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政治理论课才是高质量的？如何评价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水平？我们和自己的理想教学目标究竟有多远？在一项比较权威的大型调查中有以下的情况：“本科生组在回答‘最喜欢的思政理论课老师’时，认为‘内容浅显易懂，讲解生动有趣、口才好，演说能力强’和‘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探求真理’的教师是最受欢迎的，三项占60·3%。大多数的学生认为要想政治理论课上得不枯燥，让课程变得生动有趣是最好的办法。55·8%的学生选择了‘老师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课本内容有趣，课件内容丰富’及‘科学性、理论性、逻辑性强’。毕业生组在对‘您最欣赏的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具备什么素质’的问题上，普遍认为理论讲解深刻、逻辑性强，内容浅显易懂，讲解生动有趣，口才好，演说能力强，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探求真理这几个因素最为重要。他们对思政课的期待更多是想在和教师的接触中得到思想上的锻炼。在回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这种教育模式，对于一个人的政治素质培养是否科学有效’时，认为目前的教育模式是科学有效的占26·1%，认为不是最有效的占60·1%，11·7%认为‘一点用处也没有’。调查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已经走出校门的毕业生认为他们所接受的这种教育模式并不是最好的，不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绝大多数非思政课教师认为，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好坏根本因素是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积极参与及与实践的结合。有92·5%的教师认为，一堂高质量的政治理论课应该内容有趣丰富，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有很强的科学性和逻辑性，教师在教学大纲的要求下，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还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教师与学生之间有更多互动。总之，将内容变得新颖活泼，让学生觉得有趣，增进师生间的交流沟通是很必要的。如何评价思政课教学质量？本科生组中66·4%的学生选择了’按照一定的比例，由学生、督导专家和管理部门进行综合评定，政治理论教师的教学水平应由各方面的意见汇总得到。在具体所占比例上，大多数的学生认为学生评价应占更大比重，专家次之，管理部门最小。在非思政课教师中，71%的认为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水平的高低应该按照一定比例，由学生、督导专家和管理部门进行综合评定，而不该由哪一方单独决定。52·2%的教师则认为，在这个综合评定中，学生的评定应占更大比重，专家次之，管理部门最小。从大家的选择来看，高质量的思政课应该非常切合学生的实际，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发散学生的思维，而不是专家和管理部门所谓的评估。所以，评价思政课教师的教学质量应该尽量咨询学生的意见，而不是简单的、形式化的评估。哪些因素可以作为衡量思政课教学效果的指标？调查显示，可以作为思政理论课教师教学效果的指标有学生的到课率、抬头率，课堂上师生的互动率，课后学生学习的反馈率，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的专心情况，以及学生将思政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情况。”
实际上，我们对自己教学效果的预估往往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并不知道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的思维状态在效果天平上究竟占多大份量。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只要学生的思维被调动起来了，我们的讲授目的就达到了。至于他们考试的成绩以及将来的运用并不是这个场合所能解决的。就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公民、甚至不能要求一切受过初等教育的公民必须能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样。我们不能对大学的思政课堂抱过高的期望。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课堂，这是一个更加复杂也更有可塑性的教育空间。1989年北京那场动乱之后，邓小平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这个教育当然指的是全民性的，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化”。社会主义是全新的大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统领下才能实现的。我们经住了社会主义低潮的考验，我们的改革比较成功，但是经济的发展速度一下超过了人们心理的承载力，多数人还没有与思想的转变合拍，一些西方的东西就冲了进来。加上陈旧的东西还没有合理脱壳，这就堵塞了正常的思想成长渠道，没有不出乱子的。
我们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氛围到什么程度呢？特别是在形式上能达到怎样一个水平？是不是希望空气中都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民族特点来说不可能。别看我们对毛泽东的主义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不可能做到这样水乳交融。这恐怕在哪个民族也是一样的。我曾经问一位留学马来西亚的学生：他们那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什么？回答是：信仰问题早在家庭中随着宗教活动建立起来了。这使我很受启发，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那么变通的思想宣传是否易于被民众接受呢？错！别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就算是拿一种宗教来进行渗透也是不能撼动中国人的。历史上只有毛泽东能唤起中国人的心力，还没有第二个同层次的里程碑。也罢，我们已经不太在意《丑陋的中国人》中的自画像，只能通过英雄的壮举和平民的艰辛来体味马克思主义力量的社会作用。
三、公文淹没
这里所谓的公文是指一种公认的表达政治思想的文体，一种公开俗成的习惯。这种行政文体，或者说文化形式不但在正式的公文中强烈地体现出来，而且推延到学术领域甚至生活当中。
首先承载这种文化模式的当属政治文稿。
在一些高端媒体特别是平面媒体，我们经常看到占据重要位置的大块文本，其中不泛冠以大人物名字的文章，它们构成一个惯常的样式，当说到一个问题，往往是“内涵、意义、价值、措施”一连串的阐述。洋洋撒撒大几千字，不怕重复不怕全面。这样的东西，莫说是非专业人士，就是圈内的人也很少塌下心来阅读。为什么？不是不想了解新信息，也不是不想深入思考问题，关键是这类文本既不能给人以新，更不能引人入深。本来初衷是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却无意间成了马克思主义普及和深化的敌人。
