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村干部共进晚餐以后，还是在村长家的院子摆了4张大圆桌，我们要用高度“二锅头”答谢乡亲们。“当年，毛主席说了两句话，一句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另一句是‘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其实，第二句话做起来更不容易。当时西回村是两个队，一共接纳了12名知青，这是12张嘴呀，要来跟你们争吃的、争喝的！你们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爱护有加，使我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受到了特殊的锻炼，收获了特殊的财富，我的这杯感谢酒敬给西回所有父老乡亲！”我的话音刚落，其他桌的知青也纷纷起来敬酒。随后乡亲们也争先恐后地向知青敬酒，酒杯不够用，就互相“借”。桌子周围站满了助兴的“小字辈”。并不明亮的院子，却热闹非凡，充满了欢乐和喜悦。场面之热烈，效果之理想，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酒席持续了很久，乡亲们才渐渐离去。几名村干部又在学刚家的客厅向我们细说村里的情况。从生产到生活，从过去到未来，话题一个接着一个，好像总也说不完，一直聊到午夜时分。
那一夜我们都住在村长家里。行前，女生还有些发怵，生怕招虱子，后来才觉得这太可笑了。雪白的墙壁、精致的吊灯、漂亮的地板、干净的被褥，这里和星级酒店不相上下！
第二天一大早，中兴子提着一包东西来到我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10天以前我专门从西安赶回来，现摘了这些花椒，已经晾干了，请你给知青们分了，只当是我的一点心意。”听着他的话，我除了连声感谢，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按照计划，上午是走访看望乡亲。还没吃早饭，就有许多乡亲来恭候了，原来他们早就跟村长挂了号。还是亥子拔得头筹，把我们第一个迎进他家。亥子父亲是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他也当了干部，看得出来，他在村里很有威望。我们一进屋，亥子的婆姨就从大柴锅里端出热腾腾的馍馍、油糕、蒸肉……亥子举着一瓶西凤酒，非让我们坐下吃饭。盛情之下，我们每人掰了一小块馍馍放到嘴里，才算圆满脱身。在云子家坐的时间最长，我们饶有兴趣地听他介绍如何把三个儿子供到了大学，并且在深圳、西安找到称心的工作，自己又在如何经营效益不菲的果园，大家感慨万分、赞叹不已。
我想，这两代人都很伟大！老子创业有功，儿子前途无限，这何尝不是亿万新型农民和农村小康社会的缩影。走进会子家，一股喜气扑面而来。他儿子刚刚结婚，新房里的西式沙发、平板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在这里，城乡差别真的是无影无踪了。王新民家是为数不多的“留守户”。他家是全村唯一的富农，因为他干活还算卖力，人也热情，即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生活比别人殷实。他住的老宅子，地上垒了三孔石窑，对面是一间大瓦房，上面有精致的砖雕和木雕，透着昔日的阔气。可是里面却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形容。据说是因为儿子游手好闲，把家都败光了。如今王新民成了村里的困难户，这真是世态炎凉，富不出三代呀！
老队长的新房就建在果园旁边，我们索性钻进他家的果园边赏景边聊天。
“这里有多少果树？效益好吗？”我指着一片果树问。
“我和儿子总共有20多亩果园，分了3片，这是当年按照人口分的。我们的苹果糖分高、口感好，虽然没有洛川的名气大，可是懂行的客商都抢着买我们的，所以价格一直不错。弄好了，一亩能赚上万块钱。”
“果树管理起来难吗？”我接着问。
“果树栽培很有学问，我们这些祖祖辈辈的庄稼汉开始一窍不通，镇上每年都组织技术培训，加上自己多年摸索，管理已经不成问题了。现在家家都有拖拉机，浇水、喷药、运输全靠机械。这几年最让我们头痛的是，苹果套袋的时候请不到雇工。雇工都是从关中地区招来的，过去管吃管住，套一个袋给一毛钱，人上赶着来，现在给两毛钱都没人干。”老队长面带愁容地说。
