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梁启超其人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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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梁启超和《清议报》

《清议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创办的旬刊。梁启超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说:《清议报》的特色是“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它在当时和随后的影响,确实很大。本文准备就此试作检索。

《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去横滨创立的旬刊,实际负责人是梁启超,署名发行兼编辑人是冯镜如,主要撰稿人除梁启超外,有麦孟华、欧榘甲等,他们也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时的同门。社址在横滨居留地五十三番馆,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创刊,首页旁署“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

《清议报》的宗旨,梁启超在《清议报》创刊号的《横滨〈清议报〉叙例》中说得很清楚:

呜呼!我支那国势之危险,至今日而极矣。虽然,天下之理,非剥则不复,非激则不行。晚近百余年间,世界社会日进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势,抑之愈甚者,变之愈骤,遏之愈久者,决之愈奇,故际列强改革之始,未尝不先之以桎梏刊戮干戈之惨酷。吾尝纵观合众国独立以后之历史,凡所谓十九世纪之雄国,若英、若法、若奥、若德、若意、若日本,当其新旧相角,官民相争之际,无不杀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后起,赴海蹈火者项背相望,国势岌岌,危于累卵,不绝如线……

吾支那数千年来义侠之风久绝,国家只有易姓之事,而无革政之事,士民之中,未闻有因国政而以身为牺牲者,是以民气然不昌,国势焉不振,日澌日削,以至于今日而否塞极矣……今兹政变,下封禁报馆之令,揆其事实,殆与一千八百十五年至三十年间欧洲各国之情形大略相类……呜呼!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之;吾黄色种人欲图二十世纪亚洲自治之业者,当共赞之。

并列“宗旨”四条:“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变通支那、日本两国之风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它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相鼓吹,提出“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等四条“宗旨”。不久,《清议报》又刊登《本报改定章程告白》参见《清议报》第十一册扉页,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自第十一册起,每一册分九类刊登:一、本馆论说;二、来稿杂文;三、中国近事;四、外论汇译;五、万国近事;六、政治学谈;七、支那哲学;八、政治小说;九、诗文辞随录。明确指出“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所谓“主持清议”,是指猛烈抨击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鼓吹“尊皇”,主张光绪皇帝“复权”。所谓“开发民智”,是指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这就是《清议报》的基本特色。

“尊皇”、保皇、勤王是《清议报》“主持清议”、拥护光绪皇帝、反对慈禧统治的一贯主张,它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调整,但它的“尊皇”、保皇本旨并不改变。

梁启超在《清议报》上斥责慈禧和后党为“逆后贼臣”,以政变为“废立而非训政”,谓光绪“幽囚别殿,无复生人之趣,昔虽无病,今亦当命在旦夕矣。况复下硝粉于食品,行无形之酖毒乎!倘他日或有大故,则逆后贼臣且将以久病升遐告于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将信之乎?呜呼!是亦全无人心而已”。接着说:

吾以为海内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则宜于今日而兴讨贼之师也。海外各国,如有恤友邦之难者,则宜于今日而为问罪之举也。使今日而不讨贼,不问罪,则虽他日皇上被弑,吾知其亦必无问罪讨贼之人也。何也?今之不讨贼、不问罪者,因信逆贼之言,以为非废立也。然则他日亦必听逆贼之言,以为非弑君也。呜呼!痛哉痛哉!何我皇上之冤惨至于如此其极也,何天下之人之全无人心至于如此其极也。梁启超:《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载《清议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号召“念君父之仇”,“兴讨贼之师”。

抨击慈禧,拥戴光绪,要求“归政”、“复权”,把光绪描绘为千古以来未有之圣人,发表《尊皇论》梁启超:《尊皇论——论保全中国非赖皇上不可》,署“哀时客”,载《清议报》,第九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对“保全中国”的“议论家”加以批判,即一是“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二是“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三是“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英、法之国体以独立”。梁启超以为第一说不可能,“殆非本心之论,否则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第二说是“今夫任国事者,众谤所归,众怨所集,名爵俱损,智者不为也”。第三说则“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徒鱼肉吾民,而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上述之说,既不可行,“故今日议以保全中国,仅有一策,曰尊皇而已”。

