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要求无“机心”。“机心”指机巧之心，有了机心，人的内心就难以澄明。“机心”指心好比水一样受外界扰动，无以平静。水如果无以平静，那就无以鉴照万物。人之心亦然，如果一直扰动它，那么，心之认识功能、指挥功能便无以发挥，造成心思混乱，生机受挫。《庄子·天地》指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人一旦有功利机巧之心，精神就无以安宁，就无法把握大道，自然就不能“以道观之”。
“无心”要求无“忧乐之心”。在道家看来，人的喜怒哀乐都是伤生败德害性的，要努力做到平常心。“去知与故，遁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
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庄子·刻意》）此外，《庄子·逍遥游》指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荣辱毁誉都不入于清·苏六朋绘《太白醉酒图》（局部）心。这种“无心”是无自我之心，这样才能得天心，与天同行，是谓“天德”、“天放”。自我的身心得到了最大的解放，日常生活没有忧患，人与人“无有相害之心”（《庄子·盗跖》），睡觉也就没有梦，因为日无所思。心既然无所忧思，身心得到舒展，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
而要做到“无心”，道家还提出“忘”的方法。工倕在施展技艺的时候，他得心应手，无所考虑，却处处合适。“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其实，人心在自由的时候没有感到什么束缚，甚至没有任何需要改变现状的心思，所谓“忘适之适”即是。
在庄子学派看来，“忘”是一种人应然的、自由的、纯粹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真正复归了自我的天性。《庄子·天地》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忘”境界的特征表现为“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庄子·德充符》）。“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庄子·大宗师》）在“忘”中人不再是社会的人，而是自然的人，如天一样，无喜无怒无忧无乐，故而荣辱毁誉都与他无涉，就像鱼一样各自在江湖中游荡，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而实现这种境界的途径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庄子·在宥》）“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庄子·让王》）总的来说，应当在身体与精神上都达到无所挂怀的境地。其中，所谓“离形”，即“忘形”，即老子的“无身”之教。
“忘形”表现在超越生死，不以生为喜，也不以死为忧。所谓“去知”，即“黜聪明”、“解心释神”，相当于老子的“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老子》第十章），以愚自守，做到如忘心无知的赤子婴儿般的纯真状态，也是人生的最可爱的阶段。
３．游心以去累
人们常说人生是苦难的。其实，苦难本是人对自己生活的感受。有时自己觉得乐的事情，别人觉得苦；反之亦然。在道家看来，凡俗间的苦与乐都不是人的本然状态，而是心之累。所以应该“解心释神”，通过“游心”以去累，这样才能达到“至乐”、“天乐”——一种超越现实苦乐的自然之乐，没有附加条件，人自身就是目的，也是手段。“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庄子·人间世》）在现实世界中，必然要与物发生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人往往会拘于物而迷失自己。因此，有必要通过“游心”来使自己从物中超脱出来。
这时，人是“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庄子·德充符》），即合乎自然之和。自我的心志很恬淡，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与物无所伤。《庄子·应帝王》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这样，自己在无比轻松自由的境界中，可“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庄子·则阳》）。此时的快乐如同鱼之乐和化蝶之乐，人与天地万物亲密无间，自由自在。
“游心”要求保持自己一颗灵动的心，活泼自然，无拘无束。做到“游心”才是最智慧的人，也就没有“累”。“故圣人观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谋，会于仁而不恃，薄于义而不积，应于礼而不讳，接于事而不辞，齐于法而不乱，恃于民而不轻，因于物而不去。”（《庄子·在宥》）圣人不累，并不是不为，而是为无为。圣人也观天、成德、出道、会仁、薄义、应礼、接事、齐法、恃民、因物，但他是不助，不累，不谋，不恃，不积，不讳，不辞，不乱，不轻，不去，如此这般，他才自由自在，是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在宥》）。
