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类的话。孩子们那种尊敬老师的态度，对学校生活的留恋和向往，对老师的热情令人感动。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今天不容易见到了。
1976年下半年，县委调我到团县委工作，我因此走进了县委大院。在县委工作的两年多，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也能从更高的层次思考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最主要的是学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认真严肃的工作态度。
县委是党和国家政策的执行机构，同时也是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机构。当时宜川的县委书记和副书记分别是牟玲生和张志清。这两位都是从省地两级的共青团干部岗位上调任县级领导的。牟玲生书记“文革”前任团省委副书记，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共青团中央选拔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的几十名青年干部之一，后因中苏关系破裂回国工作的。他眼界开阔，理论水平高。“文革”中在省委被冲击，下放到西北局干校劳动。1971年分配到宜川县担任县委书记。张志清书记原来在团地委任书记，后安排到宜川县委任副书记。两位都曾经担任过青年团工作的领导，对我们这些青年干部十分关心和爱护。
对我们几个从知青中提拔的干部尤为关注，倾注了很多心血。当一项工作来到的时候，我们这些从基层来的人往往急于解决具体问题，而忽略了对政策的研究。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政策，政策针对的是哪些问题，和以往的政策有哪些不同，这些问题在本地有什么反应和产生的原因，如何解决等等。书记们以他们的行动给了我们很大教育。有关文件、报告出台之前，牟书记总是反复组织调研、讨论。有的报告的一些段落书记几乎都能背下来，常常会遇到书记叫住起草某报告的人说，报告中哪一段这样改一下，哪一句话那样说合适……领导们用自己的行动在告诉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道理。他们工作上这样投入，真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敬服。县委组织的现场会、报告会等活动我们也有机会去参与组织或参加，很多活动组织得极细致，用了很多心思向基层干部传达上级的意图。当时的农村工作中，强迫命令和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虽然没有完全杜绝，但是像“大跃进”时那种不顾群众意愿，强行推进某项工作的事情很少发生。大概是多年前有个中层干部在干工作时强行推进，“拔了青苗”，就是把还未成熟的庄稼铲除强行开工，因而受到严重的处分。这件事在当地干部中人人皆知，因此无论什么工作，说服教育是最好的办法。
那几年为了实现“五年粮食翻一番”的目标，每年夏收秋收时落实各队征收的公购粮指标都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不能强行摊派，要有县社两级召集会议反复落实才能确定。尽管压力很大，但是那些年没有发生因强征公粮而群体闹事的情况。这些都使我们知道了如何组织群众，如何用典型教育人、引导人。在县里的报告中也经常出现从群众中收集来的生动语言，比如针对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不深入实际，蹲在办公室指导工作的不良作风，群众编出了很有意思的顺口溜：“铺盖卷蹲点，四个轱辘跑面”，“嘴勤屁股懒，坐着空呐喊”，“早上睡觉呢，上午看报呢，下午游行呢，黑了害人呢（是说干部蹲点不深入群众，不参加劳动，光知道开会）”。这些生动的语言好懂好记，督促基层工作的干部们端正作风、干好工作。党的这些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就这样给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以深刻的教育，使我们终生受益。后来，牟玲生书记和张志清书记先后离开宜川到省里和地区工作，分别担任过省委副书记和行署专员。我们这些知青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也陆续离开宜川，到北京和其他地方工作。但是，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存在。在县委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大家关系融洽，几十年来我们之间一直没有断了联系。如组织部的郝树华部长，袁世涛、胡邦庆，办公室的高升、张振明、戴群英，宣传部的薛天云等同志。牟书记和张书记到北京来开会和办事时，总是尽量抽出时间和大家见面，请大家一起吃饭，共叙友情。