同时,梁启超又发表《光绪圣德记》,把《清议报》第二册“本馆论说”《上舍位忘身而变法》作为第一章。接着,又发表下列各章:《新政皆无人辅佐而独断》、《群僚士民皆许上书》、《豁达大度》、《日昃勤政》、《求才若渴》、《破格用人》、《明罚敕法》(以上见第九册)、《用人不惑》、《从善如流》、《俭德谨行》、《好学强记》、《养晦潜藏》、《特善外交》、《爱民忘位》(以上见第十册)。既吹捧光绪之“圣”,又极言其“颠连之苦”。说什么政变后“皇上每日饮食中杂有硝粉”,“以今之天时,犹穿单衣”,“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则不得,求鸡丝则不得,凡所求食,皆诡词拒之,故伤其意,而太后置若罔闻”。言光绪之“圣”,是希望他重掌政权;言光绪之“苦”,是激起人们对光绪的同情和对慈禧的不满,为其“勤王”活动作舆论准备。

这时,康有为离开日本,到加拿大,在侨寓中宣传“尊皇”、保皇,《清议报》跟踪报道。7月20日,创立保皇会。1900年1月24日,慈禧准备废掉光绪,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梁启超随即发表《书十二月廿四日伪上谕后》,说是“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者皇上之命,悬于逆贼之手,万一有变,则我四万万同胞,当思皇上之及于难,皆因欲救我辈而来,虽流尽我东南十数省之血,以拼彼逆后贼臣之命,亦决不辞。吾知朱虚、敬业之必不绝于天壤也”《清议报》,第三十九册,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想望仿效讨伐吕后的朱虚侯刘章和讨伐武后的徐敬业,起兵勤王。

由上可知,《清议报》的主旨,就是“尊皇”、保皇、勤王,想望光绪复辟,它的“主持清议”,是为其“勤王复辟”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清议报》的另一特色是“开发新智”。它辟有“外国近事及外议”专栏,内分“西报译编”、“东报译编”,介绍各国大事。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其对中国的侮辱则予批驳。

梁启超曾撰文对西方人说什么“中国人无爱国之性质”、“其势散涣”严加驳斥,认为国家的兴亡,决定于国民爱国心的强弱,说:“国之存亡,种种兴衰,虽曰天时,岂非人事哉!彼东西之国何以浡然日兴?或支那所以萧然日危?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他又指出:“西人以国为君与民共有之国,如父兄子弟,通力合作以治家事,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焉。中国则不然,有国者视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人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夫以数人之国,与亿万人之国相遇,则安所往而不败也。”最后慷慨陈词:

今试执一人而语之曰:汝之性奴隶性也,汝之行奴隶行也,未有不色然而怒者,然以今日吾国民如此之人心,如此之习俗,如此之言论,如此之举动,不谓之为奴隶性、奴隶行不得也。夫使吾君以奴隶视我,而我以奴隶自居,犹可言也;今吾君以子弟视我,而我仍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泰西人曰:支那人无爱国之性质,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梁启超:《爱国论》二,载《清议报》,第七册,光绪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这对激发人们的爱国心,增加人们对帝国主义国家疯狂侵略的憎恨,在当时是产生了影响的。

《清议报》除每册登载“外国近事及外议”外,还连载长篇译著,如德国伯伦知里《爱国论》、日本有贺长雄《社会进化论》。后来又专列“政治学案”,有《霍布士(Hobbes)学案》(第九十六、九十七册)、《斯片挪莎(Barvch Spinoza)学案》(第九十七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学案》(第九十八、九十九、一百册)。在《卢梭学案》后说:

案卢氏此论,可谓精义入神,盛水不漏。今虽未有行之者,然将来必遍于大地,无可疑也。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卢梭学案》,载《清议报》,第一百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清议报》介绍西方国家的各种学说,文字通俗,充满感情,使一些知识分子接触到不少新事物,在当时和此后一段时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外,《清议报》还保存了戊戌、辛丑间大量社会政治、文化教育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史和思想文化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

《清议报》宣传“尊皇”、保皇,鼓吹勤王,这些论文本身就是了解政变后康、梁等改良派政治活动、思想倾向的一份重要素材。

《清议报》尽管出版在政变以后,但它保存了政变以至政变以前的重要资料,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是率先在《清议报》刊出的。康有为早期著作《康子内外篇》,也从《清议报》第十一册起连续刊登在“支那哲学”栏内。谭嗣同的《仁学》是最早在《清议报》刊出的,它与《亚东时报》所刊,不是同源,其所据原本不同。参见拙著:《仁学版本探源》,见《康有为与戊戌变法》,302~309页。又,《仁学》的亚东时报本,已于1998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章太炎的《儒术真论》也载此报,而为《章氏丛书》刊落。这些专著,都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康、梁、谭、章的重要资料。

