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导言中指出：“我关于这两篇宣言（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引者）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柏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记得在1974年前后，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马列的六本书，其中就有《法兰西内战》。那时我们学起来虽然很吃力，但是它的光辉却依然让我们受益良多，特别是在一些突出的论断上，更让我们记忆犹新。
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这部文献中就已经对法国的工人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因此才能在巴黎公社革命事件一发生便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他指明工人阶级“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股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当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反对它的时候，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向无产阶级报复。……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一个是“还不能”，一个是“已经不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朝日，一个是沉沉坠下的夕阳，两个貌似不显眼的用语，却道出了历史转折的要害。
对于梯也尔这个政治小丑，马克思是这样刻画的：“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将；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指定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知己知彼，对于这个彼，更应该认识得清清楚楚，一针见血。在工人阶级举行起义之前，马克思是不同意的，他对行动条件的估计非常客观。但是当起义发生时，他并没有任何指责的语言，而是把深刻的道理和经验教训向工人阶级做出阐发。对于一些革命的干扰群体，他不无遗憾地说：“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运动的结局将如何？马克思指出：“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公社的光辉不可磨灭，“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
最后，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协会表态：“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条件。”
如此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在马克思的笔下，他并没有居高临下俨然以一个理论家的风格展现，相反，他好像就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那种切身感悟身临其境的描述与宣示不能不使人动容。
再看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政治成语已经收入到了《汉语词典》。“一国两制”、“东西南北”、“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特别是他在《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中，不足两千字的内容，可以说字字珠玑。“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这个谈话给我们划出了一个底线，建立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主权问题不谈判”。“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诗言志”，其实一个人的任何语言都是他志向、胸襟、才华、智慧的表现。且看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前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的评论：“他（邓小平）言谈举止非同寻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极为坦率和富有远见地谈了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证实了我和其他许多人的看法：他是本世纪的伟人之一。”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前美国国务卿享利·基辛格说：“我认为，从理论和实践上，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都比苏联走得远得多。中国做了一些甚至在苏联还不曾谈到的。”这就是我国改革之路的总设计师，他不但把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运用在每一项政策决择之时，同时也体现在任何一个场合下谈话的言词之中。
如今我们仍然走在改革之路上，而且是更加深入更加科学地发展着。但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学术界却呈现出令人慨叹的局面。
用“知识规划时代”来指称当下的“研究运动”也许是共识。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在省一级不就存在着“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吗？它隶属于省委宣传部，是名符其实的权威部门。毕竟有按耐不住的人说出了心里话：“陶东风教授曾发表了一篇题为《高校改革与填表教授》的文章。文中说：‘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还有每学年度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
