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军事密不可分，故而，道家建构了自己系统的政治理论，必然就会涉及军事问题。这样说当然并非只是合理的逻辑推断，而是历史事实的一种描述。
其实，道家推崇的始祖黄帝可以称得上卓越的军事统帅。孙子在《孙子兵法·行军篇》中指出，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处斥泽之军、处平陆之军，“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章炳麟认为：“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弢》之旨，着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汉书·艺文志》将《太公》列为道家类，并明言其含“兵”八十五篇。且《六韬》所载为文王与太公对话，内容强调“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六韬·文韬》）。因此，我们大体可以认定《六韬》为道家学者所作。还有《黄石公三略》、《尉缭子》、《鬼谷子》应当也属于道家兵学之列。《汉书·艺文志》将《太公》列为道家典籍，分《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共有二百三十七篇之多。许地山认为道家假托太公的阴谋派，稷下道家许多用兵行政的方法就都假托太公之言，指出《管子》
之《九守》、《符言》和《六韬》相同的部分可以推知稷下当时所传太公术的大概。
此外，《鬼谷子》的《揣摩》、《本经阴符》以及自《捭阖》至《符言》十二篇或许正是传太公术的材料。萧萐父也认为“银雀山出土的竹简证明今本《尉缭子》是道家着作”。可见，道家典籍包含了大量的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勿以取强”的军事防御思想
道家用兵不以逞强，而是匡扶社会正义为己任，以不用兵为上策。军事只是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和平，安居乐业。
（一）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
鹖冠子提出“人道先兵”的观点，把兵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概括为：“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鹖冠子·近迭》）这种思想渊源于老子“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老子》第八十章）、“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第三十六章）的思想。老子虽反对战争，但却坚持防御的战略思想，以为不能自己解除武装，放弃战备。道家的战争防御思想源于他们对战争起源的深刻洞察。《文子·上义》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贪宝赂也，将以存亡平乱、为民除害也。贪饕多欲之人，残贼天下，万民骚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讨强暴，平乱世，为天下除害，以浊为清，以危为宁，故不得不中绝。是故，兵革之所为起也。”作者认为本来立君是为了“禁暴乱”，如果君王以因一己之私，用全国之力，危害百姓，那就有必要通过战争来讨伐暴君，安抚民心。不过，战争是下下之策，首先应当“教人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即临之以威武”，在文教武威都不见效时，方可“制之以兵革”（《文子·上义》）。
《吕氏春秋·荡兵》明确提出“兵不可偃”的思想。作者认为人与人的争斗由来已久，且不可禁止，所以自古以来有“义兵”，而没有“偃兵”的。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战争是合乎人的天然本性，是人类力量的象征，故而不可避免。
“凡兵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来者久矣。”作者认为战争可以拯救时弊，不啻为一剂良药。他接着说：“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国君应当居安思危，将兵作为国家大事，常抓不懈。最后，作者还从宽泛意义上理解战争，认为战争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举手投足都是“兵”的体现。作者说：“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的确，用兵智慧可以成为生存智慧，不过，把喜怒哀乐以及日常争斗都当成“兵”的表现，反而模糊了战争的本质。
（二）“兵者，不祥之器”的慎战思想
道家本着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情怀对战争的破坏性有着深刻认识与批判：“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第三十章）老子意识到战争一旦发动没有真正的赢家，发动者往往也难逃战争之害。首先受害且受害最重的当是广大百姓，因为农事活动会因为战争而荒废，就很必然会有饥寒交迫之祸。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第四十六章）老子厌恶战争，希望世界太平，设想战马不用驰骋战场，怀孕的母马也不会被征用而生驹于战场，而是用于耕田，但是他并没有一概反对用兵，因为兵也有“不得已而用之”的时候。可见，老子是讲究战略防御的用兵，否定的是侵略性用兵，也就是注重“以道佐人主”，坚持以道用兵，而反对以兵逞强，故有“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三十章）之训。严复深知老子慎兵之意，肯定老子关于身处乱世而不得已尚武，亦不能忘记“勿以取强”之训。他指出：“不道之师，如厨庖之刀，不折则缺，未有不早已者也。中国古之以兵强者，蚩尤尚已。秦有白起，楚有项羽，欧洲有亚力山大，有韩尼伯，有拿破仑，最精用兵者也。然有不早已者乎？曰好还，曰早已，老子之言，固不信耶？至有始有卒者，皆有果勿强而不得已者也。今中国方欲起其民以尚武之精神矣。虽然，所望他日有果而已，勿以取强也。”道家意识到战争不但杀伤大量的生命，而且还消耗了财力、物力，所以明确指出“好战者危”（《文子·符言》），“好用兵者亡”（《文子·下德》）。
道家强调“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换句话说是“强大有道，不战而克”（《文子·道德》）。道家认为，尚武反而是致乱之源，所以老子慎重地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既然如此，那就应该以“无事”取天下。具体说来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第三十七章）。国君无为百姓自然敦厚；国君清静不争，百姓自然中正；国君不起战端，不苛赋税，百姓自然富足；国君不穷奢极欲，百姓自然纯朴。
