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嘉衡说，每个飞行员飞越驼峰航线的时候，都做好了牺牲的打算，都抱着不再返回的念头。当时，每个美国飞行员登上飞机时，背上都会有一个布条，布条上写着：“来华参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如果美国飞行员在战斗中或者在执行任务中，飞机迫降，迫降地的中国人一看到这个布条，就知道这是帮助中国人打日本的美国人。
滇西的部分百姓，当年还参与了救治美国飞行员。飞虎队和驼峰航线的飞机一旦被日军炮火击中，地面上的中国百姓就和日军展开赛跑。中国百姓因为熟悉地形路径，总会赶在日军的前面，将飞行员藏匿在山洞里。日军找不到飞行员，就将附近的老百姓抓起来，进行审讯，逼迫老百姓交出飞行员。但是，这些中国百姓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会说出飞行员的藏匿地点。几十年后，当年的部分美国飞行员故地重游，提起当年的往事，都会感慨唏嘘，泪如雨下。
当年的空战和驼峰航线的运输实在太残酷、太艰险了。彭嘉衡从航空学校毕业到报到的短短一个月里，就有好几位同学牺牲或者失踪。而失踪，很多时候则意味着死亡。
当年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的很多飞行员，都会回忆起这样一架飞机，那架飞机迫降在云南省泸水县片马丫口，机身完整。片马丫口地处高黎贡山山脉大峡谷。这道丫口后来被驼峰航线的队员们称为“福克斯丫口”。因为驾驶这架飞机的美国人叫福克斯，同机的还有两名中国人谭宣、王国梁。天气晴朗的时候，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行员们能够看到阳光照耀在这架迫降飞机的机翼上，亮光闪闪。这架飞机和他们看到的很多飞机不一样，因为驼峰航线太过艰险，飞机在飞越喜马拉雅山时，由于强风和冰雪常常突如其来地出现，导致飞机来到这些山谷间时常常出事，很多时候，装载着抗战物资的飞机就会与山峰相撞，掉落山涧，一层又一层飞机的残骸覆盖在山谷上，让山谷变成了一条铝片的河流。但是这架飞机不一样，它很完整，很完好，它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就像躺在机场一样安详。然而，飞行员呢？飞行员在哪里？
很多驼峰航线上的飞行员飞越这道山坡时，都会留意鸟瞰，机翼下是否有求救信号，是不是有飞行员在向他们求救。可惜的是，一直到抗战结束，一直到驼峰航线取消，那架飞机的飞行员都不知踪影。
他们去了哪里？他们是否还活着？
抗战胜利后，福克斯的好友汉克斯，也是驼峰航线上的一名美国飞行员，他查阅了日军的档案资料，发现没有福克斯被俘的记录，便组织了一支队伍走进高黎贡山，寻找自己的好友福克斯。可是，因为气候、路况、疾病等原因，这支小分队怅然而归，汉克斯也不得不抱憾回国。
半个世纪后的1996年，高黎贡山的一名猎人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了这架迫降在山坡上的飞机，汉克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飞到中国，决心再次寻找自己的战友。
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小分队，再次走上了寻觅之路。他们穿越密林，跋山涉水，攀缘冰川，终于找到了这架当年迫降的飞机。几十年的风吹日晒雨淋，机身的铝片已经变得又薄又脆，用手一扳，就会掉下来。机舱里福克斯和两名中国飞行员的生活用品都完好无缺，鞋子、牙膏、牙刷、胡刀都完好无损，只是不见了那三名飞行员。
他们去了哪里？他们现在在哪里？
即使在今天，这里还是荒无人烟，而半个世纪前，更是虎狼出没，飞机迫降在这里，就几乎意味着死亡。
福克斯和谭宣、王国梁，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可能和所有牺牲失踪的中美飞行员一样，他们被掩埋在厚厚的冰层里，永远永远也不会被人发现；或者他们遭遇了虎豹豺狼，永远永远地消失了，连一丝踪迹也不会再有。
彭嘉衡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正在值班室等待飞行，突然看到天空中摇摇晃晃地飞来了一架轰炸机，轰炸机已冒烟起火，地勤人员跑上去，紧急灭火。飞行员被夹在舱门口，全身血迹，无法拽出。火焰吞噬着他的身体，他大声叫喊着，所有人都无能为力，只好在一边看着独自挣扎的他，这时一名美国军官走过来，他拔枪打死了这名飞行员。飞行员的头无力地垂下去，军官转过身来，彭嘉衡看到他满脸泪水。
彭嘉衡说，当年的每次战斗都很惨烈，每次飞行的时候，大家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我每次上飞机的时候，就没有想能活着回来。”