我们都知道，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是矛盾的，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方法，但抛弃了其体系。因此我们看到，在马克思这里，你抛弃他的体系也便抛弃了他的方法，因为马克思的方法——新辩证法，可以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展开与整体相关的论述。我们了解哲学史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如果对此有兴趣也不妨去花功夫探求一下，但是有些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到图书馆借来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或《精神现象学》那就要劝他们还回去，要得到辩证法思维训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们是最有成效的。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全释文本。从《存在论》到《本质论》再到《概念论》，一个严谨的、包括许多里程碑式范畴的思想演化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但是如果你脱离了这个体系，中断了这个绝对观念自我演化的链条，任何一个概念或范畴都成了无本之木，成了一个毫无根据的空洞词句。同样是矛盾这个概念，马克思把它植根于现实生活当中，它就成了一棵常青树，无论什么内容，它的效能都会得到具体说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更怕黑格尔的死的体系，唯心主义并不会影响什么。一旦你陷入体系不能自拔，鲜活的辩证法就会失去光彩，成为生活的阴影。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恰恰是退到了马克思之前，是马克思极力要摆脱的那种思想模式。
我们还是看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怎样示范的。
下面是《生活中的毛泽东》一书的片断
抗大教员
为了培养党的干部，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每当到延安来的青年学生够上一二百人时，毛泽东总是要去亲自接见，给这些同学讲话。
“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京所有的大学不一样，北京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那里有礼堂、有教室、试验室、图书馆、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毛泽东习惯于这样开场白。
“再有一点，我们这里没有教授教员，可能研究某些科目时有些人给讲一讲，都是一些行政干部，主要是靠你们自己学习。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大道理的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理论和方法的一个大学校，研究抗日道理的大学校。我们人很多，上千人，一二千人……”毛泽东这样介绍抗大。
讲完话后，毛泽东就跟学生一起会餐，然后又一起开晚会。
抗大的课程由毛泽东亲自确定，一共是四科：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和辩证法唯物论。其中辩证法唯物论的课程就是由毛泽东主讲。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毛泽东在抗大讲演时讲授提纲中的两部分。整个讲授提纲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抗大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学员又大都来自全国各大、中城市，这对每一个学员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由于太艰苦，难免有人说些怪话，发点小牢骚。学校领导就把学员中的思想状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要求毛泽东针对种种思想问题去给师生们讲一次课。
毛泽东到抗大讲课，一类是讲哲学课，另一类便是思想修养课，或称做思想工作。
1938年春，延安城外，凤凰山脚下的一个沟岔里，抗大的全校师生都整整齐齐地坐在这里。会场设在这里，是为了防空。
毛泽东手里拿着五六张毛边纸，上面列着讲课的提纲——用毛笔写的，每页只写七八十个字。
他把提纲放在桌子上，便讲开了。
第一个问题是讲“爬山主义”。抗大的早操，有一个科目是爬山。有些学生身体弱，爬山经常掉队，觉得脸上不光彩。想请假，又怕别人笑话自己落后。于是便对爬山运动发起牢骚：“我们来延安，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闹革命，你们为什么老搞爬山主义呢？可不可以把马列主义增加点，把爬山主义减少一点？”
毛泽东从作战需要讲起。他说，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我们动作慢了就会吃亏。练习爬山，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无关紧要的小事。
爬山行军作战也是红军的拿手好戏。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间，挥动一下右手，继续说，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人，胜利到达陕北。可不能把老传统丢了！至于身体弱的同学，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
第二个问题讲“劳动大学”。这个词也是来自个别学员的牢骚话。当时抗大的许多后勤工作都是由学员们自己来做的。住窑洞学员自己打，吃粮学员自己去粮库背，烧柴要学员自己去上山砍柴。总之，公差勤务很多，星期天，课余时间都很难得休息。
“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加名副其实。”有的学生发起牢骚。
毛泽东不赞成提“爬山主义”，倒没有正面反对“劳动大学”这个提法。他从最基本的一般道理讲起，讲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他并不只用抽象的大道理作说教，更主要的是着眼于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增加，学校要办，又缺乏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叫作“艰苦奋斗”。
不得已而为之呀！他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做，是增加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抗战的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咱们能办不能办？
情况摆出来了，毛泽东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不用说，在这入情入理的说明面前，思想上的疙瘩很快解开了。
我们再来看马克思就巴黎公社这一伟大创举发生之际所写作的《法兰西内战》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