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因能看点医书，自带点西药，村里人有些病也会找知青，渐渐的知青中有些人也像半个医生了。后峪沟的西安知青许苏英就被定为大队赤脚医生。
一天，我们村的一个两岁小娃得了怪病，好几天无人能医。把许苏英也找来，她也不知啥病。家里没钱去县医院，眼看着孩子脸越来越黑，肚子越来越大，死在了炕头上。许苏英难过极了，到知青组来诉说，恨自己医术有限。
1977年考大学，她报考了西安医学院，后来成为妇幼保健专业的医学硕士。
我们组知青张爱民也被定为赤脚医生。一天半夜，有社员敲门，说婆姨要生孩子了，请她去。她顿时懵了，手发抖，在来人和我们的鼓励安慰下，她哆哆嗦嗦去了。运气好，那婆姨不是头胎，指挥着她帮忙，顺利产下娃。
娃满月的鸡蛋我们都跟着吃了。以后又跟着吃了好几回。
在村里，突然被叫去给人打针也是常事。针头用开水一烫，人扶墙立着，扒开腚的上半部，就打了。不仅给社员打针，有时我们也自己互相打。
白水河平时水量不大，我们常到河边边唱歌边洗衣。雨季则立刻翻脸，奔腾咆哮，树干和泥石搭的矮桥即刻无影无踪。那年夏天村里已和外界隔断近一个月，但有人生病急需药品，队里派一个年轻的赤脚医生去县里买药，那后生在众村民的帮助下，抓着牛尾巴，随着壮牛泅渡过河，其惊险与忘我精神令人敬佩。
上中农
桌里村里的队长、副队长，农业技术骨干大多是上中农。林场的一个男劳力薛宝珠就是一个上中农，他们三兄弟在村里都是劳动的主力。宝珠瘦高英俊，自信果断，林场农作物的种植，所有活儿的计划安排都听他的，他会做木工，林场的驴车就是他做的。我请他给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做个盒，结果他同样用榫卯结构，盒盖可抽拉，非常精致，我异常惊喜。他会做挂面，面条挂在架子上自然拉长，与城里机器做的挂面一样细，横切来看却是空心的，带点咸味，非常好吃。我父亲来看我时他送了几把。我父亲带回北京，品尝到的都赞不绝口。
宝珠还会用荆条编筐，他编的筐看不出接茬，和别人编的不一样。我请教他，结果他给我讲了个故事。编筐没接茬，川里只有一个老汉会，他去请教，老汉说我从来不教，你只管看。宝珠看了，回去试，没编成。又去看了一次，回去编成功了。如此，我也不再问，只管看，回去试编，没成功。再看，再试，我也成功了。哈，我编的筐也是这川里的极品，只是手劲小，不够整齐。后来，我们小组去菜地摘菜就用上我编的筐了。
有一段时间，张伟去县里开会，其他人也不在，林场就剩我和宝珠。白天，我去地里刨洋芋（土豆），宝珠放羊。他把羊放到林场周围能俯视林场的山上。直到有一天，他婆姨在林场窑背上喊：“分的洋芋都堆到案板跟前了，咋不回家？”他回答：“我走了，就剩王侠一人了，你先回吧。”我这才知道，这些天他一直默默地保护着我和林场。非常感谢。
钻洞发电
后峪沟知青张革是1969年插队的老北京知青，曾招工回城，之后又要求回了村。他说：“在城里我只能焊洋铁壶，在农村还能干点事。”当时，老知青基本走光了，我们这两组新知青可以说是张革引来的。
张革计划在桌里凿通大山，钻洞引水，建水力发电站。张革利用其影响力，筹了一部分款，还有一卡车硝酸铵化肥（可制炸药）。工程在1976年开工，大队组织了青年突击队，许多知青参加了勘测、挖土方、组织施工等。
先清表土，开始用镐刨锹铲，太慢，后改用炸药爆破。炸药是自制的，先把羊粪放在大铁锅里炒干，然后把硝酸铵和羊粪按比例混合，套上驴放到碾子上碾碎，很像《地道战》中的情景。挖到岩石后，用钢钎、大锤打炮眼，太慢，张革又从西安借来空气压缩机、风枪，加快了进度。1978年，此工程得到了县水利局的全力支持，有县水利局的指导和投资，有桌里社员的艰苦努力，桌里电站终于建成发电，不仅桌里大队的五个村用上了电灯，还供电到公社。
我们在北京也为桌里乡亲高兴，为我们能贡献一分力量而自豪欣慰。
考大学