这样的国家自然而然强大起来，为天下景仰，人心归趋；相反，如果穷兵黩武，只能是“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其实，“无事取天下”在军事上战略上可以称之为“怀柔”政策，即“使近者悦，远者来”（《文子·微明》），因为“天下所归者，德也”。国家应行王道，而非霸道。道家认为一国君王德性的高低深浅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上义者一国归之，上礼者一乡归之，无此四者，民不归也。不归用兵，即危道也……是以君子务于道德，不重用兵也。”（《文子·上仁》）国家的强大靠的是自己的道德威望，靠的是自身的感召力，吸引他国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不是恃强凌弱，以武力威逼服从，从而，“不用兵而强”（《文子·自然》）。《六韬》更是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六韬·武韬·发启第十三》）。善用兵如能无取民、无取国、无取天下，反而能为民、为国、为天下所利。作者称赞曰：“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同上）因此，有道的治国者理政以正，用兵求权，“权与道合，庸何伤乎！以无事取天下。无事者，无兵革之事”（《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第五十七章）。
老子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第三十一章）他认为战争是有违天地和谐，庄稼、战马尚且受害，何况人呢！所以有道者不会轻易发动战争。范蠡虽善于用兵，但他也秉承了老子战争“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的思想，他说：“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国语·越语下》）后世兵家大多汲取老子“不以兵强天下”的慎战思想，往往反对挑起战端。《尉缭子·武议》指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黄石公三略》曰：“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下略》）《百战奇略·好战》亦言：“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讨不止，终至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戢，将有自焚之患。穷兵黩武，祸不旋踵。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
（三）“伐乱禁暴”的义兵思想
道家鲜明地提出“兵者，礼、义、忠、信也。”（《鹖冠子·近迭》）兵的存在是为了行义伐不道，兵不是礼义忠信的对立面，相反，是实现和保护礼义忠信的有效手段。道家坚持以道治兵，反对无道用兵。“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天降二央（殃）”（《黄帝四经·经法·亡论》），发动战争一定是讨伐不道，如其不然，自身是会遭受灾祸的。因为“兵”乃服务于治国安邦，首先以“匡扶正义”为第一原则，而不是攻城略地。如果兼并他国，修缮他国的国都城墙，入住他国的宫廷殿堂，欣赏其钟鼓乐舞，享用他国的资产财富，占有他国的美女娇娘，那么这种倒行逆施，放荡荒淫，终究会严重危害国家，导致破败灭亡。《黄帝四经·本伐》曰：诸库臧（藏）兵之国，皆有兵道。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所胃（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宵（肖）。所胃（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战争有因为贪图利益而起，有因为正义而起，有因为愤怒而起。只有抱有“伐乱禁暴”的正义之战，才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并为其拼死而战。正因如此，道家认为称霸天下者应该是替天行道之主，他为的是世界公义，而非私利。
如果为的是私利，即使一时取胜，终究会遭殃的。《黄帝四经·经法·六分》曰：王天下者有玄德……霸主积甲士而征不服，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故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此自以下，兵战力争，危亡无日，而莫知其所从来。
老子坚持正义的防御战争，认为战争是不吉祥的，所以“胜而不美”。在他看来，“若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老子》第三十一章）。好战嗜杀有违天道，不得人心，必将以失败告终。所以，“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从整个国家来看，应把战争当成丧事之类的凶事而不要当成吉利的美事对待。老子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同上）这体现道家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鲜明立场。《黄石公三略》亦曰：“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正义的战争是合乎民心的，而合乎民心的战争是最终能取得胜利的。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两军对垒，兵力相当，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时，往往是出于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最终获得胜利。王真还把“哀”的正义性扩展开来理解，他说：“哀者，慈爱发于衷诚之谓也。
若上存慈爱之心，不失使臣之礼，下输忠勇之节，尽得事君之义，即何向而不胜哉！”（《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第六十九章）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为军队作战提供坚强稳固的后方。《吕氏春秋·荡兵》曰：“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悦）也。”作者认为在社会动荡不安，战祸连绵之际，国君恣意妄为，贤人藏匿，百姓流离，痛苦无处申诉。此时，如果反对用兵，无异于赏不道而罚善。相反，“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吕氏春秋·振乱》）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批判了那些一味批判攻伐而赞赏救守的学者，认为如果守无道，而救不义，危害百姓之大莫过于斯。总而言之，“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吕氏春秋·禁塞》）《吕氏春秋·论威》曰：“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义兵存在有两大作用，其一是震慑国君；其二，关爱民生。国君若不上应天道，下惠百姓，那就是站到百姓的对立面，成为百姓的仇人，这为义兵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所谓出师有名。《吕氏春秋·怀宠》曰：“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雠而顺天之道也。”进而，“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这样，国家就可以走上由乱到治的道路。
在保证用兵的正义性的同时，必须注意战争胜败有其内在法则。因此，《吕氏春秋·简选》认为应当挑选训练有素的士兵，运用精锐的武器，配备有才第十一讲 道家的军事思想２２５能的将领，依托有利地形等等，这些都是“义兵之助也”，不可忽视。
二、“兵有符”的军事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