这还是直接现象层面的描述，如果再看一下由此而导致的所谓学术运动，那就更让人揪心了。由“知识规划时代”必然引起“学术的权力寻租”。“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一方面是这个学术体制的受害者，他们不得不卑微地放下身段，以谋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一方面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拥有一定学术权力的学者，在项目分配、评奖、学科评估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比比皆是。我也曾参与过学术评奖，目睹了有些学者，既参加了评奖，自己也是评委，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虽然是匿名评奖，但他们毫不遮掩地当众告诉其他评委哪篇文章或者著作是自己的，让大家‘关照’。这种贻笑大方的事情他们真就做出来了。‘知识规划’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利益圈子，有中央的圈子，有地方的圈子。每个省都有一个学术利益团体。我们看一个省的评奖，总是那么几个人得奖，给人的印象这几个人是这个省的‘学术泰斗’，但是如果了解这些评奖的内幕就会发现，原来是他们在左右着评奖，他们通过自己的权力把自己变成了‘学术泰斗’，而不是通过学术成就、人格等在专业同行中自然形成的。学术的生产方式、评价体制与‘潜规则’构成了不作宣告的互惠关系，如何走近和实现这个‘潜规则’，是许多学者内心真实的焦虑，学术本身不再是问题，学界在这个意义上变得庸俗无比，尽管他们还在这条学术的‘通途’上一路奔跑并兴致盎然。……追求真理、一心向学的学者品格，在这样的环境中早已退出了学者的公共意识。”
照理说，无论何种事情，何种运动都要有一个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但是按上面说到的这种规则和方式，有谁还能免俗？一个学人要生存哪！这样，当我们把自己的名片拿出来的时候，上面的一堆头衔真有点不好意思给同行看了。要是吓唬基层朋友也觉得没意思，真要是拿给外国人看准保吓他们一跳。我们都是在这种机制下劳作：文章分为ABC和普通期刊的级别；项目分国家、省部、厅局、学校级别与横向之类；分值要计算独著或合著排名等等。绝大部分文章不但拿不到稿费，还要出一笔不小的版面费，从大几百到大几千元不等。难怪有专人从事这个产业？
文章样式也有据说是国际通用规则，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引用的统一标注，字数等要领一个都不能少。就是机械厂里生产出的标准螺丝也不一定赶得上时下文章的格式水平。在这些几乎称得上文字污染的海洋中，要想吸取点有用的东西，那可是一种功夫。
世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之关系，为了防止毕业论文的抄袭现象，居然就有了检测重复度的软件，有的不超过25个字，有的严格到不得重复15个字。这算是一种防范作弊的手段，但它有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的汉字和组词，进而学科的成套术语连缀，它们被创造出来就是供人使用的，一旦出现“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况，只能按作弊处理，这不但可笑，而且可悲。第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随之出现，自己检测一遍，有不合格的地方，只要稍稍改动个别字，或换一下说法就会万事大吉的，除了“对付”这一招数，其他学术考虑都在其次了。学术腐败岂是这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小药方能治得了的？
面对如此局势，也能偶尔看到另类选择，不评职不升迁自搞一套，脱离大环境另找出路。但这样的人毕竟少而又少。经常听到的却是这样的说法：一种不合理现象，你要是不能改变它，就只能加入其中。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了。实际上正义的力量和行动已经在成长了。“孙郁在《在民国》中，集中讲述了那一代人的‘风骨与气度’。孙郁认为‘民国文人的内心是很苦的，置身于一个苦闷、矛盾的时代，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只能在迟疑、迷惘、背叛和漂泊中进行。’”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禹这些国宝级大师。想到鲁迅的杂文，既没有被规划过，更没有被模式化纳入正统，它的存在即是一种武器。又不能不想起《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风格。这些杂文敢于正视现实，大胆评论时政，尖锐讽刺各种不正之风，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并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语言亲切，富有文彩。其中像《说大话的故事》、《三种诸葛亮》、《一个鸡蛋的家当》、《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从三到万》等篇均寓意深刻，发人深省，起到帮助读者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识别事物能力的作用。再看看如今的文字，论文有论文的文体，专著有专著的著体，像易中天那样的做学问法，不是被看作另类吗？反过来说，我们的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缺少的不正是这样的类型吗？
让我们更加不忍的是学风影响市风。人们现在很不买账的有这样一类词：上纲上线、思想工作、促膝谈心、批评教育、深刻检讨、痛改前非，通通的被看作狗皮膏药。难道这些曾经的思想活动一概不起作用了吗？错！而是它们那种正襟危坐、居高临下、堂堂辞令把人们惹烦了。
有一种让人期待的上下思想交流方式正在悄然扩展，这就是政务微博。它一改过去严肃、模式化的交流观念，探索以轻松活泼的网络语言与网民进行交流。它拉近了政务机关与百姓的距离，改变了以往百姓发言机会比较少的状况。与其他传播方式相比，微博具有快速、亲切、人性化等特点，一些富有暖意的表达，使政务机关变得亲民。热线电话是点对点，而微博是点对面，它是一种平等的沟通，需要领导干部更新话语体系，学会与人民群众用生活化、口语化的语言沟通。如果我们的各类报刊杂志和学术会议，包括政论文献和研究成果，都能向民间注视，多来一些《辩证看，务实办》这样的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