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札》，共九册，另有《近代名人手札精选》一册（王尔敏、陈善伟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影行，1987），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盛宣怀与洋务活动的重要资料，也是展现清末民初笺纸和名人书法的艺术珍品。
1983年10月，我正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学和研究，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教授来信，邀请我于1984年5月从日本返国时，顺道到香港访问。答以俟返国后再议。1985年1月3日，我从上海飞往广州，转抵香港，陈善伟博士已久待，安排我入住中文大学雅礼宾馆。王尔敏、陈善伟告以在盛宣怀藏札中理出百人书札，正在编辑。并告以此项藏札系旅日企业家程伯奋旧藏，共七十七册，今归中文大学。他们伴同我到书库阅读原件。我这时正在主编《梁启超全集》，看到其中有梁启超写给盛宣怀的信十通，很是高兴。王、陈二先生将其中难于辨认的函札相询，我也尽己所知，仔细协助。记得其中谭嗣同《致盛宣怀函》两通，署名极难辨认，我因曾协助方行同志整理《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对谭嗣同书法比较熟悉，一看即断定为谭嗣同所写，他们极为兴奋。终于选出一百人的一千七百余通手札，包括清室权贵、军机要员、洋务官僚、海陆将帅、驻外使节，以至社会名流、实业家等，嘱我特请顾廷龙先生写一序文。出书后，久欲潜读，迄未如愿。今夏苦热，惮于握管，乃翻阅解暑，感到从史料价值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助于近代人物文集的补充。新中国成立后，近代人物文集陆续整理出版，中华书局编有《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但《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中的函札，却大都没有收入结集。如《文廷式集》，过去我将在日本所见文廷式写给宗方小太郎的信交付，并为该书写了序言。但他写给盛宣怀的信，当时却未一见。又如《经元善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未能将经元善写给盛宣怀的十六通信完全收入。这些信，涉及轮船招商局、矿务、办学等，还提到康、梁，如第七书“前云博通中西学问之友，示附上《经世文初编》，第二十三册一卷，自梁卓如《沈氏音书序》合七篇，即是此人著作”。第八书云：“康之学问，虽不近程、朱一派，而近似姚江顿法，但此君存心救世。现在朝野之病，如内蕰热毒，疟迷心窍，非有大承气汤一服，不足以去邪而退凉，天如不亡中国，此人必不觖遏阻……张（之洞）之与康，无异盛之与经，肯推诚布公，规正劝善，康亦无不倾心悦服也。”与《居易初集》中经元善在光绪二十二年写给康有为的信等细读，可以考见他对康、梁变法的态度。
至于上面提到的谭嗣同写给盛宣怀的两通信，我早交请方行同志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刊出了。
第二，有助于对各界人士政治态度的了解。一般说来，政府高级官员，信中以酬应为多，政治表露较少，如翁同龢、孙家鼐。而地方官员则能径述心影。如江标《致盛宣怀书》：
标使湘三载，报称毫无，惟生平素志，不以腐学误人，湘士多才，亦知宗尚化移之速，夙愿所不及，心力两结，毁誉胥忘。先生闻之，当亦莞尔。
此信用“丁酉季春江建霞自制环瀛通问之笺”。查江标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交卸，用“丁酉季春”笺，当写于丁酉冬或戊戌春，那么，他虽离湘，但对“腐学误人”的憎恨仍很强烈，对湖南新政的施行也很向往。
第三，有助于今后出版近代人物的结集和对他们的研究。近代人物，有待结集的还有不少。例如王韬，中华书局曾出版《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尺牍》，但他的诗文、日记、函札还有不少有待整理。过去，我曾和方行同志将上海图书馆所藏《王韬日记》手稿整理出版，但只有咸丰八年至十年和同治元年的一部分。后来发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有《王韬日记》，分别题名《苕华庐日记》、《茗乡寮日记》、《蘅华馆日记》、《沪城见闻录》、《瀛壖日记》、《甲寅夏五回里日记》等，载道光二十九年、咸丰二年至五年的部分日记，同时，1921年《新声》杂志载有咸丰五年的片段日记。当时报纸还有王韬一些零星文篇。《近代名人手札真迹》载有王韬写给盛宣怀的信达七十三通之多，内容重要，如果汇为《王韬集》，那该多好。马建忠、薛福成等也都有写给盛宣怀的信，都有史料价值。
第四，有助于对近代重要史事的探讨。《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中有杨崇伊写给盛宣怀的信，其一云：
杏荪我兄世大人执事：濒行惠顾，匆促握谈，未得躬送登车，寸衷殊疾……
康逆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便服私入椒涂，剪发改装，见诸奏牍，同人谋逆，立有合同，无人不知，惮于发难。弟知其举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乃罪人斯得，而谤口颇腾，一身之私，在所不顾，幸而圣慈、圣孝略无猜嫌，虽圣躬服康逆丸药后日就瘦瘠，而精神尚可支持。近来专听中医，较七八月间有日新之象。执事闻之，当亦忻然。弟近有请免株连之疏，慈圣召时，及复陈说，始得允送。乃由外喧传白简四十八人，岂不谬哉！濮之泉前辈出守松江，癸卯值年移交子弟，妙手空空，深自皇愧，特求助于执事，倘蒙禀达年伯大人，赐以公费，不仅伊一人感佩已也。
这封信是杨崇伊的自白，他没有讳言“告密”引发的政变。查杨崇伊奏请慈禧“训政”折，上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初六日政变发生，此信自发于政变后不久。“椒涂”，指后妃宫室。“乃弟”，指康广仁，说他“私入椒涂，剪发改装”，自属谣谤，但他向慈禧告密则未稍讳。
