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看，道家养生也涉及审美的问题。一方面，养生的各种方法，有助于养生主体的美容，因为善于养生可以使人健康，容光焕发，其美达于四肢；另一方面，美善的心态反过来也会使人健康。从这个角度说，审美也是一种养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论述了养生智慧之后，接着阐发其审美指归，也就顺理成章了。
道家以为美感在于体验、感悟，在于天人合一。美在于和，美在于自然，美在于真，美在于淡，美在于朴，美在于忘我。说到底，审美情境的生成信赖于一颗空灵体道的心。
一、和与适：道家的审美境界
美感的生成需要审美主体与客体间的和谐。和既是审美的前提要求，也是审美的终极目标。
（一）和以天倪：主体审美自觉性的孕育
《庄子》中的《齐物论》与《寓言》都倡导“和以天倪”。天倪者，自然的分际。
“和以天倪”的思想在审美意境上追求主体与客体的交融，两者之间没有任何隔离之感。其实，美在本质上应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感。不过，道家认为主客之间的“和”，是主体对客体的自觉认同与顺应。《庄子·天道》篇所说的“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正是此意。之所以称作“天和”，是因为道家以天为大，以天为美的根源。而“天”不仅是自然之天，也是事物之天性。“与天和者”意味着维护自然界的原初状态，不轻易去改造它；也意味着尊重事物的天性，不随便去干预它们。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乃是人类快乐的源泉。《庄子·天道》篇明确指出：“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黄帝等古代圣主自觉效法天地，故而开阔了自我心胸。他们赞美天地化育万物之功，将自己沉浸于“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实践中，从而将美内在于生活之中，可谓是心容天地，美化生活。《庄子·天下》把这称作“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这里的“判”是分别的意思，“判天地之美”也就是体察天地相互对应的自然之美；而“析万物之理”指的是仔细地审视和分辨万物的纹理，这种审视分辨本身就是审美行为和审美过程。天地之所以让审美主体感觉到“美”，是因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存在着各种各样交错的纹理，这种交错的纹理，通过审美主体的“析”而彰显了不同中的对应和秩序，故而审美主体在对天地进行“判”的过程中就体悟出特有的大美之所在。
《庄子·骈拇》曰：“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事物的曲直方圆本是天成，万物不知道它们何以成为如此，它们自在地生存而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安适，这种状态就是美的，有心去改变它，它就亏损不美了。老子曾明确指出：“知和曰常。”事物之常即是“和”。“和以天倪”其实就是在分际中的调和。这个调和过程，从《庄子·天运》描述的北门成欣赏黄帝所奏《咸池》三部曲可见其一斑。北门成说：“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黄帝为其解释说，北门成刚听这首曲子时，曲调潜藏人事之刀光剑影，故变幻莫测。他找不到开头，也找不着结尾，有时停顿，有时升起，心中无法期待，故而惊惧。也就是说，刚开始时还摸不着曲子的节奏和韵律，心中慌乱。随后，音乐在阴阳调和中，节奏明朗，变化有规律，但北门成欲以思虑来把握，却明白不了；欲观看却见不到，这样精神消损，故而疲惫。而最高的音乐境界在于“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无言而心说”。音乐的欣赏不能拘于感官，而应顺其自然节奏，无所用心，不去听声音，也不去想念形象，此时混沌自如，似无所知，是谓“惑”。表面上是“愚”，而实际上是合道的。可见，音乐其实有三种境界，即人事之乐、天地之乐、大道之乐。纠葛于世俗的心灵是没有乐感的，故而产生对音乐的敬畏。而有心追求乐感的，则会令人疲倦，有失自然之和。而真正的音乐审美要求审美主体“达于情而遂于命”，对人生有所彻悟，与自然有所契合，进而有“天乐”之效。可见，“和以天倪”以心游天地为境界，把审美体验定位在天人关系的和谐上。
（二）“和出于适”审美主客关系的调适过程
审美意境出于“和”，而作为审美境界的“和”，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需要主体自觉地调适自我行为，使审美实践能有养生之效。故而养生之效亦是审美的重要意义所在。《吕氏春秋·适音》曰：“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作者意识到音乐之乐我，香味之悦我，美味之诱我，美色之动我，都依赖于有乐之心，心不乐，审美意境自然无法形成。而心之乐在于“适”，在于“和”。
不过，音乐之所以具有乐人的性质，乃在于音乐本身。阮籍的《乐论》指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欢，九州一其节。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只上。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刑赏（一作罚）不用而民自安矣。”真正的音乐应当是赞天地之化育，如同天地日月星辰的运行，或快或慢，或柔或刚，或长或短；亦如阴阳变化，一上一下，或离或合。音乐的音、声、律当都是天地之和的写照。而演奏这样的音乐则合人之性情，令人心平气和，有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吕氏春秋·太乐》亦云：“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也就是说，音乐是天地和谐的表征，也只有这种和谐，才有真正的快乐。“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
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作者认为音乐本于太一，即道。其实就是道化生万物，而万物皆有声，此声源于大道之和，体现万物自身之适。音乐的创始当是圣人把握此“和”与“适”而创立的。如此看来，音乐要产生快乐，其实是有方法（术）的。那就是要求欣赏音乐的主体首先把自己培养成有道之人，即能够节制自己的嗜欲，涵养平和之心。阮籍《乐论》归纳说：“故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也。”