人之累与乐是人生截然相反的两种生活境地。明道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庄子·天道》）。圣人做到“无物累”，并不是圣人不接物，而只是圣人能够“极物之真”，以合乎事物本真的方式与事物相交往，这样与物无伤，自己就无累了。庄子学派在《庄子·天道》中说到：“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之累；天下奋柄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庄子·至乐》载有人生诸累：养生过度乃使生累而死；国家灭亡受斧钺之诛，求生也不可得，亦生之累；做坏事致死于荒野，有愧父母妻子之累；饥饿受冻而伤生；还有年数大了，却不得死，等等，这些都是不得生之欢而受生之累的种种表现。人生在世，诸累难以避免，但也不是完全不可避免。《庄子·达生》曰：“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事奚足遗弃而生奚足遗？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这里庄子学派开出一付去累之方：弃世。什么是“弃世”？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是指超越尘世的诸多束缚，做到不为世俗之事烦累，也不为生命担忧。内心做到“正平”，形亦不过劳，精也不专亏损，这便是“与天为一”的全真之道、去累之方。去累之方是要求自己对生活采取“游”的态度，不拘于一时一地一事。《庄子·山木》中庄子笑论如何不受材之累，他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这里表达了一种人生理想境界——道德境界，亦即人的行事能与万物变化相随，且游于万物之上，保持事物的常态，避免出现“成则毁、廉则挫”的结局，这样也就“无累”。
其实，有累无累，在道家看来，并不是要人无所作为，而是启发人们安时处顺，不要有自我的心念。《庄子·山木》篇还说：“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
故尧非有人，非见有于人也。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君王之累乃君王有为所致，有为则有事，有事则争，争则累。魏文侯就意识到魏国成为他不得开心的负累。他说：“吾闻子方之师，吾形解而不欲动，口钳而不欲言。吾所学者，直土埂耳！夫魏真为我累耳！”（《庄子·田子方》）文侯以国为累，而《庄子·庚桑楚》中更多阐述了自我之累。作者首先指出无累之境应是“至礼不人，至义不物，至知不谋，至仁无亲，至信辟金。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庚桑楚》篇讲的“无累”的关键在于“至”。所谓“至”，就是至高无上，达到顶点，因为达到顶点，眼界特别开阔，没有任何局限，所以就能够“不人”、“不物”、“不谋”、“无亲”、“辟金”，也就是虚化了所有现实存在，达到万通的境地。反之，在仁、义、礼、知、志诸方面如果不能达于“至”或“彻”就会有累。“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那如何去累呢？关键在于心静。“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富贵贫贱均不会害身，便是无累。
知足可以去累。“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庄子·让王》）总的来说，要做个真正快乐自由的人，关键在于：“谨修而身，慎守其真，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庄子·渔父》）“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庄子·天下》）；“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同上）。绝不要像小人那样，为妄图道物兼得，未免乎累。“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而应当学至人那样，超脱一切，无有为心。《庄子·列御寇》曰：“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让自我的心灵像山间挺拔的松树，立定脚跟，心不随物转，安闲自适。
（二）原心反性以养生
《淮南子·缪称训》有言：“原心反性，则贵矣；适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这说明“心”的活动与自身健康有着直接关系。《文子·九守》：“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宝也。”人之心是形体的主宰，用《老子》的话是“心使气曰强”。而淮南学派也认为心可“经天下之气”（《淮南子·原道训》）。心灵在健康状态能够自动调节身内精气达到强健的目的。这里蕴含着治心养生的操作性指向。其实，心之“使”或“形之主”都通过“神”来起作用。“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则心平。”（《文子·九守》）神清方可智明，智公方可心平，所以，说“神”为心之宝是不为过的。
治心何以养生呢？《文子·符言》对此进行了发挥，作者说：“人有顺逆之气生于心，心治则气顺，心乱则气逆。心之治乱在于道德，得道则心治，失道则心乱。心治则交让，心乱则交争。让则有德，争则有贼。有德则气顺，贼生则气逆。”心顺则生养，气逆则生病。但心顺需治心。而心治需要含蓄道德。心治与道德间是互动关系，心治了有道德，有道德心方可治。所谓“德积则福生”（《文子·符言》）。
治心的旨向在于“平和”。“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
夫乐有适，心亦有适。”（《吕氏春秋·适音》）否则，虽有五音在耳旁却不能听；虽有五色在眼前却不能看；虽有芳香在鼻前却不能嗅。原因就在于心不乐，心不得其适，就会影响到感官的功能。所谓“心者，形之主”（《文子·九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道家提倡心要静，以静养生。但是道家也意识到心静只是一种境界修养，心之动有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外在原因比如声色犬马等各种诱惑，而内在原因是指人之常情得不到维护时，即人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时，那么心自然会动。道家并没有排斥人的基本欲望，而是要求人的欲望得其宜，不要贪。《吕氏春秋·适音》指出“心亦有适”，适者，和也，与人之情相合也。“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
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矣；生全则寿长矣。”（《吕氏春秋·适音》）自然欲望得到满足，心就得其所，是谓合乎身心之理，故而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