“过去陕北穷得叮当响，关中富得流油，关中人瞧不起陕北人，现在关中人居然到陕北来打工挣钱。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们这叫‘改革开放30年，陕北关中大调个儿’。”我拍着老队长的肩膀，用惊讶和开心的口吻侃侃而谈。
“等会儿去你家！一定来，一定来……”一路上，不停地与等候我们的乡亲打招呼。遗憾的是，村长设计的路线还没走完就快中午了。我们走访的十五六个家庭，家家都有一段讲不完、听不够的故事，家家都要和我们拍一张珍贵的纪念照，家家都让我们带上红枣、苹果……陕北老区人民的忠厚质朴深深打动了我。我想，当年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好的老百姓，党中央才在陕北待了13年，成功领导了抗日战争并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午饭后，乡亲们陆续来到村长家跟我们告别。我们把一面赠送给西回村委会的锦旗递到村长手中，上面绣着12个大字：“难忘插队岁月未了西回乡情”。锦旗高高地挂在墙上，我们与它拍下了故乡行的最后一张合影。为了制作这面锦旗我倾注了不少心血，看到这个精彩的压轴节目，心里美滋滋的。
大家三五成群地在话别，院子笼罩着难舍难分的气息。
“我大概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老队长的话有些伤感，但也许是实话，因为村里上70岁的人确实很少了，跟他一茬的很多都去世了。
我搀着老队长对大家说：“我们都硬硬朗朗地活着，多享受好生活。大伙儿让我们常回家看看，我说得改一个字，把‘常’字改成‘再’字，常回来做不到，但是一定再回来。下次我们要开车来，把你们送的苹果都拉回北京，另外还要多住几天，把各家的饭都尝个遍！”一阵笑声打断了我的话。
县政协的汽车来接我们了。和昨天一样，村口又站满了乡亲。但是今天似乎少了那股兴奋劲儿，大家的笑容里掩盖着伤心和遗憾。乡亲们把我的手握了一遍又握一遍，“再回来呀！”的话说了一遍又说一遍……我们好半天才钻进汽车。我不住地向窗外挥手，极力控制着眼眶里的泪水和哽噎的表情，依依不舍地望着远去的乡亲们。
看着那漫山遍野的植被、丰收在望的果园、迎面开来的汽车拖拉机、远处的高压线、井架……啊，变化太大了！然而更让我震撼和欣慰的是一种“不变化”，那就是乡亲们对党、对共和国的感恩之心和热爱之心没有丝毫变化！这次回来经常听到乡亲们说：“咱种地不交钱，国家还给钱；延安的财政好，咱看病能报销80%；每人都上了养老保险，贫困户也像城里人一样拿到了最低生活费。现在的生活可美了，真是做梦都想不到！”乡亲们的话朴实无华、毫不做作，没有半句牢骚和怨言，更不骂共产党。中国有这样一大批明事理、懂感恩、有正能量的基本群众，何愁不稳如泰山！何愁不日益强大！
从到达延安到离开西回的28个小时，好像转瞬即逝的一场梦，梦中的一切让我兴奋、自豪。我在想，梦回故乡固然美好，但毕竟微不足道，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该是何等壮丽辉煌，国人又该为此作何等努力呀！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高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一队插队，退休前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塬上的苹果
方为
骄阳似火的8月，我们几个北京知青相约一同回到了当年插队的陕北宜川县西回村。这是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庄，这里给我和我的同学们留下了青春的永恒记忆。
远远地，隐约看到村口有一大片人群，是老乡在等我们！望着那些既有些熟悉又有些生疏的脸颊，我的眼眶发热，喉咙发紧……43年了，又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我们中有的同学曾不止一次地回来过，而我则是第一次回来，来插队的时候我才刚过完16岁生日，现在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
乡亲们把我们围在中间，拉着手辨认着，问询着，婆姨们站在稍远的地方抿着嘴笑。相互仔细辨认着，原来村里的壮小伙都变成了老头儿，我们的老队长头发全白了，个子感觉也变矮了……问候声欢笑声一阵阵涌来，忽然一个老乡拉住我的手问：“你那腿还疼不？好了么？”我的泪水顿时不听话的淌了一脸，多么淳朴可爱的乡亲啊，竟然还记着当年那个梳两个小辫子的北方为（1972年摄于延安）
