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班的学习内容比较多，每星期有三天是上下午都上课，两天下午是讨论，周六下午文体活动。对学习我很认真，不想耽误一节课。对治病我又很执着，不愿意失去这一天赐良机。讨论时间请下半时的假，全天上课就利用中午或晚上时间去泡温泉，然后再做半个小时的紫外线光疗。我谢绝了同班伙伴们的多次盛情邀请，太白山下的秀丽风景田园风光我没能去欣赏，各种文体活动一概拒绝参加。半个月时间一个疗程做完，培训班结束，我学习不少知识，又过一把泡澡瘾，可谓学、浴双收。回部队以后，让我非常感念的也就是这次泡温泉做光疗，使我的病再没有复发过。事后遇到患风湿病的熟人谈及此病时，往往认为风湿病是不治之症，没有治愈的信心，我从自己的经历给出的答案是：你没有找到治病的地方，或没有找到治病的疗法。
若干年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条件的改善，社会上逐步凸显出“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不少人埋怨政府，仇恨医院，而我始终认为，造成这一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除国家医保制度不够完善、医疗资源配置不够科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患者不理性的医疗消费心理形成的盲目追求大医院、追求知名专家、做高科技的影像检查以及进行没有多大必要的前卫性尖端性治疗。因为从我这次治病的过程和我以往的治病经历以及我姐姐的不治之症的根治效果，我总认为有病是痛苦的、不幸的，但治病必须是理性的、冷静的。
我小时候曾长期受到肚脐浸血的折磨。听母亲介绍，我出生时，家人对我特别宠爱，我奶奶、姑姑、姐姐多人爱抚，从来没让我哭过，至少没有因无人照看而长时间哭泣过。有一次因母亲和姐姐出去干活，双目失明的奶奶没有照管好我，致长时间哭闹，加之我小时候比较肥胖，当天下午就见我的肚脐浸了血水，全家人惊慌不止，从公社医院到县医院看了几次，慢慢就愈合好了。到六七岁时，由于夏天常常下河洗澡，平时活动量增大，有一天发现肚脐再次流血，而且红鲜鲜的像是刀切过一样，全家人非常担心。为了给我治这个病，父亲卖掉家里大部分值钱的东西，带我到许昌、去郑州，三番五次年复一年地求医，但一直没有效果。我家姑姑多、老表多、姐姐也多，谁见谁愁，都为我一生的命运担忧。有一次，父亲去赶庙会，碰到一个远房亲戚又问及我“肚脐流血”的事，父亲极其无奈地告诉他，钱花得不少，郑州、许昌没少去，一直治不住，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位亲戚给父亲说：临汝有一个外科先生能治疗叫不上名堂的病。得病一家愁，有病乱求医，父亲决定带我去看看。
第二天，父亲带我步行七八十里，找到当时的临汝县（现汝州市）纸坊公社卫生院。人们传说的“名医”叫宋金庚，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外科医生，看病认真，少言寡语。宋大夫看一下我的肚脐，让我躺到一边的小床上，没有征求意见，拿起小麻药针就扎，然后一手捏紧肚脐，一手持小刀只从表皮轻轻切几下，用线缝过几针，消毒敷料贴上，掀着我的头让坐起来。宋大夫面色严肃，手脚麻利，又不絮絮叨叨征求意见，把我吓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不敢吱声。父亲站在一边紧张得眼睁多大。看看我已下床站起，就问宋大夫：还来不来啦？进这个房间约十几分钟，就听见宋大夫说了一句话：“好了还来弄啥？”
好了，真的好了。花了三块钱把省地县三级医院治疗几年没治住的病给治好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肚脐裂开以后久不愈合，形成细肉，不断分泌出血水，看着挺可怕的。宋大夫也不见得遇到过多少例这类杂病，他看透了小病形成的原因，没有考虑多深奥的医学病理，因病施治，一刀见效。如果没有宋大夫那一刀，也就没有我以后的当兵，也不可能有这本书中出现的故事。