戊戌、辛丑间国内的重大政治事件,《清议报》都有反映和报道,如己亥建储、义和团、自立军等。

《清议报》在清季既具影响,在今天也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清议报》由梁启超主持,当他1899年12月22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横滨去檀香山后,仍有文章寄交《清议报》发表,1901年4月,梁启超始由澳返日。甫抵横滨,即在《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把世界各国政体分为君主专制、君主主宪、民主立宪三种,说是只有“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然而,根据中国当时的条件和国民现有的程度,还不能实行君主立宪,只能先从事预备立宪。“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明治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他还提出“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梁启超:《立宪法议》,载《清议报》,第八十一册,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署名“爱国者”。等办法。他已由“尊皇”、保皇、勤王转为争取“预备立宪”,并欲以此作为与革命派对立的主要纲领。

就在这时,《清议报》连载梁启超的《积弱溯源论》作为“中国近十年史论”《清议报》,第七十七至八十四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一日。以为历史是“普通学中之最要者”,鉴于“中国史至今迄无佳本”,“欲著中国史”。把清朝历史分为“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最近”四个时代,把中国“积弱”原因之重大者归之慈禧,说:“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而“今上皇帝(光绪)则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实际是企图从慈禧、荣禄等顽固派手中夺取政权,拥护光绪复辟。甚至说:“使三十年来无那拉氏一人梗乎其间,则我中国今日,其勃兴如日本可也,其富乐如英、美可也,其威强如法、俄可也。”这种言论,显然是反对正在掀起的革命运动。也正是因为这样,章太炎看到后立予驳斥,认为:“梁子迫于忠爱之念,不及择音,而忘理势之所趣,其说之偏岩也亦甚矣。”并撰《正仇满论》。参见《国民报》,第四册,1901年8月10日。

接着,梁启超刊布《灭国新法论》参见梁启超:《灭国新法论》,载《清议报》,第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九册,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一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十一日。把达尔文进化论重新推衍,“凡人之在世间,必争自存,争自存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是即灭国之理也”。以“积弱”、“灭国”、“优胜劣败”危言耸听,作为“飓风”震荡之后,“新史学”统绪露布,《中国史叙论》发表了。说是新史学和旧史学不同,新史学不是为“一人一事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化”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清议报》,第九十、九十一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八月初一日。随后,他还写了《新史学》。

梁启超重返日本以后,他在《清议报》上发表的言论,仍然主张光绪复辟,主张君主立宪,也就是说,是主张改良的。这样,就日渐违离了当时的形势,终于反对革命了。

1901年12月21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清议报》第一百册出版,梁启超发表了《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他总结《清议报》说:

《清议报》之特色有数端:一曰倡民权。始终抱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他希望《清议报》能使“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

就在这一册出版后的第二天,清议报社失火,《清议报》也就宣告停刊。

其后,横滨新民社汇集出版《清议报全编》二十六卷,但内容既有删略,编次与原刊亦完全不同。有的文字连载既不能伴明期数,扉页、封底广告、告白也删除殆尽,已不易看出原刊风貌了。

接着梁启超对第一百册《清议报》作了如下的自我评价:

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罪生无价之宝。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有《饮冰室自由书》,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章氏《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支那现势论》等,皆东西名著巨搆,可以借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若夫雕虫小技,余事诗人,即卷末所录诸章,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凡兹诸端,皆我《清议报》之有以特异于群报者。虽然,以示良也,则前途辽哉邈乎,非所敢言也,非所敢望也。不有椎轮,安有大辂;不有萌蘖,安有森林。思以此为我国报界进化之一征云尔。祝之祝之,非祝椎轮,祝大辂也;非祝萌蘖,祝森林也。

梁氏所举,大体评述有据,如谭嗣同《仁学》,确是《清议报》最早刊出,从第二册起(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1899年1月2日)开始刊登,直至第一百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即1901年12月21日)刊完,共登载十三次,历时近三载(刊载于第二至五、七、九、十、十二、十四、四十四至四十六、一百册,共十三次)。

较《清议报》略后,在上海发行的《亚东时报》,自第五号起(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即1899年1月21日)连载《仁学》,至第十九号(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三十日据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无“三十日”,参以该号《亚东时报》,报端另有“明治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则“三十日”为“二十九日”之误。即1900年2月28日)刊完,共登载十四次,历时也有一年零四个月。

