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这个孩子的父亲一般从不和我们说话，这次救娃之后，每逢过年过节都给我们送点儿好吃的，感谢救命之恩，“多亏知识青年有文化，遇事知道怎么救治”。
掉山涧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庄稼长得好，全看粪多少”。我们曲洲村在塬上，往地里送粪，两个人拉一辆架子车，倒到地里后，空车返回。
为了少走路省点劲儿，总是车把对车把，把两辆架子车连为一体，前边那辆坐一个人，起配重作用，后车三人，车把式坐中间，把握方向。车帮旁左右各坐一个人，上坡时推车，下坡时紧跑两步，人们坐在车上靠惯力享受一会儿。多少年都按这个模式，多少年都如此劳作，也没出过意外。
从地里返回，我多数都是坐车帮，一会儿推，一会儿坐，上下来回跑。
这次提出，我坐前车当配重，想只坐不跑，也不用推车了。那天左侧是副队长，驾车是会计，右手是生产组长。也不知何故，车刚开始启动，顺坡向下滑时，突然整个车子向右翻，队长伸手抓我，只差一点没抓住，瞬间把驾车的会计抓住了，我坐在前车，光顾着观景，后面发生的事全然不知，也就是几秒钟的工夫，我和车一起被抛向山涧，差点被抛到另一个世界。山涧有两丈多深，也许是瞬间先把人甩出去了，如果人和车一块儿砸下去，肯定没命了，巨大的冲力，把架子车的把手都折断了。等社员在沟里找到我时，人早昏迷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在1969年的陕北贫困山区，对昏迷病人的抢救偏方就是灌3岁前小男孩尿、服朱砂（中药），怎么搞到的？怎么灌进去的？……反正救人要紧，还派出社员赶到云岩公社卫生院要药品，估计也没能拿回什么？
也许是体质好，也许是年轻火力旺，也许是命不该绝，折腾了几个时辰，去公社找药的人，一个来回都回来了，我才慢慢苏醒过来，只觉得浑身难受，瘫软无力。大难不死，歇了一周后，又接着劳动了。事后队里会计被岳父狠狠打了两个大嘴巴，反复说：“你驾车把北京学生娃摔死了，罪过可就大了……”
出了这事之后，社员常跟我提起，讲当时如何灌童尿，博得大家一笑。
家教严
我11岁时母亲就因病去世，父亲带我们姐弟二人生活，家境很穷。父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我们要求很严，他常用既简练又通俗的话教育我们，至今能记住的有“勤有功，戏无益”；“活到老，学到老，学到七十不算巧”；“宁看贼挨打，不看贼吃饭”；“贪便宜必有害”；“有艺不压身”；“瓜地不提鞋，果园不正冠”（以避嫌）。
1969年元月，我要去延安插队，临走时父亲再三叮嘱：“到农村好好干，接受再教育，别怕吃苦，要人穷志不短”。我说：“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年底把工分本拿回来让你看。”
在曲洲的日日夜夜，我时刻想着对父亲的承诺，多干活，多挣工分。可是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人没少出力，一个工才值2毛多钱，干一天活儿记10分工；送一趟粪算3分工，一天如跑四趟，挣12分。到1969年11月中旬，收到电报：“家有急事，接电速回”。我辛苦一年是曲洲知青中唯一拿到现金的，分了24元，但还是不够路费。当时没有想过借钱，便回了封电报：
“电报收到，路费不够”。父又发来一封：“先和别人借，回去再还。”就这样我借了3个人的钱，才凑够30元回家的路费。
11月的冬季，地里的活儿早都干完了，知道我家里有事，老乡都催我赶紧回京，有的送我土蜂蜜，有的拿上小米面，有的装上芝麻、豆类，又是枣，又是梨，满满一大包。我说：“北京有的是梨，太沉就别拿了。”老乡说：“这是有名的曲洲梨，让你父亲尝尝，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于是我不再推辞。
为了好买回京车票，提前到公社开了张介绍信，顺手写了返京期限一个半月。
临走那天晚上，老乡们为我送行，聊到快12点了，怕第二天一早起不来，还专门跟本村小学校借来全村唯一的闹钟，定好表，4点响。睡梦中突然觉得有人喊我，惊醒后，赶紧起来看几点了，正准备看表，闹钟响了，吓我一跳。看来心里有事，生物钟真灵。起床后，被村里我认的一个干哥哥（“四清”时的大队长）叫去吃早饭，炕上摆着刚出锅的白面馍，炒鸡蛋。他为了这顿饭，也许一夜未眠。吃罢饭，送我上路。我乘车到渭南，买上64次成都到北京的车票，一路上和同座的旅客讲陕北农民的淳朴，对知青的好客，讲曲洲梨甜，水分大，没渣子，还拿出一个让大家分享，他们也拿出四川的红橘让我品尝。