1994年夏天在牟书记和张书记的推动下，陕西省委和延安地委出面邀请200多位当年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代表回延安考察，重温延安革命圣地的光荣传统，与当年在一起战天斗地的延安地区的各级干部群众共话友谊，续写延安建设的新篇章。我有幸参加了这个考察团，在省会西安和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了省委和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老知青们热泪盈眶。这一次，我自1978年底离开宜川14年后，重新回到插队的西回村，又见到了当年一起汗珠子摔八瓣，一起战天斗地的乡亲们。又重新见到了当年一起工作的县社两级的干部朋友们。“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千言万语说不完的知心话。
应该说当年在县社两级工作时，干部队伍的风气很好，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简单、真诚。干部里不是没有群众反映不好的人，但是干部队伍正气占优势，是非明确，总体的氛围很好，不像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好赖不分、钩心斗角，有心与人斗，无心干工作。几十年了，我们曾在县社两级一起工作的同志至今都还保持着联系。知青中一起在宜川当干部的这一批人回到北京，经常在一起聚会，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形容。
离开宜川30年了，如今我已经年过六旬。人的一生值得纪念的事情不会很多，但是，在陕北农村插队和工作的经历一直激励着我。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社会上有各种不同认识。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挑选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但是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态度。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我们的前辈们所生活的时代并不比我们这一代人轻松。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父辈，他们生活的年代经历了好几场战争（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们的生活和成长充满艰辛和苦难，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怨天尤人。中国如今的发展和强盛，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下乡其实和老一辈的经历比并没有苦多少。如果和那些与我们同样年龄的农村青年比，我们这些城市知青就幸运多了，起码我们在那个时代还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
知青们离开农村后的不同生活道路，从事不同的职业，成为各条战线的成员，有没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对每个人的影响很大。我干共青团工作好几年，深深感到青年人的热情和创造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如果连青年都没有这样的精神，这个国家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奋斗过，虽然大多数人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奉献给了农村和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活的农民，这是人生全过程的一段极有意义的生活。我无意美化那时的艰苦生活，也很怀念和同情那些下乡知青中遭遇各种不幸的人，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在艰苦的生活中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但他们奉献得更多，有的人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同样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和纪念。我不赞同同时代的一些人把自己的青春说得丑陋不堪。仔细回忆一下，农村的这段生活实在对我们的人生影响太大了。我们不管干得怎样，我们的心是踏实的。
今天回忆当年既是给自己留一点资料，也是希望后来者比我们强。相信将来的年轻人中一定会有比我们这一代人干得好的人才，中国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高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一队插队，退休前在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工作。）