尽管驼峰航线在昼夜运营，但是仍然不能满足中国战场的需要。
根据中国抗战需要和美国援华计划，美国最低限度每月向中国运输3500吨军械，而中印之间的空运当时每月只能运输500吨。因为滇缅公路被切断，美国不得已将给中国的十万吨机械，大部分收回了。
当年，中国战场上，枪支弹药，尤其是重型武器，非常短缺。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驻扎在岳麓山上的炮兵对着包围圈中的日军猛烈轰击，日军拼死突围；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突然炮弹告罄。卢庆贻所在的第10军坚守衡阳的时候，所有文职人员都不配枪支，枪支全部支援第一线。骆首瞻所在的桂军坚守桂林的时候，很多士兵还手持老套筒，因为武器简陋，桂军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有一个连队退出阵地的时候，仅剩一人。
1942年8月，蛰伏印度蓝姆伽的史迪威，向罗斯福提出了反攻缅甸的计划。鉴于驼峰航线无法满足中国战场的需要，又代价惨重，美国政府批准了史迪威的反攻计划，重新恢复缅甸公路。
后来，史迪威身边的人回忆说，当史迪威听说他的反攻计划通过了时，高兴得又蹦又跳，嘴里唱着：“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史迪威与中国驻印军
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在印度受训的新38师和新22师抱有极大的信心，他曾经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说过：只要能够提供优良的装备，中国军队就是最好的军队。
在印度蓝姆伽和中印缅边境略多森林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由新38师和新22师组成的中国驻印军一直在训练。新38师老兵吴作勇说，所有人都知道打通了滇缅公路就可以回家。而要打通滇缅公路，就必须把日本人赶走，所以战友们训练都异常刻苦。
史迪威先后从美国调来了300多名军官，本来这些美国军官是拟任中国驻印军营长以上的军官，但是遭到了中国官兵的一致反对。后来，这些美国人担任联络官，派往各部。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权利，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的兵力，而不需要请示中国部队长官。
截至中国远征军反攻前夕，蓝姆伽营地一共训练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这支部队后来在反攻缅甸和滇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受训的军官中，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除了新38师和新22师退入了印度，远征军的大部分主力退入了滇西。一年后，中国远征军重建，印度的蓝姆伽就成为了军官训练基地，当初参加了第一次入缅作战的中高级军官都参加了培训，而国内战场上，绝大多数的高级军官也都来到了蓝姆伽整训。
所有的训练，尤其是对于士兵的训练，都有一种美国式的很野的特点。士兵们开着摩托车在崎岖山路上风驰电掣，端着机枪点射，手持冲锋枪一口气打完所有的子弹……这种训练方式让人们大开眼界。
在所有的训练中，中国军队弹药充足，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据老兵讲，因为天天机枪扫射，炮弹轰鸣，蓝姆伽的母鸡都吓得不会下蛋了。
蓝姆伽，是抗战后期的黄埔军校。
陆军总长何应钦也来到了蓝姆伽。
在一次演习中，何应钦亲眼看到了中国驻印军的作战素质，他们和国内战场上的士兵有着天壤之别。
那次演习中，何应钦蹲在一名叫作王敬的士兵后面观看，王敬手中的机枪响了，每颗子弹都命中了前方土坡上的目标。士兵们向前方冲锋，距离目标仅有十米，担任掩护的王敬端着机枪，子弹贴着战士们的头皮飞过。何应钦吓坏了，要求王敬立即停止射击。但是王敬手中的机枪还在欢叫着。直到战士们扔出的手榴弹在射击目标处炸响，王敬手中的机枪才戛然而止，他转过身来，向何应钦举手行礼。何应钦拉着他的手，连声说很好很好。他没有想到，中国驻印军的作战素质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
1943年3月，中国驻印军改编为新一军。
新一军直接归属史迪威指挥，史迪威是中国远征军的总指挥。罗卓英调回国内后，郑洞国担任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先后参加过古北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昆仑关血战。新一军下辖三个师，新38师师长孙立人，还兼任新一军副军长；新22师师长廖耀湘；新30师师长胡素，新30师是在印度新成立的一个师。