京女孩患有关节炎！“不疼了，我的腿好了，好了！”其实，我的关节炎是在插队时听了老乡的土方治好的。是啊，当年听老乡的话，天天睡热炕，棉裤穿到5月份，场上晒麦子时中午坐场上用麦粒盖住腿晒太阳，头上顶个大叶子……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腿竟然不疼了，黄土高原真的治好了我的关节炎。
我们在村里住了一夜，待了两天，大家欣喜地看到当年那个贫瘠的小村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水上了塬，柏油路直通到村口，土窑变成了一排排整齐的砖窑，还有不少家盖起了漂亮的大瓦房，许多家里有了农用车、摩托车、面包车。原来的满目黄土如今变成了遍山绿色。退耕还林，一人三亩苹果地，使得乡亲们的收入大幅度提高。最让我们欣慰的是，老乡们对县政府、镇政府的医疗、养老保险等各项政策的认可和满意。
8月，树上的苹果还是绿的，我们竞相在苹果园拍照。老乡们都怪我们来早了，说要是晚来一个月，就可以吃到红红的苹果了。是啊，在阳光下，我仿佛看到不久的将来，红彤彤、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塬上的苹果一定又香又甜。我们的第二故乡——西回村也会像这塬上的苹果，不断地成长，成熟。祝福她越来越美！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一队插队，退休前在北京工商大学工作。）
云岩河，我们来过
邴之雪
陕西省宜川县云岩镇东庄（现在查地图叫北东庄），是黄土高原上只有40余户人家的小村落，我们曾经在这里插队。当年，人大附中来的都分在云岩公社，东庄的9名知青同校不同班，在这里一起干农活，一锅搅马勺。那一切仿佛就在昨天，40多年了，我对东庄的思念没有断过，后来又去过别的地方，但只有这里，让我从心里把它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没有之一），令人魂牵梦绕。2013年5月，我和一块儿插队的颜贻芬随曾在云岩插队的北京知青一行18人，回到了这日思夜想的地方。在云岩镇的欢迎会上，有乡亲说：“云岩北京并不遥远，北京学生，云岩乡亲永远挂念着你们。”现在回忆起这句话，都感动得要流泪。
1969年1月，我们两万多名北京学生经过几天的辗转，来到陕北插队，开始了影响一生的磨砺。先是火车，是专列，在北京站，每天都有专列往广阔天地送知识青年。站台大喇叭高分贝播放着革命歌曲，车上全是孩子，站台上是送别的亲人和还没走的同学，就像电影里看到过的，跟志愿军赴朝鲜战场乘专列出发的场面差不多，有些悲壮，让人感到自己处在时代的浪潮中。
悲壮中又掺杂着悲情，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每个人都有一肚子不能与人说的心事。我走的时候父亲还在隔离审查，没能去送，再往后十几年，不论是在农村还是招工到了三线工厂，每回探亲走时，父亲都拿着大包小包亲自送上火车，哪怕七十了，不让去不行，直到我调回北京。现在想着都心酸，唉，朱自清的《背影》啊，我太有感受了。坐了一天火车，转乘汽车，也是只有在电影里见过的，那种运兵的卡车，没有座位，就那么席地挤着坐的。车一辆接着一辆，有70多辆，在蜿蜒的山路上前行，让人联想到抗战时期知识青年赴延安的画面。卡车走了两天，都是土路，有帆布篷也难以阻挡卷起来的黄尘卷进车厢，到目的地时大家都像土猴似的。
离别的伤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疲劳面前都沉默了，到云岩公社后大家话都不多，等候安排，名单是在学校就拟好了的，各村按名单领人。云岩就像个集散地，大部队在这里分成一小股一小股的，很快就四散消失在村路上了。
那时知青每人都有一个大木箱子，我们村九个大箱子由队里派来的架子车拉着，我们则跟在领我们的贫协主席身后，向要落户的东庄迈步出发了。
那贫协主席一身黑，土布染的，棉袄腰上拴一根绳，棉裤脚也用绳扎着，头戴一顶黑瓜皮帽，他不太善言传，两手抄在背后，插在袖笼里闷头往前走，那大厚棉鞋踢在土路上冒出一股股的烟。这景象、这瓜皮帽给我印象极深，受“半夜鸡叫”的影响，我有些质疑这个贫协主席的身份，我一直以为只有地主周扒皮那样的才戴瓜皮帽呢，后来才知道戴瓜皮帽的人在陕北很普遍，不分贫富的。当然也知道了棉袄用绳扎着，是因为空壳儿穿棉袄会钻风，不论老少全是穿自家织的土布，冬天穿黑色的，夏天穿白色的，家家妇女都会纺线线织布布，他们的生活习惯还停留在红军在的时候。女人不会织毛衣，那是男人的活儿，自家纺的本色粗羊毛，织出来纯粹是个欧洲风，我们邻居一个喂驴的老汉，还会织元宝针呢，让我们很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