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新报》是维新运动期间主要报刊之一，它在澳门创刊，风行海内外，是经过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和梁启超精心策划的。《〈知新报〉叙例》即出梁手。
本文准备就梁启超与《知新报》的筹组及其影响作一探索。
一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在维新运动时期，以组织学会、创办报刊为重要任务之一，于是在北京、上海组织学会，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时务报》，以抑扬舆论，推动维新。从而学会林立，报刊风行。那么，他们为什么又想在澳门办报？
澳门位于广东省珠江口西侧，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澳门及其邻近地区就正式绘入中国版图，成为南海郡番禺县属的一部分。晋代起，属东官郡。隋代，属南海郡。唐代，属东莞县。南宋时，北方居民南迁，当地经济进一步发展，划南海、番禺、新会三县的滨海地区，设香山县，澳门划入香山县辖。它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3），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居住，此后，不断扩大范围，于鸦片战争以后，乘势强占。
澳门自明、清以来，一直是中西贸易的通道，又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因而一直为中外人士所注意，特别是近代。林则徐于1838年上疏严禁鸦片，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次年三月，他抵达广州禁烟，曾巡视澳门，驱逐鸦片贩子，还派人翻译英文《澳门日报》，在广州出版《澳门新闻纸》，供有关人员“睁眼看世界”。后来，郑观应在澳门逗留期间，编辑《盛世危言》五卷本。在此以后，孙中山和澳门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由于澳门与香山隔海相望，又是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区，一直为人们注目。葡萄牙是小国，它在澳门的统治也没有英国那样严格。这样，清政府既无法控制澳门，葡萄牙的统治又较英国统治香港为松。身为广东人的康有为兄弟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对这些情况是深有所知的，从而在维新运动掀起时于澳门创刊《知新报》，刊登内地不敢言的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的言论。
二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岁”记：“七月，与幼博弟游罗浮。八月，游香港。十月，至澳门，与何君穗田创办《知新报》。将游南洋不果。穗田慷慨好义，力任报事，后还省城。”何穗田，名廷光，广东香山人，曾入葡萄牙籍，有爵位，是澳门巨商。《知新报》创刊后，他筹款办报，和康广仁同任总理，并请梁启超“来澳办报”。
甲午战后，梁启超在北京参加强学会，编辑《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又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声名大著。这时，“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各地学会林立，报刊盛行。澳门志士准备办报，也想请他主持编务，特请梁启超“到澳一行”。他遂由沪转粤来澳，参与筹办。
梁启超是在1896年11月由粤赴澳的。他在11月17日（十月十三日）写给汪康年、汪诒年的信中说：
澳门顷新开一报馆，集款万金，亦欲仿《时务报》之例，十日一出，其处人必欲得弟兼为主笔。弟告以到沪后，看事忙否再定。而澳人必欲弟到澳一行，拟日内出城即到澳，亦数日即返，仍不逾四十日之约。
提到澳门“集款万金”，“新开一报馆”，并欲请梁启超担任主笔。信中又说“日内出城即到澳”，知梁启超赴澳，应在11月17日稍后。又梁启超赴澳后，11月25日（十月二十一日）《致汪康年书》谓“顷偷闲到澳数日”，知他11月25日前数日已经到澳。他到达澳门后，筹商办报的情况，在信中也有记录：
顷偷闲到澳门数日。澳报已成，集股万元，而股商必欲得弟为之主笔。弟言到沪后常寄文来，而诸商欲弟到澳一行，是以来此。