当年在曲洲
曹德新
1969年元月9日，11节车厢的专列将奔赴延安，有很多同学和亲人在为知青送行。汽笛一响，火车就要开了，说话间只见一位送行的同学临时决定“我也去”，靠车窗的人连拉带拽地把他从列车窗口拽进车厢，回头对站台上的同学说：“把我的自行车骑回家，告我妈一声，我走了……”列车缓缓启动，不知是哪个学校的知青带着乐器，拉着手风琴，用电影《柳堡的故事》中《九九艳阳天》的曲调，新编的词：“数九那个寒天白茫茫，列车一声长鸣离开了北京城，北风那个吹得车轮转呐，告别了朋友们呐，我就泪流满面……”
同车的一千多名各校同学乘知青专列到了陕西富平县，再换乘解放牌大卡车一路前行，最后到达了陕北的宜川县云岩公社。来自各村的老乡早已在镇上等候着知青。我们初到曲洲时，队里派人给我们驮水，做饭，还吃过几天派饭。
挑水
到了村里，住在塬上。每日劳作，体验生活。条件恶劣，环境艰苦，队穷驴少，水在沟里。人离不开水，瓜离不开秧，面对吃水难，决定自己担。
在北京时曾挑过水，跟房东借了一副铁桶和扁担，从村到沟里的蓄水池有五六里路，挑空桶下山还可以，灌满水往回担，走了一里多路，越走越累，觉得桶是越来越沉，又不会换个肩膀担，只好坚持着。后悔第一次挑水，应该先挑半桶水，可把水倒掉些，又觉得可惜；挑到一半路程时，实在挑不动了，又想把桶里的水倒掉点儿，又心疼，都挑了过半的路了，再倒更可惜。
特别没想到的是，一路上山，都是坡道，想歇会儿，没有平地，水桶没处放，好不容易挑上来的水，因放不平水洒了，更不甘心；坚持着，压得肩膀受不了；大小伙子连桶水都担不上山，传出去丢不起这份人。两难中，咬紧牙关，汗在淌，心发慌，吃水有多难，亲身受体验。第一次挑水，第一次考验，用了整整一上午，总算挑到家。
第二次去挑水，专门带上一把小镢，一路上刨出四处平台，好上山时放水桶用。经过一段磨炼，由每次挑水在平台停三次，停两次，最后一口气不用歇就能挑上山。有时跑着下山，帮房东挑水，已经锻炼出来了。
看果园
转眼到了农历四月，收麦前的一天晚上在队部开会，商量今年的果木园由谁照看。议题说了，社员们都闷头抽烟，谁也不搭话，就这么坐着，熬着，干了一天活，又累又乏，见社员都不着急，知青急了，问了一句：“你们怎么都不说话？”这时有人说：“咱们队自入社来，从来就没分过果，树上刚挂几天青杏就没了，果园没人愿看。”“管果园有制度吗？”有人问道。“发现偷果的一次罚2分工；捉住拿筐的罚4分工；不服气打架的扣8分工，但有制度也是没用。”“看园子给记工分吗？”“当然记。”会场好不热闹。
我觉得既然有制度，又给记工分，怎么会看不住？就年轻气盛喊了一声：
“这事要没人干，我来看。”每年因看园子的事，社员都不愿干，这回见有个知青提出干，社员一致同意。问我还有什么要求？这回轮到我不吭声了，我憋了半天，也没开口，社员一个劲儿地催：“你有什么要求赶紧提呀？”我闷着老不说，也散不了会，最后冒了一句：“让我看没问题，我吃行不行啊？”
听了这话，老乡们哄堂大笑，有的社员笑得都直不起腰来连说：“你真是个憨娃，自古以来看果木的，果子熟了可随便尝。”看园子的事就这么定了。
就这样，我天天在果园里转，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杏青了，长大了，风吹过，心里乐。一天午后，有两个婆姨从林子里过来，胳膊上挎着篮子，我问：“筐里装着什么？”婆姨说：“给猪挖的野菜。”“让我看看。”婆姨扭着身子，把筐藏在身后，我从左边查筐，她把筐放到右侧；我站到右边，她又把筐移到左侧，死活不让看，越不让看，越有鬼，我一把夺过篮子，只见上层是野菜，下面藏的是果子，我又气又急，挥手扇了她两个大嘴巴。听见这里吵吵嚷嚷的，围过来很多社员，婆姨的老公见到此番情景认为给自己丢了人，又当众把婆姨踹了两脚。一场风波过去，见我六亲不认，坚持制度，想占点儿便宜的人都收敛了。没人偷，没人摘，果子自然熟起来。到了端午前后，老乡们那叫一个高兴，多少年了，总算见到一回成熟的果，家家分一份，吃得真甜。社员们都认为我护园子有功，报到公社，还推选我参加了宜川县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队里照常记工分，每天还给点儿补助。受到大会表彰，享受这份待遇，至今难忘。
救小严
在曲洲村的果园旁，有一个涝池。陕北缺水，为存留住雨水，在靠村边的水道处，修挡一块较低凹的“小水坝”，塬上的雨水被存留在此，日积月累，也能存不少水，牲口可以饮用，娃娃们常在这儿戏水玩耍。
一天，我去照看果园，在池边不远处坐着休息，正迷迷糊糊打盹之际，听池边几个孩子惊叫：“不好了，严文淹死了”。我不会水，也从未救过人，凭记忆，下水救人前应先脱掉衣服，扔掉鞋，我一边跑，一边脱，问清大概位置。涝池有一人多深，我左手捏住鼻子，右手横着一摸，真摸到了小严，把他举出水面，因不会水，动作配合不好，我连喝了几口脏水，好在水不太深，离岸不远，终于把小严弄上岸，让他脚高头低地倒躺在地上，人早没气了，我跪在小严身边，给他做心脏按压，做了一会儿，见小严吐出些脏水，大人们也都闻讯赶到。也该小严命大，关键是落水时间不长，抢救及时，只见小严翻翻眼皮，人渐渐醒过来了，接着一打滚，自己起来了。家人道谢，我也特有成就感，转眼工夫，救了一个八九岁的村娃，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