1977年深秋，我们林场四人正钻大山打野树籽，晚间在附近小学校借宿，从小喇叭中听到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家长也曾提醒过，但不相信会不进行政审，这次相信了。因中学一直学习好，觉得考上是没问题的，甚至暗忖，邓小平终于召唤我们了。但一算时间，距考试还有一个月零八天，太紧了，或许明年再考？不管咋地先复习着吧，但没有书啊。恰好这个学校的民办教师是我们村的青年，富农子女，怕政审不准备考，把他的《初等数学》借给我了（真感谢他）。赶快回村，收到父母的信，鼓励说就把今年当练手，来不及只考一门也行。
知青中有不少人已开始复习，七八个人围住一张桌子，桌子中央放一盏煤油灯，女同学把小镜子通通拿出来，把煤油灯的光折射到自己眼前的书上。这发明把能源利用到了极致。一盏煤油灯，一圈小镜子，一圈脑袋，蔚为壮观。
我是在林场复习的，毕竟多年没有动过脑子了，一下紧张起来竟失眠了，又想到放弃。踌躇中回到知青组散心，看到地上新分的柿子堆成小山，组长李文华连续几天连夜削皮做柿饼，手都磨破化脓了，她总是这样默默地为大家做事。坐下来也旋了几小时柿饼，心慢慢静了，力量重新聚集，第二天返回林场继续复习。这一下竟是精神高度集中，且能吃能睡，效率极高。三个多星期复习完初、高中的数学，一个星期复习完物理，两天复习完化学，就得准备去县里考试了。
从村里到县里有一百多里山路，我们去应考的十几个知青步行或搭顺车（拖拉机），途中碰到一个北京知青开的大拖拉机，一听北京口音就说“上车”，又扔上来一件陕北的羊皮大衣。12月，冷啊，大家挤在一起，羊皮大衣覆盖在头顶，开始复习政治、语文，互相提问解答。所以这两门知识的复习我是听来的而不是读来的。
到县里找地儿住，先找到大车店，大通铺，烟雾缭绕，没法住。后找到县招待所，太贵，央求俩人用一铺，竟得到允许。第二天县中学开放，安排考生住宿。发了柴火，自己烧炕，满屋子烟。但终于有了昏暗的电灯。
不论住在哪里，不论什么条件，我们都在拼命地背公式、背概念。因为我们这一个月复习只是搞懂各个公式的含义，重点做几道题帮助理解。理解了还需记住，才能临场活用。
1977年12月9日高考开始。考场是在宜川县中学，不许带草稿纸、垫板啥的。但县中学的桌面净是木纹沟坑，卷面被笔尖戳的净是小孔。两个考生使用一条长凳，考数学时我旁边的老兄一个劲抖腿，幸好我精力集中未受很大影响。
数学刚考完时，感觉考得不好，但后来听说陕西省题难，40分就进重点了，我则肯定是超过了。理化考完，心里托底了，因为我几乎全做对了，包括选做题。那时突出政治，政治概念熟，卷子很快就答完。语文作文题目二选一，我选择了《致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因村里报纸半月才送达，并不知科学大会是否已召开，只得绕着写，感情朴实真挚，语言简单流畅还能做到吧。
考完我们就赶回了林场。场长张伟也一同参加了高考。因估计能考上，开始安排善后。张伟带领我们给大队的果树周围挖放射形深坑埋入农家肥，给五个小队山坡上的苹果树修剪一遍，忙完已近春节，回家过年。
不久（1978年2月初），收到北京邮电大学无线通信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举家庆贺。大年初一，登上火车回村办手续。在公社，邮局的同志笑眯眯地对我说：“祝贺你！以后我们是同行了。”
收拾完东西，站在林场的山顶上，俯瞰我们辛勤建造的果园、苗圃、道路，眺望河流、大山、天空……艰辛、美丽、快乐的日子即将结束，温饱、喧闹、充满竞争与诱惑，但明显属于我的生活即将开始。总之，生活又将翻开崭新真实的一页。
青春记忆亦真亦幻，那是心中永远美丽的歌。
（作者系北京市一七三中学高七六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寿峰公社桌里大队桌里小队插队，退休前在四通集团公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