此间人皆欲依附《时务报》以自立，顷为取名曰《广时务报》，中含二义：一、推广之意；二、谓广东之《时务报》也。其广之之法，约有数端：一、多译格致各书各报，以续《格致汇编》。二、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三、报末附译本年之列国岁计政要，其格式一依《时务报》。惟派往广东各埠者，则五日一本十五叶；派往外省者，则两本合订一本。去其上谕、辕报各条，似此体例亦尚完善，公谓可以否？至其股东，则皆葡之世爵、澳之议员，拥数十万者也。（有一曹姓者伯爵也，一何姓者子爵也，皆华人而兼西籍者。）此事欲以全力助成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它日用之之处尚多也。惟将来销报，仍藉《时务报》为之代理，但使能得三千份即可支持，公量其情况能否？
此间饮食起居，一切皆省于上海，翻译人乃自行报效，领薪水极薄，主笔亦不必从丰，故易易也。馆设于大井头第四号洋楼，其地之大，仿佛鸳湖金公馆，而租钱仅十五元，令我妒杀。近日报务日兴，吾道不孤，真强人意。惟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恶痛绝，不能畅行于粤耳……
一、凡覆信，即写澳门大井头第四号门牌《广时务报》康幼博收可也。
在这封信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澳门办报，“集股万元”，股东皆“葡之世爵、澳之议员”，而“世爵”皆“华人而兼西籍者”，知股东多为侨商，反映了旅澳侨胞对祖国的关注和对维新变法的向往。
二、澳门所办之报，最初拟定名为“《广时务报》”，以“依附《时务报》”，“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并“必欲得”梁启超为主笔。这封信发后一个月，《时务报》附发的《公启》就称之为《广时务报公启》。
三、澳门所办之报，馆址设在“大井头第四号”，函中对报章版式、页数、栏目、格式都作了规定。
四、澳门新办之报，“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这就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登载国内报章“不敢言”的文篇，成为澳门报章的一大特色。又以“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恶痛绝，不能畅行于粤”。查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振祎，保守因循，所以他们不只是在广东发行，而是面向全国和海外。
五、函末所附通讯处，嘱交“康幼博”收。康幼博，即康广仁，康有为的弱弟，这时他已在澳门，具体经营此报，《知新报》创刊，即任总理。
梁启超离开澳门，则在12月上旬（十一月上旬），他在12月8日（十一月四日）写给汪康年等的信中，末署“十一月四日，澳门舟中”可证。至于12月30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写给康广仁、徐勤的信，则是返沪后寄交澳门的。徐勤（君勉），曾任上海《强学报》主笔，也是康有为门人，这时也在澳门，与康广仁共事。
梁启超甫抵沪上，《广时务报公启》就在《时务报》刊出，内云：
上海《时务报》之设，所以开风气、广见闻，数月以来，推行渐广，颇为通人所许可。惟东西各国报馆，皆以数千计，今中国之大，而作者寥寥，非所以广流风、餍众听也。是以联合同志，集股万金，爰在澳门更辟斯馆。查《时务报》所译西报，详于政而略于艺，本报拟略仿《格致汇编》之例，专译泰西农学、矿学、工艺、格致等报，而以政事之报辅之。（原注：约言艺者六，言政者四。）其言政之报，英国《太晤士》为最著，《时务报》、《万国公报》、制造局等处皆翻之。查有某报（原注：其名待考）其议论专与《太晤士》相反，亦彼中之大报也。今拟专译此种，以广异论；至其余所译，皆与上海《时务报》相避。又《时务报》不载近事，不臧否人物，本馆于京师及各省近事，有耳闻目见，不容已于言者甚多，拟抉择多载惟不录琐屑新闻，则仍《时务报》之意也。本馆拟聘请撰述何君易一、韩君树园、梁君卓如、徐君君勉、曹君仲俨、吴君介石、刘君孝实、陈君仪侃凡八人。梁君既主《时务报》，拟请遥领本馆诸事。何君、徐君，去年主《强学报》者也。其翻译，现请英文二人，法文、葡文、日本文各一人，俄、德文拟续请。一切派报、阅报章程，悉依《时务报》成例。定期明年正月出版。
