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姚建说：“你还年轻，将来会很有发展前途。我可以介绍你入党，另一个介绍人你自己在团里去找，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入党，处处以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
这年12月，华野发起高邮战役，七十二团奉命在高邮城北门以东担任佯攻任务。这一天，陶勇陪同粟裕，还有美国新闻记者罗生特来到团指挥部。姚建等向领导们汇报部队的情况后，陶勇特别嘱咐他：“你们团刚合编，初战的胜利对部队以后战斗作风的培养十分重要，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能攻得上则攻，攻不上不要勉强，不可伤亡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