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淮南和平解放，随即成立淮南矿区，直属江淮解放区。次年9月，成立淮南市，归属皖北行署管辖。1952年4月，淮南市改制为安徽省省辖市。
新中国时期，淮南煤矿建设发展迅速。除了原有的九龙岗、大通矿继续生产外，扩建了新庄孜矿（原八公山矿），兴建了谢一、谢二、谢三、李一、李二、李嘴孜、毕家岗、孔集等八对矿井，到20世纪60年代淮南煤矿年产量达到1615万吨，跻身全国五大煤矿之一。
80年代初，国家在淮南成立两淮煤炭建设总指挥部，按照“强化开采，有水快流”的方针，扩大建设规模，投资开发潘一、潘二、潘三、谢桥等大型矿井。相应地，淮南城市规格在提高。198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较大的市”，享有拟订地方性法规草案权限和行政立法权；1985年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这样，淮南市与大连、青岛、西安、无锡、武汉等城市在当时处于同等规格建制。
轰轰烈烈的煤矿建设，使淮南由乡村变为城市。50年代苏联援建项目工程，60年代大通煤矿万人坑阶级教育典型，70年代工业学大庆红旗标兵，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淮南人享尽了荣耀。男人们到淮南当矿工，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姑娘们盼望着： 吃白面，住公房，嫁人就嫁矿工郎。但在这些荣耀背后，淮南人却陷于困顿而不觉，或觉悟而不愿承认。
下地要比上天难！
淮南煤田埋藏在地下200—800米，地质条件复杂。打井开采，一个煤矿至少同时打两个或三个矿井到地下相互沟通，解决照明、通风、排水、支护等重大问题后，才能采掘出煤。而在淮南地区每打开一个矿井，都必须穿越表土层、流沙层、花岗岩老石板层，才能到达含煤层。仅仅是这其中的流沙层，它是淤泥状石英质的地下流沙河，穿透力极强，采用低温冷冻的方法开凿建井，钢筋混凝土的井壁仍然可能被它穿通，小到矿井渗水，大到井筒报废，损失动辄数以千万元或亿元计。
在平均深度400—500米的煤田井下作业，从地面井口落下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硬物，砸在身上，都有可能造成残疾或伤亡。随着矿井的不断开采，井巷布置纵横交错，带来瓦斯、渗水、漏顶、塌方等日渐严重的问题。从地面指挥，到井下操作，稍有疏忽大意，就会遭遇险情。地面底下，难以急救，一次死亡几人几十人，甚至近百人都在所难免。
所以，淮南矿工中一辈子下井而没有任何身体损伤，那被视作莫大的福分；三代人下井而没有工伤死亡的，那是八辈子老祖宗积下的阴德。
有老年的区队长带队值班，夜深人静时电话铃响，会头皮发麻，汗毛直立，就怕井下出了事故。下班时间，下井工人到了预计回家的钟点不见人，家里的亲人心里就不踏实，听不到消息那就要着急。矿工中也有离婚的，一般来说丈夫是井下工人，那么夫妻分手基本都会和和气气的，至少妻子不会口出恶言。人生一世，能活着在世间，毕竟是最好的事呀！
面对如此的形势，地下采煤就是一场人与自然的较量。这样的战争在淮南的矿井下时刻进行着！
为了组织这场战争，为了打赢这场战争，煤矿生产采用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管理。森严的组织纪律，要求个人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将一个班组、一个区队、一个煤矿统一成一个意志，团结成一个拳头，按照一个步伐去行动。这确实是客观生产环境下的一种必然措施，也是一种极其有效的管理方式。但就在这种必然有效性之间，却又同样是必然地滋长了管理者的长官意志和被管理者的奴性意识。长此以往，煤矿企业从井下到地面，从生产到生活，从经营到分配，到处都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人人都接受了顽固的等级观念。这便严重地束缚了煤矿生产力的发展。
因为在生产力的一切要素中，人是其中最活跃的部分。现在观念、体制、纪律、行动都将人重重地限定起来，捆绑起来，人便失去了他应有的活力，劳动的创造性和精神的想象力都变得萎缩起来。这样，煤矿企业的生产力水准，其起点往往就是其终点。并且，在煤炭开采方式上科学技术应用得较少，感觉经验的排场就越大，而长官意志也便越强。