说明《时务报》之设，所以“开风气、广见闻”，但还不能“餍众听”，于是“在澳门更辟斯馆”，“拟略仿《格致汇编》之例，专译泰西农学、矿学、工艺、格致等报，而以政事之报辅之”。以为《时务报》“不臧否人物”，对“京师及各省近事，有耳闻目见，不容已于言者”，也“抉择多载”。在所聘撰述中，何树龄（易一）、韩文举（树园）、梁启超（卓如）、徐勤（君勉）、曹泰（曹仲俨）都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的门人，何树龄、徐勤在上海主持过《强学报》，可知康有为对澳门办报的重视；梁启超专程来澳，也想根据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在澳门办报宣传，以“去废疾”、“兴工艺”。
《广时务报公启》刊出后，汪康年友僚，很多贻书商榷，对报名提出异议，对梁启超“兼领澳报”也有不同看法，吴德潇《致汪康年书》说：
卓日内回申，喜甚，可不出洋否？主粤馆主笔，似可兼领，但须坐镇上海（原注：此条请卓公覆我以定见如何？不可作游移之辞，以慰远京），为公形影，似觉我道不孤，以卓之才兼领，数笔当可横扫。惟本馆乃中国馆祖，公与卓为祖馆之主，万不可降而他适耳。（原注：前乎本馆者，非真馆；后乎本馆者，虽能窃比，然已是孳生者矣。祖馆两字，无所可让，为祖馆者，岂可他就？出洋乃万不得已，然究以在申为妙。）公度既已出使，则樵亦可不行。卓如来归，吾道为之不孤，公可不劳安顿。
卓，卓如，梁启超。公度，黄遵宪，《时务报》创始人之一。樵，吴樵，吴德潇之子。吴德潇也是《时务报》创始人之一，主张梁启超“似可兼领”，但不可“降而他适”。
和汪康年在张之洞幕僚共事过的邹代钧，也写信给汪康年：
卓如在澳门大有阴谋，何穗田，虬髯之流亚也。可佩。澳门一隅，不独为秦人之桃源、管宁之辽东，并可为海外之扶余，不可失也。君等之有意于澳门，幸为我留一席，愿策杖从游也。海内人才有几？如卓如者，再加之出洋，成就岂可限哉！君为我夸卓如，渠既出洋，当以三条要之：一曰代购图书，一曰代购械器，一曰于每月寄上三首外，须将所得之学，所知之事，编为札记，寄贵馆印出发售。果如此，卓如不以其学私其身，而公之天下，则卓如，天下之卓如也，吾必美之曰：“有心哉！卓如也。”否则，吾必东向而曰：“卓如弗良心。卓如勿良心。”何如？
吴德潇之子吴樵也有《致汪康年书》：
《广时务报》办法极好。（原注：与《太晤士》相反也，能言《时务报》所不敢言也。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不知也。）惟有一层，极不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吾辈此时，拟在多訾其窟。将来澳报必有大振脑筋之语。我堂堂大国，于澳门只可瞠目而视，然《时务》必任其咎矣。卓如亦不宜兼衔。吾辈之意，只取事之能成耳！草蛇灰线，不必尽人知之矣。卓如日内如来，幸熟商之。函请康先生更报名，别出《公启》为妥。与其两败，勿宁慎于始。樵非畏祸也，策事之可久，不能不如此。
吴樵以为“不宜与《时务报》相连”，他担心“澳报必有大振脑筋之语”，清政府不能管辖澳门，“然《时务报》必任其咎矣”，以为梁启超也“不宜兼衔”，建议“更报名，别出《公启》”，以免“两败”。
由于澳门报纸主笔政的，大都是康有为弟子，汪康年友僚担心它有“大振脑筋之语”，汪康年也“畏祸”，对《广时务报》的名称提出异议，终于把报名改为《知新报》。《时务报》第十九册刊登《本报告白》云：
澳门知新报馆本拟正月十一日出版，因草创伊始，须斟酌尽善，故出报稍迟，约俟二月中旬，始克随同本馆分送，特为布知，以慰同志盼望。
这时，报已出版，改名《知新报》。
《知新报》第一册《本馆告白》云：
本报原拟名《广时务报》，盖以示推广上海《时务报》之意也。惟是报主维新，无取复沓，故更名《知新报》。其报价则原定如《时务报》，嗣因邮政开办，约计每份每年需邮费五角有奇，而本报全赖招股集资，不比《时务报》之叠有捐款，如仍前例，诚恐难以支持，今每份照《时务报》价目酌加五角。
公开宣称：原拟定名“《广时务报》”，因“报主维新，无取复沓”而改名。
三
《知新报》第一册载有吴恒炜所撰《缘起》和梁启超所撰《叙例》。《缘起》甚长，除详言报刊的重要性外，又言强学会设立后，“《时务报》重而振之”，此后湖南、湖北等地“斯风弥畅”。然而，“广厦万间，众檠非一木之任；畛途千里，致远非跬步宣劳。孤掌不能独鸣，只轮未能并发”。这是因为“群独之势殊，南北之情暌”之故。况且“铁路未周，邮政未便”，从而在澳门刊行《知新报》，“以继上海而应之”。
梁启超所撰《〈知新报〉叙例》则云：