因此《清议报》刊登《仁学》最早,它早于《亚东时报》二十九天。但《清议报》中途停载,致全部出版反较《亚东时报》为晚。它们不是同源,如今留行的大体根据《清议报》本,我另据《亚东时报》录出交台湾学生书局于1998年11月出版。

章太炎的《儒术真论》附《视天论》、《菌说》,载《清议报》第二十三至三十四册,1899年8月17日至1900年2月10日(光绪二十五七月初一日至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其中第二十六至二十七册未曾续录)出版,末后章加“附录”云:

作《儒术真论》已,检《梁书》至《儒林·范缜传》,观其《神灭论》,卓诡倜傥,与余合契。盖卯金以降,儒流论著,鲜其畴矣。惟知言命而不知非相,知遭遇而不知报施,知无鬼而不知有物,知人物有知而不知草木亦有知,是其所蔽也。又言知此神灭,所以救浮屠之害政,绝桑门之俗,则与傅奕、姚崇所见亦同。要之微言眇义,洗心藏密,节者有间,而举刀无厚,固非退之辈驰骛于外而不知其内者比也。今取其论,着于左方。

《儒术真论》是章太炎早年的重要哲学著作,由于《章氏丛书》刊落,以致过去很少为人注意,我已把它编入《章太炎政论选集》。

其实,《清议报》“支那哲学”栏所载哲学著作,并不只有上述两部,如康有为的早年所撰《阖辟篇》、《未济篇》、《理学篇》、《爱恶篇》、《性学篇》、《不忍篇》、《知言篇》、《湿热篇》、《觉识篇》都载《清议报》,我也已辑入《康有为政论集》了。

横滨新民社汇集编辑《清议报全编》,1902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发行的《新小说》创刊号刊出《〈清议报全编〉第三集出书广告》:

本社校印本编本当从速杀青,惟因印务太繁,蹉跎至今,实无以应海内诸君之望,抱歉实深。兹第三集已印成装订,日内即可出书,凡购有股票者,祈携票到取,并将未付之款全数清找。其第四集以下,容当陆续赶印,准于年内全行告竣。再本编以系全部编成,故无零售,而各地之未购有股票者,多纷纷函索,络绎不绝。本社实重违盛意,兹为第三集发行,特通融办理。如欲购者,将全价交下,先付一、二、三集,其余俟陆续印成补交。全部定价日银八元,外埠加邮费一元五角。兹将第三集全目列下:

第三集新书译丛凡十四种,都为六卷。卷九:《国家论》、《各国宪政异同论》、《帝国主义论》、《社会进化论》、《政治学案》。卷十:《埃及进化史》、《明治政党小史》。卷十一:《支那现势论》。卷十二:《中国财政一斑》、《扬子江》、《中国地理文明论》、《支那上古宗教考》。卷十三:《佳人奇遇》。卷十四:《经国美谈》。共成四大厚册,洋装一千六百余页。

发行所:横滨山下町百五十二番新民丛报社。

1902年12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行的《新小说》第一年第二号又载《〈清议报全编〉出书》广告:

此报创始于戊戌年,迄于辛丑,共出百册。当时经已风行海内外,久为士林所推赏,后以各处纷纷索购,乃复将全部分类排印,共成十六厚册,字数三百余万言。今已全帙告成,定购者可向各代售处取书。此报经两湖总督、两江总督、中国政府迭次严禁。昔噶苏士所出报纸,亦屡为政府禁其刊行,而国人益争相购读其报,骤增数十万纸。今此报屡为当道严禁,其声价正与噶苏士之报同,则其议论之严正,思想之新奇,当为海内外所公认。

《清议报全编》将《清议报》发表的诗文汇集成书,有些篇幅较长或连载的论文等,汇集一起,给读者带来方便;分卷分类,也利于检寻。但它汇编时亦有删节,有的文篇又未辑入。所以编辑《梁启超全集》,对梁氏这一时期的著译,应该根据《清议报》,而不要贪图方便,从《清议报全编》辑录。同时,对未曾署名或《饮冰室合集》没有收入的佚篇,更应仔细寻求。至于《清议报全编》也有原刊未载的,如《戊戌变法大事记》,它没有署名,可能是梁氏授意而由助手按照《戊戌政变记》等编成,以辑入附录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