客观上煤矿企业这种难以化解的生产与发展的矛盾悖论，主观上各种名誉和宣传不断遮掩加固了经的存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封杀了人们对个中矛盾悖论的觉察和认识。淮南煤矿在一片好的感觉中，日渐衰败着。
到80年代中期，两淮煤炭建设总指挥部撤销了，国家煤炭建设投资重点转移了。淮南煤矿老矿井相继老化、报废，而新矿井建设“投资无底洞，工程马拉松”。煤炭企业效益低下，亏损严重，对职工欠账过多。加之多年来，走煤炭生产单一化道路，抛荒性开采，井下煤挖完了，地表塌陷了，没有其他产业补偿填充，老矿区憔悴羸弱，满目疮痍，转产艰难，新生无望。五六十年代搭建的砖瓦平屋式工房，住了两三代人，拥挤地生长出奇形怪状、五花八门的耳房、门旁和顶房。寄身宿卧之所，矿工私人营制，公共用水和厕所就无人过问了。限于卫生环境和条件，大面积的传染性疾病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时常逡巡在这种老矿区住宅周围。
煤，曾经给淮南人带来了太多的荣誉，今天给淮南的发展又设置了太多的艰难。
淮南两百余万人口中，煤矿人口占一半左右。尽管淮南现在已经逐渐发展起了电力、化工、机械、电子、纺织、造纸、建材、陶瓷等产业，但煤炭行业的地位和影响依然是举足轻重的。
这种影响的关键在于，几十年来公有制在淮南煤炭行业的成败浮沉、矛盾困顿，通过人的性格心理，制约着几乎所有淮南工业企业发展的体制、观念和命运。
煤炭是工业的食粮。淮南人习惯以“煤老大”自居，豪爽、大度、粗野。豪爽，要讲体面。马路修得宽宽的，大楼建得高高的，轿车买得亮亮的。老实讲这种眼界高也很令人钦佩，很有好处，但毕竟那点金钱都贴到脸面上去了，如果要考虑到产品的开发营销，企业的规划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那么不能不说这是做派性建设。大度，是不在乎。煤从地下挖上来，虽然辛劳，要付出代价，但与商业性消费城市的经济积累相比，是要显得简捷大方得多了。地下资源，储量丰富，至少几代人是可以取之不尽的，那就取之也易，去之也轻，挥霍浪费成性。粗野，是有依恃。能源工业，公有制体制，计划经济，这就占够了不平等竞争中的优势因素。我很粗，但是我很强；我很黑，但是我很亮。你少不了我的强和亮，就得搭配承认我的粗和黑。只要煤炭有产量，煤矿就是这个粗野的样子，憨厚朴实，无须文化知识的用场。
煤炭是一种非再生资源。淮南人脑子里一直做着煤炭的梦，手上却粘住了煤炭这个扔不掉的烫手山芋。
以行政权威和物质利益原则凝固着的观念体制，在发挥出它的最大效能后，排泄着粗放经营、专制管理、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的恶臭乌稀。故步自封，继之以跟风从众，再加上沽名钓誉者流的操持炒作，淮南企业在市场经济潮流中，真是“其兴也勃兮，其灭也忽兮”（黄炎培语）。有识之士感慨万分地说，这些年的穷折腾，改个名字，换块牌子，玩的还是那几个熊孩子。
淮南不沿海，不靠边，不临境，一切资源中唯有人的资源才是最可靠的，只有人尽其才，才能物尽其力。煤矿工人曾经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淮南人还保存着中国工人阶级的那些优良品质。近年来从全国各地汇集到淮南的淮南人，他们大都是高校毕业生和转业军人，怀瑾握玉，势将有为。90年代以来，最优秀的淮南人已经在新集矿区走淮南人自己的路，重写着淮南煤矿的历史！
沿着新集的方向，淮南人路正长。
五、 酒
淮南人浸染于酒，源自于煤矿。
战争让女人走开，煤矿也得让女人走开。下井的煤矿工人心里最想的东西，是太阳和女人。
想女人，是男人的本能，是对生命延续的渴望。越是感觉到自身生命不甚牢固，便越能激发起对女人的渴望。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真正的煤矿下井工人至今还是网开一面的。想太阳，是在几百米深的煤矿井下工作，白天上班，下井见不到太阳；夜晚上班，白天要躲在房屋里休息。经年累月，地下阴潮，人不见阳光，就缺钙没劲，就寒气袭骨，风湿瘫痪。在阳光浴和休假旅游尚不知为何物的地方，酒就成了太阳的替补。