东西各国之有报也，国家以之代宪令，官府以之代条诰，士夫以之代著述，商民以之代学业。郁郁乎，洋洋乎，宗风入于人心，附庸蔚为大国，何其盛也。齐州之大，神裔之繁，而华文之报，未及三十，致远恐泥，可观者希。自曩时间有翻译《西国近事》、《格致汇编》，惟彼二种，颇称美善，虽匪语于大备，乃有助于多识，数年以来，译印中止，志士惜焉。去年结集同志设馆海上，负山填海，绵薄滋惭，顾承达人，谬见许可，曾靡胫翼，已走陬澨，岂非恒饥之子不择馔而食，去国之客见似人而喜者耶？篇幅隘短，编志漏略，记事则西多而中少，译报则政详而艺略，久怀扩充，未之克任，濠镜海隅，通商最早，中西孔道，起点于斯，二三豪杰，继倡此举，公拟《略例》，属为弁词。盖闻伐木之义，每感怀于友声；横流之柱，或危凛于独木。洛钟见应，闻喜欲狂。若夫报章所阙，与国消息，义具前论，靡取缀疣。谨依来书，略标义例。
子舆好辩，孔图卒赖其功；贾生建策，孝景始感其言。言之若罪，闻者是兴。录论说第一。
大哉王言，如丝如纶。录上谕第二。
创钜痛深，知耻不殆，齐威不忘在莒，句践每怀会稽，海隅迭听，拭观新政。录近事第三。
周知四国，行人之才。知己知彼，兵家所贵，观螳蝉之机心，识棒喝之妙用。译录西国政事报第四。
生众食寡，是曰大道，智作巧述，不耻相师。译录西国农学、矿政、商务、工艺、格致等报第五。
《知新报》初刊时，列“论说”、“上谕”、“近事”、“译录西国政事报”、“译录西国农学、矿政、商务、工艺、格致等报”诸栏，此后又有增改。
《知新报》由梁启超参加筹议，主要撰述又以康门弟子居多，康有为的幼弟康广仁还担任总理，因而在“论说”一栏中，以康氏弟子的文章居多。
梁启超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曾亲自来澳参加筹划办报，他虽然没有兼主“澳报”，拟定澳门“《广时务报》”的报名也在汪康年等的干涉下改为《知新报》，但梁启超仍为《知新报》撰文，《〈知新报〉叙例》就是他所写。他还拟定“论说”、“上谕”、“近事”、“译录西国政事报”、“译录西国农学、矿政、商务、工艺、格致等报”诸栏。他在戊戌变法前为《知新报》发表有署名的论文、函札有如下列：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知新报》的撰述，大都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如徐勤、韩文举、欧榘甲、麦孟华、王觉任等，他们都称引师说，发挥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梁启超也是如此，如在《〈说群〉序》中说：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足达。
《〈新学伪经考〉序》说：
南海先生演孔子之书四，而《伪经考》先出世焉。问者曰：“以先生之大道，而犹然与近世考据家争一日之短长，非所敢闻也。”梁启超曰：“不然。孔子之道堙昧久矣。孔子神圣与天地参，制作为百王法，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自荀卿受仲弓南面之学，舍大同而言小康，舍微言而言大义，传之李斯，行教于秦，于是孔子之教一变，秦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君王矣。刘歆婿莽，赝为古文，摭渎乱之野文，雠口说之精义，指《春秋》为记事之史，目大《易》为卜筮之书，于是孔子之教又一变。东汉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史官矣。唐宋以降，鉴兹破碎束阁六经，专宗《论语》，言理则剿贩佛老以为说，言学则束身自好以为能，经世之志忽焉。大道之失益远，于是孔子之教又一变。宋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迂儒矣。”
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时，协助康有为编校《新学伪经考》，说明它非与考据家争短长，而是发明《春秋》三世之义。当刘古愚看到梁启超文章“奖饰”时，申明自己“闻之南海之言”，并将“南海先生《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四上书记》各呈上数本”，指出“此皆先生嚆矢之书”梁启超：《复刘古愚山长书》，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2页。
由于《知新报》在海外发行，每能登载内地报刊不敢登或没有登的文章和报道，如《保国会演说辞》，仅见天津《国闻报》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十一日（1898年5月29、30日）刊登康有为的演说，《知新报》则不但将康氏演说录出，还将梁启超的演说先登，注明“闰三月初一日第二次集说，新会梁启超拟稿”。中谓：
