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以“道有验”思想观念推知“兵有符”（《鹖冠子·天权》）之理。也就是说，用兵有其内在的规律。将领之第一要务是掌握所以能胜利的道理，而不是一心求胜。《鹖冠子·天权》曰：“昔善战者非以求胜，将以明胜。”这是因为“凡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惊。”为将者需要事前谋略得当，事中务实贯彻，就可以避免战时惊慌失策。
（一）“人事必与天地相参”的战机选择
范蠡是春秋末期道家学派的一位杰出军事家，他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与他独特的军事思想尤为相关。他自信自己与善安内的文种相比，更擅长攘外。他说：“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因以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种不如蠡也。”在他看来，战争乃是一种顺应天时的行动，天时不到，用兵不祥。当越王要攻打吴国时，范蠡劝谏越王说：“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越王不听，方有三年牢狱之灾。而当越王励精图治四年，小有所成，为雪先耻急于求战时，他告诉越王：“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可以成功。”战争作为人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也不例外。而当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时，他对越王说：“臣闻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不及。”当战斗处于相持阶段，越王妄图一举成功时，范蠡进谏说：“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天节固然，唯谋不迁。”（《国语·越语下》）越王采纳了范蠡的围困方略，三年吴军自溃，做到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的最佳作战效果。范蠡是这样分析如此用兵的玄机：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度，究数而止”。用兵切忌过“天极”，要注意适可而止，把握好“近则用柔，远则用刚”的原则。此时对方“刚强而力疾”，不可能轻取，故而我方应当“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
战争成败，在于是否取得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协调。《黄帝四经·经法·六分》曰：“天下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与天地，而兼复（覆）载而无私也，故王天下。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参（三）者参用之，而有天下矣。万民和辑，而乐为其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适（敌）。”参，我们可以理解为配合，天、地、人三才配合，万民拥护，此乃“守固战胜之道”。《黄帝四经》还多处强调天地人相参。《黄帝四经·经法·四度》篇曰：“参于天地，合于民心”；《黄帝四经·经·前道》曰：“合于天地，顺于民（心）。”用兵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不可轻举妄动。《黄帝四经·经·兵容》曰：“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人，兵不可成。三遂绝从，兵无成功。三遂绝（注：当为俱）从，兵有成功。”三遂指的就是上知天道，下明地形，中通人情。
既然，天时、地利、人和事关战争成败，那么三者关系如何呢？《鹖冠子·天权》曰：“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极人，人极地，地极天，天有胜，地有维，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以地维，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设不可图？”鹖冠子强调一切战事的成败在于人和，一切人和的事凭借地利，一切地利实现的条件在于天时。得到天时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得地利才有维系战争的依托，得人和才能有所成功。所以善于用兵的人非常谨慎小心，以天时为胜利的前提，以地利为胜利的基础，以人和为成功的根本。搞清楚这三者的关系，还有什么不可图谋的呢？李筌认为：地利、天时是战争的助力；然而，“存亡在德”（《太白阴经》卷一），战争的成败重点在于一国有没有明君。
此外，用兵应不违农时。《吕氏春秋·孟春纪》认为，在孟春之时不可首先挑起战端。作者说：“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而夏天时，万物生长，也不可起兵，妨碍农事（《吕氏春秋·季夏纪》）。秋季则可整兵备战，征伐不义。李筌也强调用兵之道当“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强。”（《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二）“以战则胜，以守则固”的爱民爱兵思想道家意识到战争成败的关键在于人心。在如何治兵方面，老子强调应当要爱兵。他说“夫慈，故能勇”，如此“以战则胜，以守则固”（《老子》第六十七章）。在不得已而应战的时候，要坚持“恬淡为上”的原则，不以杀敌为能事，而以服人之心为上策，即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战争要坚持有效防御为原则，而不可恃强，如果好战，那就是“乐杀人”，而“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老子》第三十一章）。道家倡导“义兵”，认为战争应当是举义安民，为民除害，只要真正是从百姓利益出发，就能得到百姓支持，正所谓“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文子·上义》）。这就是说战争一定要得到百姓的理解与支持，才能成功。“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为之去残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动，天下为斗。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文子·自然》）人民战争需要统帅善待士兵，“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视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亲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淮南子·兵略训》）。爱民与爱兵是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两大关键因素。
（三）“邦富兵强而不衰”的战备思想
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其成败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