喝酒驱寒，吃肉长劲，这是淮南矿工井下高强度体力劳动后的精神支撑和物质支撑。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食物资源最紧张的时候，淮南煤矿老大哥依然得到了白酒、大肉和米面的保障供应。从开矿到今天，只要工人下井，不论是国家计划供应也好，还是私人市场购买也好，肉一定要吃，酒一定要喝，并且越是烈性的酒越好，也越是要喝烈性的酒！
烈酒穿肠，血热胆壮，虽不能上天揽月，却敢于下地采煤。生死置之度外，方能深入虎穴，捧出乌金。五尺男儿，血肉之躯，那么复杂的地下作业环境，时刻冒着生命的危险，怎么能说不知道呢？有工友伙伴伤亡在身旁，幸存者的心理是远远地出于感伤之外的。如果说政治上的荣耀和思想上的宣传在安定着人心，那么，至少这其中要搅拌着酒劲。是血汗和烈酒，共同凝结成了井下淮南人的荣光。还有生计上的难言之隐，也只有借酒才得以暂时的释怀。早年矿工娶妻多是附近农家妇女，煤矿就业门路少，丈夫井下工资比较高，妻子往往就被养在家里，生儿育女，侍候丈夫。但逐渐地吃饭人口多，煤矿效益差，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就业压力大，生活水准在下降，人生忧愁在累积。不是一家这个样，整个矿区大面积地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愁无路，口难开，酒作舟，姑且放浪到忘却的海。
酒是一种忘愁水。它由稻谷、高粱、水果等含淀粉或糖的物质经发酵酿制而成，其主要成分为酒精，学名乙醇。此物无色，有味，可燃，是制造合成橡胶、塑料、染料等的主要原料，化学工业上常用作溶剂，具有杀菌、消毒、防腐之功效。这是工业酒精。饮用酒所含酒精，能生热、活血、麻醉神经。微醺能补阳滋阴，仗义壮胆，做平常不想做的事，说平常不想说的话。酩酊状态，则心里清楚，感觉全无，四肢五官不受心灵支配，心灵被搁浅在沙滩上，变成一个众叛亲离的光杆司令，人就会把自己放到一个最最卑微低贱的角落里重新衡估自己。借此，人得以从一切社会责任、道德良心、荣辱浮沉、喜悦烦恼中解脱出来，站在那里是一根木桩，躺在那里是摊烂泥，趴在那里是一头孬熊。
通常是精神压力最大的人和心灵世界最苦的人，最容易贪杯醉酒。
汉代人称酒为“天之美禄”，以为是上天给人类的恩赐。这大概是因为自战国到汉初，横征暴杀，伴以狂饮乱醉，人们深切领略到这酒的奇妙功用，并进而推求它的起源。佚书《世本》说：“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又说：“杜康造酒，少康作秫酒。”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分辨是仪狄还是杜康造酒，最后取了一个折中的说法，以为“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秫酒”。陶渊明《集述酒诗序》干脆调和地认定，“仪狄造酒，杜康润色之”。其实，现代考古学发现，早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即有高足杯、觚形杯、觚等礼仪性饮酒器具，表明酒文化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用秫酒，使粮食的糖化和酒化同步进行，让欧美同行大为惊叹，拟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相提并论，列为中国人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五大发明”。
距离淝水之战大约一百年前，西晋武帝司马炎的父亲大人司马昭替儿子向一代名士阮籍家求婚。阮籍根本不同意这门亲事，又不便于直接回绝，怎么办？结果是一醉六十余日，硬把这件棘手的事给阴吞了下去。这个阮籍一生俱用血泪写成，《晋书·阮籍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种酣饮带有血泪之痛，与一般名士之风已经有了不同。《世说新语》记王孝伯言：“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名士饮酒在微醺，阮籍饮酒在酩酊。淮南人饮酒也正有这酩酊与微醺之别。
大体上说，当初淮南矿工饮酒是微醺，待到饮酒之风从煤矿流向全社会，则矿工酩酊，而微醺之境已让渡给政界人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