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呜呼！启超观于京师之士大夫，而窃有感于斯言也……然则我士我大夫之所以自放于无用之地，以求为消遣岁月之谋，甘为游民，甘蹈高丽之覆辙而不悟者，殆皆以无学会之故。梁启超：《保国会演说辞》，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27～29页。
词句沉痛，危言耸听。他代拟的《请变通科举折》也载于《知新报》。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创办〈时务报〉源委》也载于《知新报》第六十六册。此文详述《时务报》创始源委，说明它与强学会的关系，以及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和器物等作为“《时务报》最初之起点”。指出参与《时务报》创议的有黄遵宪、邹凌瀚、吴德潇、汪康年、梁启超五人，经与当时函札、报刊对照，梁启超的记载是可信的。指出汪、梁之争源委，以及汪康年在张之洞指使下，控制《时务报》言论，“诬康先生之言，亦种种色色，怪怪奇奇”也是有根据的。这篇文章，不仅是研究《时务报》汪、梁之争的绝好材料，并且是研究中国报学史不可或缺的素材。可惜《饮冰室合集》没有把它收录，我想，重编《梁启超全集》，此篇是必不可少的政论文章。
四
政变发生，康、梁流亡日本，鼓吹“勤王求救”，梁启超另创《清议报》，与《知新报》时相联系，有些国内新闻，每由《知新报》提供，有的文篇，虽非转录，但内容如出一辙。今举一例：《知新报》第七十五册“亚洲近事”栏载《清国殉难六士传》，说是译自11月27日日本《东京报》。11月27日，距“六君子”遇难仅两月，《知新报》于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译载，也才三月。查“六君子”之有传，多推梁启超《殉难六烈士传》。梁启超此传始载《清议报》，《清议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戊戌政变记》自创刊号起，连载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第十号止，《殉难六君子传》为《戊戌政变记》中一篇，刊载期号如下：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清议报》仅刊《戊戌政变记》中的《政变前纪》、《殉难六君子传》、《光绪圣德记》数章，全书未刊完即行汇印，而《戊戌政变记》之正式刊布，则为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日本横滨清议报馆排印本，是《清国殉难六君子传》较梁氏撰传为早。
《清国殉难六君子传》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载有谭嗣同《狱中绝命书》，其一遗梁启超曰：
八月六日之祸，天地反覆，呜呼痛哉！我皇上之命，悬于太后、贼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事毕矣。天下之大，臣民之众，宁无一二忠臣义士伤心君父，痛念神州，出而为平、勃、敬业之义举者乎？果尔，则中国人心真已死尽。强邻之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啮指血书，以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翦除国贼，保全我圣上。嗣同生不能报国，死亦当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一助。卓如如未死，请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负圣上也。
受衣带诏者六人，其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者，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南海先生。谭嗣同绝笔。
但是，王照谓此《绝命书》为伪造，他在《复汪翔云兼谢丁文江书》，对梁氏“立即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大放厥词，实多巧为附会”。下注曰：“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与隔一纸槅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然佯为睡熟，不管他。”查《清议报》创于戊戌十一月十一日，而《绝命书》刊于10月14日，斯时《清议报》尚未创刊，此后《清议报》也未载《绝命书》。据王照所言，作伪而由三人合谋，合谋而不顾槅扇之耳闻，耳闻而“保密”垂三十年之久，亦事理之难解者。