姐姐比我大八岁，父亲有点重男轻女意识，没有让我姐读多少书就开始到生产队干活。我姐姐人老实，心实在，生产队干活绝“不让须眉”，一年赚的工分比一个男劳力要多得多。我的病治好没几年，她就应验了积劳成疾的规律，结婚后没多久被诊断为心脏病，一下子把一家人吓慌了。医生要求立即住院，再不治疗就没命了。婆家拿不出钱，我们家穷得更很，没有条件住院，只能先吃药打针保住命。当时需要不间断地打青霉素，当地购买很困难，曾让在新疆工作的表哥寄过两次，但远水不解近渴，小量不及大用。那段时间把我父母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母亲的性子有些急，急得似要发疯一样。我一个远房伯父叫肖永，有一天干活收工路过我家门口，问及我姐姐的病情，末了他说前几天去“东乡”（我们家称自己村子以外稍远一些的地方为“东乡”“西乡”）串门听说吃“蛤蟆”能治心脏病。我伯父说的“蛤蟆”就是青蛙。病急乱求医，有医就听信。无可奈何的父母亲，问明具体吃的方法后，当即就让我去抓“蛤蟆”。
我们村到处是水坑塘，河水渠水常年淌淌流，其他东西不多，青蛙多得彻夜乱叫，到处乱蹦。我找一根架子车的废辐条，一头磨尖后绑在竹竿上，又借一个手电筒，托人买两节电池，吃过晚饭到村外水坑边去扎青蛙，一圈下来就是十几只。现在是破坏生态环境，当时是小孩玩耍治病救人。每天如此半脸盆的青蛙，早上放学后一只一只扒皮、挖心，就着刚出井的凉水把还在跳动的青蛙心脏趁鲜喝掉，然后用清水煮肉吃。我姐姐是个素食主义者，自我记事起就知她不吃肉，这时已在死神的威胁下，她放弃了自己的“主义”，每天吃下去至少两斤左右的青蛙肉。
上天怜惜苦命人。我姐姐吃青蛙肉仅有半个月，病情就有明显好转。后来虽然效果不大明显，但还坚持每天都吃。母亲心细如丝，夏天想到冬天，她把姐姐夏天吃青蛙剩下的骨头捡起来，整整捡了一大包。冬天把青蛙的骨头焙干碾碎掺面烙馍吃掉。我母亲后来曾说，我姐姐“可能吃了有一架子车青蛙”。一年后，我姐姐的病基本好了。第二年又吃一年，只是食用量小一些。两年以后，医生曾断言不能生育的我姐，生下她的女儿，又隔三年生下她的儿子。姐姐的不治之症，直接的成本就是先后用几块钱买过几十节电池，如此而已。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必须有强烈的科学意识。要相信科学，也必须尊重传统，必须正视这个未知的世界。对未知的世界要相信科学，已知的世界应尊重传统。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现实问题，而一旦面对时就应当理性，应当有自知之明，有科学思维，有平淡、平常之心。
2.北京记者到高原
1980年是铁道兵基层单位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要一年。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铁道兵部队提出以施工生产为中心的要求。其实铁道兵的基层单位除参战、抢险、救灾以外，任何时候都是以施工生产为中心，只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有人明目张胆地讲、公开大胆地说而已。
这一年开春以后，部队施工进入上碴整道阶段，铁道兵第一指挥部的通信工程营已开始在沿线进行通信信号施工，关角隧道的病害整治相继展开。根据铁道兵兵部指示，哈格段全线于1982年年底达到移交标准。
5月上旬，一位《解放军报》姓陈的记者来到青藏线采访。师首长非常重视，要求认真安排，热情接待。“相府丫鬟七品官”，军报记者正团职。记者的采访从哈格段的起点开始，第一站是46团。当46团专车把记者送到我们团后，政治处领导一改由宣传股接待的惯例，安排由组织股陪同。我年轻事少，自然我陪最合适。
记者要采访的主要内容是部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以施工生产为中心、确保哈格段按时移交的进展情况。
全团当时施工有三个重点，一是关角隧道病害整治；二是线路整修锁定；三是3营在乌兰新区的沙漠铁路维护。第一天由我和技术股一位技术员陪同，先到负责自天棚车站到关角进口线路锁定任务的4营和隧道进出口的1、2营采访。他看到沿线指战员热火朝天的施工气氛和技术人员精益求精的测量、整道态度，一路上一直佩服赞赏。看过关角隧道病害情况，回2营部吃午饭。途中，陈记者提出要找一个熟人，是他在长沙铁道兵学院认识的原2营教导员张更开。陪同的2营副教导员告诉他，此人去年已转业，转业前是47团副参谋长。
陈记者说：“老张这人不错，有水平，很耿直。”
“他吃亏就吃亏在太耿直上。”副教导员说。