查杨崇伊和李鸿章是姻亲，党于鸿章，且为荣禄所倚重。孙雄《清故山东蒲台县知县杨君墓志铭》谓杨崇伊“为故相长白荣文忠公所倚重”，见《旧京文存》，卷一。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遭到朝野攻击，杨崇伊“访查弹劾东事之人，开列清单”。先是，京师开设强学会，杨崇伊“揣政府之意，迎合李、孙，欲借此以兴大狱，遽以聚众入奏”。“迎合李、孙”，李即李鸿章，孙指孙家鼐。说什么强学书局“植党营私，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抄录各馆新闻报刊物，《中外纪闻》按户销售，复借口公费，函奏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查禁”。
甲午战时，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上疏奏劾北洋大臣李鸿章“畏葸，挟夷自重”。旋又属稿请起用恭亲王，联名者五十有七人。《马关条约》议起，文又一再陈谏，斥为“辱国病民，莫此为甚”。李鸿章恨甚，授意杨崇伊参劾文廷式参见拙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卷四《文廷式传》。文被革职。杨崇伊可说是一贯反对康、梁，仇视新政的。
等到光绪皇帝“诏定国是”，新政陆续颁行，新旧党争异常激烈，光绪皇帝任用新人，进行变法。而后党首先从人事安排上黜退翁同龢，引进荣禄，以后即待机而动。等到光绪将怀塔布等革职，后党阴谋策划政变。光绪感到“朕位几不保”，发出两道“密诏”，命改良派“妥速相救”，康有为等“跪诵痛哭激昂”，看到情况紧急，设想拉拢袁世凯。鉴于伊藤博文来华访问，又幻想“借重伊藤”。杨崇伊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折请慈禧“即日训政”，说是康有为等“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即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危言耸听，慈禧自然不能不为所动。
过去，一般以为政变的发生，是由于袁世凯告密。康有为等确对袁世凯存有幻想，谭嗣同也曾夜访袁世凯。康有为且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光绪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命荣禄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并于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召见，擢为侍郎，责成专讲练兵事务。袁世凯回津后确即进见荣禄。但袁世凯“请训回津”是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详告荣禄又是第二天，当日即发生政变。以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荣禄来京，不可能在慈禧的“训政”令发布以前。杨崇伊的折请慈禧“训政”称：
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妄，偶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吐骂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责老成。
除提到康、梁外，还有康广仁。而杨崇伊写给盛宣怀的信，也特别提到康广仁。伊藤的来华与政变有很大关系，杨崇伊提到的康、梁、康广仁三人，慈禧“训政”当天下谕：“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着步军统领衙门将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拿交刑部。直到八月初九日（9月24日），再谕着谭嗣同等四卿“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如果“训政”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凯告密，决不会三四天后再将夜访袁世凯的谭嗣同革职拿办。可知慈禧“训政”与袁世凯无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此否定袁世凯“告密”。袁的引见，既引起慈禧和荣禄的注意；袁向荣禄“告密”也是事实。此后，谭嗣同等的就义，也不能说与袁世凯完全无关。
杨崇伊写给盛宣怀的信，进一步证实戊戌政变的发生，源于杨崇伊的奏折，也可能因为盛宣怀是李鸿章亲信而向他陈述。
此外，盛宣怀除经营工商业外，还喜欢藏书，缪荃荪等写给他的信，对研究目录版本、善本丛书，以致刻印《常州先哲丛书》等，也都有史料价值。
当然，将这么多的信札抉择编选，并对各人物的仕履生平、信札内容作出简介，实属不易。个别地方，稍有失误。如梁启超《致盛宣怀书》二，《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以为撰于1898年，误。查此信用“沧江集张迁碑字”笺，共二叶。梁启超用“沧江”笔名，始于1909年主编《国风报》时，则此信不可能写于1909年前。开端“杏荪先生”，无官衔，自为清朝覆亡以后。末谓“旅祺不宣”，考盛宣怀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外国公使馆派兵保护下，经天津逃往青岛、大连，旋又亡命日本。1912年春，拟与日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遭到社会舆论和公司股东强烈攻击，经股东会反对而罢，次年秋回国。梁启超则是在1912年9月由神户起程回国，此函应写于1912年。
《近代名人手札真迹》，辑集清末民初众多人物的信札，编者分别作出简介。函札没有信封，给考核年月增加了极大困难，编者在短期内编辑成书，真是不易，也很难避免解释偶有失误。冒暑翻阅，如鉴赏文物，欣悦之余，草成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