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设立是服务于治国的。《淮南子·主术训》指出：“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因为“法不法，则令不行”（《管子·法法》）。有法不遵循，那么国家的政令就得不到执行，这样，国家岂能治理？
第二，执法必严。
法的执行必须具有一定的程序，不能随意更改。“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已（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欺，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慎子》佚文），意思就是照章办事。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改变，要保证法执行的一贯性，这样个人的荣辱就是在自己，不在于法外施恩，或法内逃罪。百姓也因此感受到法可以依赖，这样“法”不是一种外在逼迫的力量，恰恰如朝露一样洗去百姓心中的顾虑，从而民心纯朴，国家易治。《淮南子·主术训》也明了这一点，作者指出：“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义”，这个“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适当”，法就是达到人与人关系的适当相利而不相害，这样才能得人心。法能否达到制法者的初衷，还需要“法”在现实中的贯彻。不过，要注意到法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条件之一，有了它并不一定就能实现社会安定，但是没有它，一定不行。法的贯彻需要上行下效。“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
（《淮南子·主术训》）第三，执法必公。
《管子·明法》：“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如其不然，“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管子·君臣下》）。慎到指出法治必须“立公去私”，《黄帝四经·经法·君正》也认为法治要“精公无私而赏罚信”，“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故令行天下而莫敢不听”（《黄帝四经·经法·大分》）。总之，君主要“虚静谨听，以法为符”（《经法·名理》），也就是任法不任亲，“兼爱无私，则民亲上”（《经法·君正》）。
第四，有法必守。
黄老道家认为“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管子·心术上》），说明法产生的客观性。法产生以后，就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标准，没有人例外。“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法就好比“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管子·七法》）一样统一公正。因此，法可以“决疑而明是非”（《管子·禁藏》）。只有君臣同民一样共同守法，社会才能治理。“法令者，君臣之所共守也”（《管子·七臣七主》）；“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管子·任法》）。
第五，“正名修刑（形）”的执法原则。
前面解释了法的客观公正性和治乱功能，其实还只是对法本质和法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而执法过程的具体方法还得依赖“形名相符”。因为“形名相符”是法内在的要求，是法的贯彻。“正名修刑（形），执（蛰）虫不出”（《黄帝四经·经法·观》）；“居则有法，动作循名，其事若易成”（《黄帝四经·经法·姓争》）。法本身是静态的存在，比如度量上的刻度一样；对法的运用，其实就好比在使用称一样，把质量的重量与刻度相符，就可以准确地得出重量大小来。
所以无须争而事实明，社会自然安定。《黄帝四经·经法·正乱》说：“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形），以视（示）后人。”法是对“名”的维护，名正了，“内外皆顺，命曰天当”（《黄帝四经·经法·论度》）。天当者，自然恰当也。有了法度就无所不当，因为“毋失天极，究数而止”（《黄帝四经·称》）。
第六，“以道变法”增强“法”的有效性。
治国不能没有“法”，但“法”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法者，不可恒也”（《管子·任法》），“守法而不变则衰”（《慎子》）。“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礼仪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庄子·天运》）法在不同阶层手里的作用是不同的。百姓“以力役法”，为法所驱使；官员（有司）“以死守法”，维护法的权威；而君主则是“以道变法”，他是法的掌控者，应该因时因地变法以道，这样才能不断增强“法”的效力。“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
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淮南子·泛论训》）“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同上）“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事异也”（《淮南子·齐俗训》），亦即法是因时而变的。
但“变法者，非无法也”（《淮南子·主术训》），变法并不是不要法，而是改进法，使法与时势相符，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５．为君之道在于“任法弗躬”
法实施的成败在于君主对法的态度和运用情况。用好法，君才成为君。
第一，法何以可任：“立法为公”。
慎子认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慎子·威德》）法是一个标准，如同“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一样，“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同上）。法存在的必要就在于：有了法，就有了公义。合法就是义，不合法就是不义，而且不因人而异，这样客观上就确立了一个公共的行为规范，而有了规范就可以堵塞人们的纷争。所以“凡立公，所以弃私也”（同上）。明君能够充分利用“法”，他“定赏分财必由法”，“爱不得犯法，贵不得踰规”（同上）。这样，有能力的人就可以授职做事，并相应的因做事而获利，百官不羡其受赏，百姓不羡其有财，都是因为“法”
这一公义在。以“法”为处事原则，乃是因为“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法立则私议不行”（《艺文类聚》卷５４引）。这样，就能保证国家政策的贯彻。
第二，君何以“弗躬”“事断于法上下和”。
法是公义之所在，换句话说，法其实就是公众的“社会契约”。因此，君主依法而行，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而无怨言。如其不然，“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慎子·君人》）。也就是说，君王如不凭借“法”，而崇尚“身治”即“人治”，完全按自己的心意来分辨轻重，导致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赏，如此，“怨之所由生也”（同上）。当然这不等于说君王的智慧不够，必须用法，而是如同用策钩来分马分田（类似今天的抽签），就可以“去私塞怨”。所以，“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同上）。“法”好比君主手中的指挥棒，君主不用多听，只要“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慎子·君臣》）。当然，法要真正发挥效法还得奉行“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主要不听“不法之言”，也不图“不法之劳”，没有办事能力的亲戚也不得为官。这样，“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同上）。《管子·白心》也肯定了法作为国家无事的手段，指出“是以圣人之治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二）法礼并用
老庄道家在道、德、仁义、礼、法、兵等关系上主要持轻重之别，认为人际关系的德、仁、义、礼、法、兵都是失道以后不得已而为之。而黄老道家则在肯定道治的同时，积极发扬“礼治”的优点，认为礼、法不可废。礼、法正是“道”的贯彻落实。《庄子·天道》指出：“礼法度数，形名比详，古人有之。”就是说，只要有社会就需要礼、法。《庄子·在宥》篇说：“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庄子后学甚至将仁义礼法当成进道之阶。虽然它们之间有层次之别，但是并没有道与非道之别，都成为治国的手段。《慎子·威德》有言：“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法与礼有共同点即“立公义”，它们都具有普适性，但彼此也有差异性。法以“赏罚分财”为职能；礼以“行德制中”为要务。
《管子·心术上》指出：“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可见，礼实质上是等级关系，即所谓“明分”（《管子·心术上》），具体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同上）礼往往顺应人的情感，从内心深入做到自我约束，以教化为长。而“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同上）。法往往是从外在的制约来控制人的言行举止，是有强制性的，它以“杀戮禁诛”的威慑为长。
法与礼一旦制定出来后，应该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可轻易更改，换句话说，就是要坚持守法、守礼。“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作者认为礼乐等出于法，也就是说都有其一定的法则，没有法则礼不成其为礼。因此，守礼一定程度上就是守法，如其不然，“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措）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管子·法法》）。因为法与礼本身是用以统一人民的行为，如果经常改变就会造成百姓无所适从，法不成其为法，礼不成其为礼，社会的正常秩序就会受到破坏，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
可见，道家其实也肯定了礼法的治世效果，只不过，注意到礼法的缺陷，必须以道的自觉来克服。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１．程维荣：《道家与中国法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２．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张增田：《黄老治道及其实践》，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４．商原李刚：《道治与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５．谢清果：《道学境域中的和谐社会思想》，见《构建和谐社会与哲学理论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６．王中江：《视域变化中的中国人文与思想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７．王新春：《自然视野下的人生观照——道家的社会哲学》，泰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８．吕锡琛：《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