张更开是山东文登人，1947年入伍，入伍前是县游击大队队员，军龄比铁道兵的历史还长。他是长沙铁道兵学院第一批学员，在当时是“思想红”“觉悟高”而且有一定领导水平的那一类优秀干部。营里干部战士都很敬畏他。他的优点是正直，缺点是太正直。我们的刘居才副团长脾气不好经常批评人，干部战士都怕他，张更开却不怕他。刘副团长到2营检查工作，对不满意的事情猛发脾气，他敢当面顶撞。张更开对战士特别亲，对上级从不恭维奉承，不唯上，不媚上，让不少领导不舒服。1976年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他说，不生产干什么，吃什么！不生产就要落后挨打、亡党亡国！并且公开说，邓小平的思想是正确的。他身为教导员，白天组织部队施工，晚上在工地上值班，让营长组织学习、抓政治活动。有一天下午营长正在组织全营政治学习，他走进会场突然宣布：6连起立！向后转！齐步走！走到营部门口命令：立即回去带上工具到工地支援上大夜班的同志。这种“大逆不道”，与中央对着干的行为，很快引起师党委的重视。本打算要给他组织处理，念他老资格，平时工作政绩突出，就在全师给予通报批评，本该提拔重用只能原地不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建议他找师党委平反恢复名誉，他说：师党委也没有怎么亏待我。营教导员干四五年没有再提拔，后来由于家属患精神分裂症，需要照顾，最后调到团里任个副参谋长。他转业时在地方工作的下级已掌有实权，征求他的安排意见，只讲了一个条件：到最艰苦、条件最差的乡里当一个正职。据说他回文登县一个山区乡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
记者问他的子女情况，副教导员介绍了一个很遗憾的细节：由于部队常年流动，经常搬家，张更开的两个子女都没能接受应有的教育。大儿子十来岁了，戴块手表，只知道“洋气”却看不懂时间。陈记者听后觉得不可思议，深感惋惜。
下午去1营，这是记者在青藏线上采访的重点之一，遗憾的是营主要领导刚调整，副职领导虽然自始至终参加了隧道施工，却不健谈，不善说。指战员们战天斗地、不畏艰苦、可歌可泣的壮举没有说出个一二三，也没有讲出几个具体事例。听说我是从3连出来的，他提出到3连看看。我当然求之不得。3连培养了我，3连的干部战士支持过我，让记者去采访，能把他们的事迹报道一下也算是对战友们的一种回报吧！
这时3连原指导员钟传兴已提拔调出，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连里没有作准备，汇报的情况也没能引起记者的兴趣，我在一边有点着急却无能为力。我发现那天记者的采访本上基本没有记什么东西。
通过陈记者下午的采访，我从中认识到了“说”的重要。一个人，尤其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要有实干精神，这是立身之本，成功之基。但是，如果只会干不会说，那就只能是干多少是多少，干成什么是什么的实干型干部。工作成果的客观存在可以影响人、启发人。但是如果能把事情、把工作干好又能善于总结、善于说、善于说中要害讲出道理，就可以使你干的结果由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通过你的说，把你的做法经验形成文字、升华成理论，使自己实干的过程、劳动的成果具有文化的价值、精神的意义，使它能够从更大范围影响社会，鼓舞他人，成为精神财富，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示范带动效应。从这个层面上说，评价一个干部“埋头苦干”“不好宣传”，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标准，我们全身心地投入生产与创造，同时也应该善于对生产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注重抓典型，树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第二天去3营采访。3营原来在天峻车站至关角隧道进口的路段施工。其中的12连协助一营参与隧道施工，驻在我们连的南隔壁，任务完成后于1977年8月全部搬至乌兰希里沟车站以西的沙漠里施工。由于是第一段任务完成后重新分配的任务，平时称为“新区”。
3营施工的新区位于乌兰县希里沟车站以西七十公里的沙漠上，西距德令哈也正好是七十公里左右。它的东面是50团施工地段的柯柯盐湖，西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三营营部坐落在铁路线以南三面环山的一个山坳里。黄褐色的沙砾光山没有一棵草，一年四季刮风不止，山体表面被狂风剥蚀得像堆起来的豆腐渣。沙漠上稀稀疏疏地生长着几丛骆驼草，低洼地带可以看见几株枸杞树或叫不上名字的灌木丛。这里除沙多风多就是蚊子多。战士们戏称的“品种蚊子”与小苍蝇差不多，在身上咬一口就有可能化脓成疮。部队为每个战士配发有蚊帐和防蚊帽，如果到厕所蹲便，必须带上可以扇风轰蚊的报纸之类，不然光屁股被咬一口，可能得挠一周的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