回到家，父亲告诉我，你姐姐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你弟弟在湖北当兵，想了想才给你发的电报。我拿出工分本，让老爸看，向父亲汇报，一年的劳动挣了多少个工，这是一份自己接受再教育的劳动体现，价值体现，自食其力的体现。
父亲听我讲曲洲农村的故事，知道农村缺火柴，打火机都是奢侈品。用打火机，没有火石不行，可当年什么都紧缺，买一块儿火石2分钱，但必须用残片火石头去换，为了给老乡多带一点火石，我学着用剪子剪，那么小的火石，非常硬，开始把一块剪成两三片都不易，后来练的能把一块火石剪成6片，再一点点磨出旧迹，就这样，最后用青霉素小瓶装了半瓶火石去换去买。
陕北缺水，很多曲洲人从没吃过大米，父亲有心用白面找有色院北方人换了30斤大米，让我带回去给全村人尝尝鲜。转眼回京一个多月了，父亲就催我回去，我说：“农村冬季没什么活儿，多住几天没关系，而且一个半月的期限是随手写的，没那么严格”。父认为：给多少假，就待多少天，人最重要的是守信用，我现在病也好多了，你应该按时回去。我怎么讲都不行，没办法，子从父命，我装上30斤大米，还用500ml的葡萄糖瓶装了一瓶汽油，包好放在米里，农村没铁锹，为干活方便，还带了一把新铁锹头和管钳工具、给孩子吃的糖果，也是满满一大包。
牛斗狼
从北京出发时，相约我校1969届的李连元，我的发小在党湾公社古土大队插队的李全喜及何斌四人结伴一起回宜川。为了省钱坐慢车，站站停，到太原倒车时，去饭馆吃点饭，要了一碗面条，一尝真酸，以为桌上摆的是酱油，倒点中和一下，没想到，还是醋，这回更酸了，酸的没法咽，凑合吃点稠的。到侯马下车，过河涧，舍不得乘车，向黄河禹门口方向走，四个人拿着包，在路上看见一辆空载马车，就跟车把式商量，请他拉我们一程。见车把式不理我们，就拿出一包香烟给他，他不但不接，还用鞭子甩我们，这一鞭子把大伙给甩急了。全喜说：“哥儿几个上！”那时出门在外为了防身都带着家伙，车把式见我们拿出刮刀，就把车停下来，我们放上东西，白坐了10公里，马车是去禹门口拉石头的，他非敬酒不吃吃罚酒。
在禹门口过铁索桥，望着滚滚的黄河水，颤颤悠悠地走过，到了陕西韩城，找了个最便宜的大车店过夜，一人两毛钱，大冬天窗户纸没有一片是完整的，七八平方米的小土炕，只有一张两平方米的炕席，夜里实在是太冷了，就缩在墙根背靠背坐了半夜。
到了宜川，各走各的，我回云岩。那天在公社正好碰上曲洲村的付国华，就结伴一起回村，从堡定下山后，休息一会儿再上山，扭头一看，与我们相隔不到百米，村里人常来驮水的水池旁，有十几头牛（大概有四五个牛犊）准备在此饮水，四只大灰狼正围着牛群准备好择机扑向牛犊，那是一场难得一见的近距离的牛狼大战，在我平时印象中，黄牛走路慢慢的，体形大，行动笨，对这场大战预期我并不看好牛群，心想大牛怎能对付野狼呢？我屏住呼吸观察：大牛护子，先把牛犊挡在身后，牛眼瞪圆，牛身上下起伏，喘着粗气，低吼着，只要狼一冲上来，就用牛角顶上去，非常勇猛，也非常灵活，四只狼轮番冲锋，大牛们无所畏惧，激烈的搏斗，相当精彩。可惜我没有相机，这十分罕见的精彩画面没有保存下来。
在陕北黄土高原，当地人的习俗，只要有人看到狼，就会高喊“罗——”，凡听到有人喊“罗”，不论远近，都会跟着喊。放牛的人，也许因回去担水的一刻，便发生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这时下山驮水的社员也发现了狼与牛群的对峙，有的拿羊角把，有的拿扁担，堡定村的老乡也都在不同的地方呐喊，随着喊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四只野狼始终没能冲破牛的围挡，无法咬到牛犊，最后溃逃，牛群无一伤亡。难得亲眼所见，难得精彩一幕。
梅七线
插队期间曾在梅七线修铁路当民工，干了两个多月。云岩公社前任领导张玉勤负责带队，云岩各大队组成的民工编为某团五连，指导员姓史。
1970年7月的一天，我和村里的农民哥一起去云岩赶集，碰巧张玉勤也在公社，说起去梅七线当民工的事，每月有5元钱补助，还不用做饭。心想反正在哪儿都是干活，就问：“我去行不行？”张玉勤说：“这事我说了算，只要想去就行。”