又《绝命书》中“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同兴义愤，翦除国贼”，与谭嗣同思想行谊相合。《清国殉难六君子传》发刊，早于梁启超《谭嗣同传》，所载六君子遇难特详，如言杨锐之卧榻被逮、刘光第之熟于狱例、杨深秀之“卓厉而死”。即记谭嗣同之策召袁世凯，亦尚得体要。政变不久，日本深山虎太郎《与康有为书》云：
一旦事败，辄奔出国境，以为自全计。不复问君安危，视诸拜住殉难正学死节，宁无惭色耶？为足下回护者，谓谭、杨诸子为其易，而足下为其难，引复生决别书为据。
言“决别书”，言“为易”、“为难”，既与《遗书》相泐。为康有为“回护”者，且援《绝命书》以为言，则知者绝非一人。深山函据康有为而辨诘《绝命书》，是康有为也未遑言《绝命书》之真伪。又康有为《奉诏求救文》末附《绝命书》，此件见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外交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光绪二四年政变光绪帝及西后崩御、袁世凯免官》，是康有为也知道《绝命书》。
又见唐才质《戊戌闻见录》云：
复生身陷囹圄，其始二仆尚得近。后防范密，知不免，故题诗于壁以寄志，而无一字贻亲知，盖搜查甚严，无由寄还，且恐亲知受株连也。后报载其血书二，予读之，疑不类，询之伯兄，盖出卓如手，欲藉以图勤王，诛奸贼耳。（抄件）
“询之伯兄”，即闻诸唐才常，但唐才常《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曾借洞冥子言曰：“子不见谭嗣同之慷慨就死，怡然涣然乎？彼谓自吾死后而中国始有变法之机会也……前仆继兴，先难后易，死机既烈，生气渐萌。”则唐才常也援《绝命书》而言。至谓“后防范密”，“无一字贻亲知”，而谭嗣同《致胡理臣罗升》二件，有原件摄片，系由狱中传出者。又，杨深秀狱中诗晚至八月十三日，也见传出。那么，《绝命书》还难定为赝品。
或者说，《绝命书》既然写给康、梁，康、梁为何不提起？梁启超《谭嗣同传》载《狱中题壁诗》，为何不载《绝命书》？查八月初六日，政变作，前一日，康有为离京，梁启超则于八月初七日乘日本大岛轮而东，谭嗣同就逮则在八月初九日，那么，《绝命书》如写，已在康、梁离京之后，自然不会很快落入康、梁之手。
然而，《清国殉难六士传》（下简称《六士传》），梁启超是应该知道的。如上所述，它发刊在《清议报》之前，刊于东京，而梁启超当时在横滨，东京、横滨，近在咫尺，应有所闻。且《知新报》载《六士传》后两期（第七十七册），载《横滨〈清议报〉叙例》，可知《知新报》和《清议报》是有联系的。梁启超也不会不看到两册前的《知新报》。而且，《六士传》有的和梁启超所撰暗合。如《林旭传》、《六士传》文字与梁启超所撰文字有相同者，《六士传》云：
弱冠负意气，英才特达，文章过人，乡试冠其曹。以举人援内阁中书。少闻康有为之学慕之，应春官至京，谒康，与论政教皆合，大为心折，遂受业焉。
梁启超《林旭传》则云：
负意气，天才特达……冠岁乡试冠全省……既而官内阁中书。盖闻南海之学慕之，谒南海，闻所论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业焉。
文字相近，非出自一源，即互有因袭，梁启超是应该知悉或看到《六士传》的。
那么，《绝命书》赖《六士传》而传，《知新报》译载此文，有其意义。即使《绝命书》引起怀疑，但由此考释谭嗣同当时的思想，还是有用的。
《六士传》也有与梁启超所撰绝不相同的，如记杨锐，不说他与张之洞的关系，而鳃鳃言其与朱一新善；记康广仁，又说他与梁鼎芬善。《六士传》记事也有舛漏，如不明杨锐、刘光第里籍；如林旭殁年二十四，误作二十二。林妻误作“文萧”，卒年亦误。其他时日也有误记的，如谭嗣同等“参与新政”的“上谕”为七月二十日，《六士传》误作十一日。
尽管如此，《六士传》是最早发表的“六士传”之一，记载六君子被逮情形颇为详细，它还辑有引人注意的谭嗣同遗札，自有其重要史料价值。
由上可知，《知新报》不但对变法的实施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过促进作用，并且保存维新运动的史料；不但对维新时期的活动作报道，并且对政变发生表示“惋惜”。它还刊载了不少华南、港澳地区的动态，以及康、梁流亡海外酝酿“勤王”的素材，它是一份很可宝贵的历史文献。政变前专程赴澳筹组《知新报》、政变后又随时关注并与他在日本发行的《清议报》相呼应的梁启超，也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