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会梁启超书札》五十通、七十六叶，另封面、内封、封底各一叶，用梁启超自制“饮冰室用笺”，如“饮冰集张公方碑”、“写陶句自制笺”、“集张伯敦碑”、“饮冰室启事”等，也有少量坊间“文美斋兰亭笺”和“币制局用笺”，系1913年至1926年间写给江庸的。内封题“新会梁启超书札 民国十五年装池”，下有江庸题署。
江庸（1875—1960），字翊云，号澹翁，福建长汀人，父江瀚，曾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文科学长。江庸幼承家学，稍长，入成都中西学堂学习英文。1901年，由四川公派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成城学校普通科毕业后，入早稻田大学师范部法制经济科。1906年，毕业回国，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教习，未到任即改由学部调普通司任职，兼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1907年，经大理院调任详谳处推事。次年，应学部考试，奖给法政科举人。1909年，参加归国留学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正六品推事，兼京师法政学堂监督。
辛亥革命，民国成立，留任大理院推事，简任高等审判厅厅长。1913年，熊希龄组阁，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江任次长，反对袁世凯统治。1917年，张勋复辟，他避居天津。此后，再度出掌司法。次年，在教育总长傅增湘坚请下，出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回国后，任修订法律馆总裁，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
抗战爆发，江庸拒绝伪职，经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后去重庆，执行律师业务。1946年返沪，继续执行律师，拒绝国大代表候选。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江庸应李宗仁之邀，与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赴北平试探议和。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馆长。1960年2月，在沪逝世。著作甚多，工诗，有《百花山诗草》、《南游诗草》等。
江庸是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时和梁启超相识的。1913年，梁任司法总长，推荐江庸为次长。次年春，梁氏辞司法总长，任币制局总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民国三年甲寅”记：
正月十日，政府宣布停止两院议员职务。二月十九日，任命先生为币制局总裁。二十日，准先生辞去司法总长职。
《新会梁启超书札》绝大部分是梁氏任司法总长前后写给江庸的函札和便条，其中除人事任免外，对当时政局也多针砭，如说：
司法事务委任县令问题，所关太钜，望即召集部中参事、司长、秘书详细讨论，大抵一面求不大悖于法理，一面仍求事实上有益于人民。（第四函）
以为“委任县令”应认真对待。对司法部与大理院宜合并理由，也有建议（第二十四函）。看到当时“审判积滞”，“恐各厅皆有此病”也有意见（第十七函）。深感政局动荡，“世乱方殷”（第四十三函）。梁启超工作繁忙，具体司法事宜，都委江庸处理，彼此谊深情笃，梁氏也“愈以知益友之可宝也”（第二十五函）。
《书札》谈到“共学社编译事业”和尚志学会（第三十四函）以及东方文化委员会、中华文化基金会，还有国立京师图书馆等（第四十六、四十八函），可知他对文化事业的关怀。
《书札》中也可看到梁启超笃于旧交，怀念故友：除蔡锷逝世，他专门写了《邵阳蔡公略传》清华研究生毕业，考虑介绍到日本京都大学深造（第四十八函）。
《书札》时间大体可考，第一函至第二十九函，大体写于1913年至1914年间。第二十八至第三十函，用币制局笺，应为1914年。最后一函写于曾习经病逝后，曾卒于1926年（《曾刚父诗集序》）。但因《书札》很多随手执笔，未署年月，只有日期，有的稍涉机密，只署“两浑”，没有日期，这就要稍费周章了。
梁启超工诗，自称：“比诗与骤发，入春八日，成诗已八章”（第三十三函），曾赠江庸之父江瀚（叔海）寿诗，另撰一联：
铿铿说经，此老兴复不浅；鬑鬑舞彩，诸郎乐未渠央。
还宣纸写就以赠（第四十七函）。江庸也能诗，梁启超五十寿辰，江赋诗以贺。梁辞离司法总长后，在诗中特别提到江庸：
彩笔江家朗（翊云），在官我肩比。金玉兢自保，不与俗波靡。近更常为诗，就我相砻砥。
《书札》中也可看到他们“切磋砥砺之情”。
《书札》被江庸后人珍藏，江庸之子江靖在整理《书札》时，写有序言。
江靖整理的《书札》虽曾发表，但读者未能亲见手迹，总感遗憾。且梁氏书法精美，为人珍视，他手写的诗文，颇有影行：如清末手写《南海先生诗集》，由日本和装影行后，香港曾予翻印。康有为之女康同环于1966年在香港重印。《梁任公诗稿手迹》（康有为批），上海、台湾先后影行。将《书札》影行出版，不但可以纠正排印误植，还可看到梁氏的书法艺术，即他所用笺纸，也很有文物价值。
天津古籍出版社有鉴于此，多次与江庸家属和马铭德同志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将《书札》原件交该社影行。行款、大小、次第悉按原式，以纪念梁启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这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我想，本书出版以后，一定会得到国内外、海内外学术界、书法界的欢迎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