记得在公社集合后，坐长途车，一路颠簸，特别难受，手紧紧地抓着车帮，在铜川换车，最后到了铜川市瑶曲镇叫杨坪的地方。有的在河道洗沙子，有的凿石头，任务是修一处涵洞桥，每块石头只需把一面凿平，纹路整齐，先用各种木料做成的模板围挡好，把加工好的石料码齐，放上沙子、水泥，再浇水养护，一层层的修砌。开始在沟里干了几天洗沙子，后安排我去后勤组，外出买菜，主要是到农民家里收购，每人背50斤土豆翻山越岭。有一天走得又累又饿，突然看见山上有一片核桃树，真是喜出望外，赶紧砸鲜核桃仁吃，吃着正香，忽听有人大喊：“干什么呢？”听到喊声，几个胆小的民工背上麻袋先跑了。我们几个知青接着吃，一会儿那人走近了，问我们：“几连的？”然后拿出毛主席语录本，翻到第220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下……”让我们念了一遍并狠狠批评教育了一番，还说：“回去后认真做检查，过几天我再去你们连看检查得如何……”回到驻地，我们向张连长如实汇报了，张连长哈哈大笑，说：“这人当过兵，是个放羊的。”
在梅七线驻地，搭工棚，睡地铺，一个挨一个挤着满满两排，那时的卫生条件不好，大伙儿没有不长虱子的。其中有位二里半大队被人称作“老九”
的社员，每天逮虱子，身上都抓破了，同屋的知青李海里好心跟连长说，有机会给找点六六粉。连长挺上心，有次去开会，还真的带回一袋。拿着药高兴地对老九说：“这回你的病有治了。”当晚，让老九把裤腿扎紧，往裤裆里撒了些药，没想到，好心帮了倒忙，聋子没治好，还给治哑了。第二天，只见老九下身全肿了，路也不能走，叉把着腿，赶紧向连长汇报，连长用手摇电话要团部，团部派了辆车，把老九接到团部医院治疗。
赶夜路
1970年9月中旬，在梅七线劳作时，听说我已被招工，拿好行李往公社赶，乘车到了云岩，刚下车就听车站里其他知青讲，招工必须去县医院做体检，心想必须要的手续，就赶早不赶晚，好在这趟班车还没开，又赶紧返回车里，继续坐车到宜川县城。
在县医院告知是因招工做体检，就让填了个表，一项一项检查，到了眼科，拿出几张图谱，首次做这项检测，不明白要看什么？也没分清图上是什么？稀里糊涂，最后体检表上确定我为“红绿色盲”。什么叫色盲当时我也说不清，出了医院，去找住县城的本村老乡付浩军（当年县革委会委员），一起吃了晚饭，他要留我住一夜再走，我心里着急，非要连夜赶回，他也理解，一再叮嘱我走夜路一定要注意安全，拿了一根消防用的红白相间的木棍防身，又给我写了两张便条，让交里公社的熟人为我提供住宿方便。
拿着棍子就上路了，走出没多远，天就黑了，过一处崾崄，路旁有个洞口边长着挺高的茅草，我心想：如果遇到劫道的，反正身上没多少钱，给他就是了；假如碰上野兽，可就瞎了。荒郊野外，越想越怕，头发竖起，紧张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心里害怕，脚下还得紧着赶路，走着走着隐约觉得旁边不远处有人的声音，一种好奇心驱使，就离开公路，随着声音走去，突然发现已走到一处悬崖边，再向前跨一步，就是深渊，赶紧停住脚，吓出一身冷汗，可能是因神经高度紧张，出现的幻觉，赶紧倒退了几步，再听，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又继续往前走，突然又看见前面有一个光柱，以为也是赶夜路的人拿着手电，就对着光柱大声喊：“前面的老乡等一会儿，咱俩一块儿走。”有回声，没有光，一会儿又亮了……也不知走了多少里，也许碰上“鬼”
了，也许什么都没碰上，也不敢走小路了，还是老实点，再回到大道上走。
终于看见有灯光的地方，估计到了交里公社，拿出便条，找到公社卫生院，是一位女同志给我找了间屋子，安排我住下，告诉我“明早走时关上门就行了”。30多里的山路，幻觉相伴的半夜，终于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走在路上还遇上几个知青，中午回到曲洲村。
我从小接受父亲“先吃苦，后吃甜”的教育，平时舍不得吃细粮，光吃粗粮。1969年分的120斤麦子，1970年分的150斤都省着没吃，现在被招工了，用不着了，一下都送到公社粮站，九分钱一斤。这次招工去铜川三号，同队的还有程黎明，鲁卫民共三人。在曲洲村将近两年的插队生活结束了，我又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