《管子·七法》：“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管子学派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国家要打胜仗既要有雄厚的财力，也要有先进的制造工艺；既要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又要有完善的教育和管理系统；既要训练有素，还得懂得策略。可见，军事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范子计然·内经》曰：“兴师者必先蓄积食、钱、布帛，不先蓄积，士卒数饥，饥则易伤。重迟不可战，战则耳目不聪明，耳不能听，视不能见，什部不能使；退之不能解，进之不能行。饥馑不可以动，神气去而万里。伏弩而乳，郅头而皇皇，强弩不彀，发不能当。旁军见弱，走之如犬逐羊。”发动战争必须有足够的物资储备，如果士兵处于饥饿状态，必将丧失战斗力而溃败。为此，范蠡建议越王说：“王其审之，必先省赋敛，劝农桑，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师出无时，未知所当，应变而动，随物常羊。”他认为欲称雄于天下的明君当明白强兵之基在于富民，富民之本在于发展农业，才能“邦富兵强而不衰”，从而增强国家的战略储备，反对打无准备的战。战争不可有侥幸取胜的心理，否则，“国家有幸，当者受殃”（《黄帝四经·经·兵容》）。
道家清醒地意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明确提出“兵之胜败皆在于政”，因为“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强；民胜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文子·上义》）。政治如果得到百姓的拥护，全国一心，一呼百应，自然是战无不胜；相反，如果是盘剥百姓，强征兵丁，乃是失败之源。因此，道家强调固本培源，指出“义君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于邪，以明其势，察其劳佚，以知饥饱，战期有日，视死如归，恩之加也。”（同上）国君爱民如子，百姓就会侍之如父，在国家危难时，就会为国君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也就是说“先为不可胜之政，而后求胜于敌”（《文子·上礼》）。这一点鹖冠子在《王》篇中有着更为深刻的阐述：化立而世无邪，化立俗成，少则同侪，长则同友，游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爱，祸灾同忧，居处同乐，行作同和，吊贺同杂，哭泣同哀。安平相驯，军旅相保，夜战则足以相信，昼战则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无道，是以其兵能横行诛伐而莫之敢御。故其刑设而不用，不争而权重，车甲不陈而天下无敌矣。
国内施行道德教化，平时百姓彼此相亲相爱，战时可军旅相保，这样训练出来的军队乃是威武之师，天下无敌。因此，可以说“兵之胜也，顺之于道，合之于人”（《鹖冠子·兵政》）。鹖冠子认为天有自己不易的规律，人不能改变它，人也可以在遵循客观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因此他说：“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之二也。”（同上）太公指出：“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六韬·龙韬·农器》）他认为在和平时期作战的准备完全可以寓于农事之中。耒耜战时可作为障碍器材；牛马可运载粮食；男子平整土地技术，可用于攻城作业；女人纺织的布棉可用作指挥的旗帜；平时同村人编列为伍，可作为战时管理军队的依凭，等等。
（四）“用人之力”的将帅修养
战争能否成功，将帅固然重要。他的作用体现在作为三军的表率，竖起一面旗帜。《黄石公三略》曰：“将者，国之命也。”“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黄石公三略·上略》）将应当具有的素质：“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
作为军事统帅，应当具有一定的军事心理素质。老子明确提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老子》第六十八章）善于带兵打仗的统帅不会崇尚武力，也不会因为愤怒而发兵；不与敌方正面冲突，而是以谋略战胜对方；他注意选用人才，不与部下争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军队的战斗力。一支强悍的军队，必定有善于使用士兵之力的军官，而善于使用士兵之力的军官，必须征服士兵之心。而征服士兵之心在于军官自己以身作则，此乃“自得”、“自胜”之意。
其中的道理可以用“道隐无名”来概括：知智守愚，以“配天”之智，以“不争之德”，用力甚少而获得更多。同时，统帅还应有“慎终若始”的谨慎态度，如此“则无败事矣”，就是说可以极大地避免失败。战争变数很大，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刻，鹿死谁手未可知。统帅要尽力克服一般人容易犯的错误，即“民之从事也，常于几成事而败之”（《老子》第六十四章），作为统帅要充分听取各将领、军师的意见。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第二十二章）老子这段话虽然不是专门针对统帅而言的，但却包含着关于如何做好统帅的生活哲理：只有不囿于己见的将帅才能做到心明眼亮；只有不自以为是的人，才能做到是非昭彰；只有不自我领伐求功、夸耀自己功劳的将帅，才能获得最终成功；只有不自我矜持、不自高自大、不自我孤立的将帅，才能不断进步，且其成功才能长久。统帅在战争中切不可犯“轻敌”的毛病。老子说：“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老子》第六十九章）如果被胜利冲昏头脑，可能已有战果也会损失殆尽。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战争此时胜可能彼时败，此地胜可能彼地败，胜与败是可以转化的，是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战败吸取教训，后面就可能胜利；战胜了如果轻敌，就会招致惨败。将领应与士兵同甘共苦。《黄石公三略》有言，古代为将的基本准则是，军井还没挖好，将领不喊渴；军帐没有搭好，将领不说疲倦；军灶还没做饭，将领不说饿了。冬天不穿裘皮大衣，夏天不摇扇，雨天不加张盖。不搞特殊化，与士兵共患难，这样才能使军心凝聚而不至于涣散，士兵也才会尽全力而不会叫累，如此可有以一敌万的效果。
三、“克敌制胜”的计谋与战术思想
《老子》及其后来的黄老之学的书中频繁使用刚柔、大小、多少、强弱、胜败、生死、祸福、善妖、进退、先后、夺与、取予、正奇、动静、阴阳、正反、分合、赏罚、常变、主客，还有损益、直曲、勇怯、成缺、盈亏、难易，轻重、治乱、上下、为与无为等一系列范畴，这些范畴直接或间接与军事谋略有关，并对兵家战术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不战而胜”的“文伐”思想
老子曰：“善胜敌者不与。”（《老子》第六十八章）孙子将其发挥为“不战而胜，善之善者”的军事策略，后世道家对孙子的这一思想也有深刻的运用。《鹖冠子·武灵王》就提出贯彻这一谋略的具体步骤：“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