因此，正乐本质是“和”，且当有“和”之效，即“乐平其心”（《乐论》）。阮籍极力称赞和乐的社会功能。他说：“言至乐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不以肉为滋味也。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夫雅乐周通，则万物和；质静，则听不淫；易简，则节制令神；静重，则服人心。”（同上）（三）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
嵇康的千古奇文《声无哀乐论》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嵇康之高论在于一反儒家音乐与政治的关联，而持音乐乃自然之和的道家音乐思想。
儒家《乐记·乐本》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嵇康则高唱“声无哀乐”之论，独树一帜。他说：“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声音不过是不同音阶之间的协和，与人的情感没有关系。他进一步说明：“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本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音声的发作如同香臭之味只有优美与不优美的区别，无论是治世或乱世，音声还是那个音声，并不会因为人的喜怒哀乐而改变。“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宫商等音律协奏，声音就优美。那么人听了音乐后怎么会有哀乐之情？他引述庄子“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一句，说明听同样的音乐有的悲，有的喜，如同风吹不同的洞口发出不同的声音。
也就是说，人的悲与乐不在音乐，而在人本身。他说：“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认为人闻乐而哀，乃是由于其内心哀恰好与音声相和，而得以发作。嵇康强调说：“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这种音乐思想与西方音乐美学大师汉斯立克的观点相似。汉斯立克认为，音乐美“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
而音乐的高亢与低沉所象征的热情与绝望，其实只是情感与生理和心理上的关系，并且这种联系在于人的自我解释，而不在于乐音。不过，嵇康并没有否定声音与人的情感间的关系，承认声音会引起人的情感变化，但并不是一种声音必定引起某种情感。因此，情感的诱发在于听者本身的生理与心理状态。
在他看来，声音的猛与静，是音乐本身和谐的表征，是自然而然的转变。所以，“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嵇康注意到心之和与音之和间的亲密关系。一方面，音乐魅力能否得以发挥取决于审美主体能否有一颗平和的心。马克思曾说过“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嵇康也指出：“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怀戚者闻之伤心，康乐者闻之手舞足蹈，而和平闻之，“则怡养悦愉，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嵇康集》卷二《琴赋》）嵇康关注音乐的养生效果，他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同上）。能欣赏音乐者，得有乐感的耳朵，否则就是对牛弹琴，无所感通。
此正所谓“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恡。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同上）。嵇康强调品乐者应具备如上气质，认为只有心和才能使审美意境得到发挥，使人的身心性情得以疏通、顺畅。他说：“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和）〔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嵇康集·声无哀乐论》）另一方面，声音是否优美（和），也会影响到心之和。也可以说音适关系到审美主体之适。《吕氏春秋·适音》曰：“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窕；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抟，不抟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
乐无太，平和者是也。”音乐之和，依赖于乐具的品种、大小、清浊等方面，此诸方面“中”了方可“和”。因此音乐之和乃是无过无不及，也就是说，“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嵇康集·声无哀乐论》）。只有平和的声音，才可以在人身上产生诸多丰富的情感，是谓“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也”（同上）。
二、淡且朴：道家的审美价值取向
道家不仅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境界，而且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就是“淡”与“朴”。这两者既有关联，也有区别。
（一）淡：道家的审美逸趣
“淡”是一种基本的审美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蕴含着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感受以及爱好的选择方向。“淡”与清、漠的意义相近。《庄子·应帝王》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淡”之诀要求审美主体的生命活动处处与自然和谐，心境上能有“逍遥”之游，心包天下，无有私心，因为欲望浓烈的心理状态难以进入审美情境。《庄子·刻意》明确指出：“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虚静恬淡到极致，一切美的事物都会随之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