新38师和新22师当初撤入印度的时候，还不到一万人，而现在新一军成立时，人数多达三万余人。其中有两万人是从中国空运到印度，扩充新一军的。
史迪威将军与38师师长孙立人和22师师长廖耀湘
吴作勇当年就是一名从国内补充进来的新兵。他出生在广州。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的时候，吴作勇才16岁，他跟着广州难民逃难到了贵州贵阳。四年后，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厉兵秣马，艰苦磨砺，准备反攻缅甸，因为当时中国驻印军仅有万人，力量不足，就从西南大后方征兵。吴作勇看到征兵榜文后，就踊跃报名。而报名后，还要考试。
吴作勇记得当年参加考试的时候，人群密密麻麻，足有上万人，而中国驻印军仅在贵阳录取了200人。这200人以后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学生军。
200名被录取的学生军在贵阳集结完毕，就乘着道奇卡车从贵阳来到了云南沾益机场。沾益机场，就是史富余绘制图纸和参与设计的飞机场，中国驻印军补充的两万人马，都是从这里乘着飞机飞往印度汀江的。
这是吴作勇第一次坐飞机，当时的情景多年后他还记忆犹新。
上飞机前，每个人都要先洗澡，洗澡水里放着消毒药水。洗澡完毕后，每人还要打预防针，领取一个帆布袋，帆布袋里有生活用品如衣裤、鞋袜等，还有一种叫奎宁的药物。所有人换上新的美式服装后才准登上飞机。
飞机在飞越日军占领区上空的时候，窗外绽放出一朵朵形同礼花的花朵。然而，这不是礼花，这是日军高射炮在高空中爆炸的炮弹。
一路有惊无险，吴作勇来到了印度汀江机场。
刚下飞机，所有人员整队又抛弃所有衣物，又入浴洗澡。洗完后每人又领取一大袋衣裤鞋袜，还有防蚊油一瓶，奎宁一粒。
学生军又从汀江机场坐卡车到了蓝姆伽。在蓝姆伽，他们领到了英军的卡其布军装和皮鞋。这就是当时让很多中国军人羡慕的装束。
吴作勇走的是驼峰航线。
所有来到蓝姆伽的人，都必须走驼峰航线。这是当时中印两国之间唯一的一条航线。
又过了几个月，曹卓焜也来到了沾益机场。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曹卓焜亲耳听见了惠通桥被炸毁的惊天动地的声音，他一路逶迤来到昆明，在一家运输公司里做文员。中国远征军在国内征兵时，吴作勇在贵阳看到了征兵告示，曹卓焜在昆明也看到了同样内容的征兵告示。吴作勇考上了，曹卓焜也考上了。他们在飞往印度的途中，都遭受到了日军的炮击，都有惊无险。吴作勇来到了蓝姆伽，曹卓焜也来到了蓝姆伽。吴作勇被分在新38师做谍报队员，曹卓焜被分在新22师做谍报队员。
谍报队的任务是，负责全师的警戒、搜索、侦察、情报、迂回等，他们的武器是人手一把手枪、一把冲锋枪、四颗手雷。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多至四人，少则一人。
与吴作勇和曹卓焜比起来，潘仲岳的驼峰航线之途更为惊险。
曹卓焜离开沾益机场几个月后，潘仲岳也来到了这里。当时，潘仲岳这批人分乘三架飞机，他坐在第三架里。坐进机舱后，飞机迟迟没有起飞，正在潘仲岳深感疑惑的时候，机舱门打开了，一名美国飞行员打着手势说，这架飞机多坐了六个人，自然第一架和第二架飞机便少坐了六个人，他要求坐在门口的六个人分坐在第一架和第二架里。这样，潘仲岳就和另外五个人离开了第三架飞机。
三架运载着中国军人的飞机起飞了。一路上，潘仲岳照样看到了窗外的“礼花”。
潘仲岳乘坐的第一架飞机在印度汀江机场降落后，第二架飞机随后也降落了，可是他们等了很久也没有见到第三架飞机。天黑后，才听说第三架飞机中途被日军的炮火击中了，飞机上的百名士兵还没有参加反攻缅甸的战斗，就殒身在异国的丛林上空。
崭新的军人生活开始了。吴作勇被分配在新38师，曹卓焜被分在新22师，潘仲岳被分配在第50师。新38师师长是孙立人，新22师师长是廖耀湘，50师师长是潘裕昆，潘裕昆是将星闪烁的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他参加过淞沪会战，在“血肉磨坊”罗店之役中受伤。后来，潘裕昆成为继孙立人之后的新一军第二任军长。
曹卓焜来到印度的时候，中国驻印军还只有一个军，名叫新一军，下辖两个师：新38师、新22师。潘仲岳来到印度的时候，中国驻印军已经有了五个师：新38师、新22师、14师、30师、50师。师编号前带有“新”字的，为第一次入缅战役战败后退入印度的部队；师编号前没有带“新”字的，为从国内空运到印度，参加缅甸反攻作战的部队。后来，新38师与30师编为新一军，其余三个师编为新六军。缅甸战役结束后，新六军奉调回国参加雪峰山战役。而50师在新六军回国前，又编入了新一军战斗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