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还是一种运动，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提出“马克思主义运动”这个概念，我一时被自己这个创意给惊呆了。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三层含义：一种时代思潮，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现实运动。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马克思主义运动，合不合逻辑呢？从字面上还看不出来，只能通过推论来证明，并进一步演绎发挥。
一、传统的实效价值观
对于这个问题，我做过专门的研究，主要是分析邓小平的思想而得出了一些结论，在这里展现出来。
翻开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不难看出他的论述言简意赅，这尽管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却给我们探索其内在价值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务实的时代，需要务实的思想。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恰恰贯穿着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方法——唯物主义的实效价值观。这无论对我们的实际工作还是理论研究工作都起着时代的启迪作用。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我写了一篇题为《邓小平的实效价值观》的文章，现摘选如下：
经过比较全面的总结发现，邓小平的思想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1．理论的简洁性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九二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这充分显示出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实事求的态度。邓小平没有专门的理论著作，而且他的文章大都简短通俗。如果我们按照老框框去套，比如按照自然观、历史观、方法论等范畴去对应邓小平的理论，必然会产生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这是因为没有抓住它的理论特点而产生的错觉。简洁性，不仅是邓小平的文风，更重要的是由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所占的地位决定的。或者说这个理论大厦在当今时代需要这样一种特定的砖瓦。《邓小平文选》与《毛泽东选集》有很大的差异。除了时代任务和个人风格的因素外，再就是理论上的非独立性需求问题。毛泽东与邓小平，同为伟人，尽管他们代表了不同时代，但从革命生涯的宏观角度看，他们又是同时代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已经包含了邓小平理论的结晶要素。因此在很多问题上，发展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正确运用的问题。如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关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关于群众路线等等。这样的问题无须出专门著作，关键是正确地运用。邓小平的著作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因为这些伟人都属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元首，是在批判旧世界当中初步树立新世界观，其理论浩繁而壮观。很显然，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他们最优秀的继承人。因此，除了继承他们的思想，没必要重新创造体系。
邓小平理论的简洁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它生发于历史回旋的最低点，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延伸，而是重新找回。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拨乱反正，要破的东西很多，以“两个凡是”为主要障碍，到处弥漫着个人迷信、唯上唯书的愚昧哲学。这时候，除了重新解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之外别无选择。本来，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可在当时的复杂背景下，也不得不花很长的时间去讨论。在这个时期，邓小平讲的许多话、许多报告，除了历史的矫正
价值之外，自然没有独立的理论意义。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在理论上进行是非界定的阶段，正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也许多少年之后，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会形成不同的流派。但是无论如何，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只靠念“大本子”。而正是邓小平那样的简洁、明确、包容性大、针对性强、内涵丰富的思想表达方式才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2．实践的探索性
作为一个政治家，邓小平不仅给我们指示了方向，而且还制定出具体的政策来。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他始终遵循一条行动原则——探索前进，用实践来检验，边实践，边探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实践观。邓小平讲过一句有名的话，“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对“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这一辩证过程的形象的比喻。它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解决任何问题的答案也都不可能是现成的。而改革更是动中求变，变中求利之举。只有敢冒风险，下得河去，再加之敏锐的洞察力和稳妥的步骤，才有可能找到一条最佳的路径。
如果说总是站在河边上来论证过河的可能性，以“刻舟求剑”的思维方式来驾驭现实，必将丧失时机，被历史所淘汰。
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他带头拨乱反正，除了及时总结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外，还把过去对农民的束缚全放宽了，多余的农产品可以到市场销售，农民可以长期贩运，办小型企业，由专业户发展到专业村，个体经营到乡镇企业的崛起。终于在短短的几年内基本上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
“经济特区”开始只是一个新概念，许多人长时间接受不了，议论纷纷。邓小平态度很果断，就是“不搞争论”，让实践说话。以至于十年后，人们竟然后悔没有把上海也搞成特区。
在各行各业的工作中，并非所有的内容都需要探索。因此，人们往往习惯于按部就班，驾轻就熟。思维的惰性和行动的局限很可能将发展的新机遇埋没在日常性事务当中。邓小平作为一个战略家，尽管年事已高，却时刻注意提醒人们把握新动向，开拓新路子，创造性地工作。他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
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页）在他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国在企业的优化组合、社会医疗保险、股票市场、住房制度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人们在这巨大的变化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也得到了许多东西。在现实生活中，诸如打工、辞退、下岗、双向选择等事物和观念，已经进入人们的生存环境。积极调整和冷静应变构成了现代人能动的心态。依赖变成了寻找，等待变成了创造，多少人在困难中崛起，在逆境中重生。因此，我们不能不说，邓小平的探索哲学使整个民族提高了生存能力。
3．策略的灵活性
邓小平曾经说过，自己真正的专业是打仗。在血与火的年代，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建立的功勋是世人瞩目的。令人钦佩的是，他在前半生的戎马生涯中所形成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能够巧妙地迁移和再现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上表现出策略的灵活性，完全来自于他不断发展的、体现新时代特征的思想方法。以往的矛盾分析法尽管解决了事物发展的原因、动力、道路等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多样性的矛盾共处一体的具体形式问题。也就是说，只沿着“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这样一条思路，已经不能客观地把握复杂的现实。因此，邓小平从系统与全局的观念出发，形成了“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的思维方式。比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反对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在每一个命题当中，都包含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不同因素，而命题的实质就在于避免了“荡秋千”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特征，注意了事物构成的复杂性。
在处理问题的灵活性方面，恐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了。连被誉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都由衷地称赞这一构想是一个“最有天才的创造”。列宁曾经指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它不把运动陷于某一种斗争形式。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列宁选集》第1卷第672？673页）进人80年代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新变化。继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之后，邓小平根据新的情况，又提出了在三个世界中还存在着东、西、南、北四种基本力量和多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对这一形势，邓小平以纯熟驾驭中国现实的睿智，雄视整个世界历史和未来的高超能力，将“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为“合作共进”的理论。
邓小平指出：“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74页）这一构想是在单一制国家结构条件下实行的具有某些复合制特征的结构形式，并且这种体制不同于现行“联邦”式复合制，或多党轮流执政的议会制。这就表明：国家具有阶级属性和民族属性这两重属性，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国家的民族性必须高于阶级性。今天看来，这条路子不仅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最佳选择，同时也为填平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及领土纷争等各方面的历史鸿沟提供了借鉴。因此在世界上被引伸为“一球两制”“一区两制”“一球多制”等处理问题的策略理论。正象外国学者所评述的那样，邓小平不仅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4．原则的唯实性
外国有些评论家曾经把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相提并论。这除了误解之外，也不乏别有用心之嫌。毛泽东在评价邓小平的时候曾指出：他“政治思想强，原则性强，棉里藏针，柔中窝刚。”在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里，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78年由邓小平发动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确立实事求是原则的良好开端。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掌舵人，邓小平鲜明地主张，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并不是僵化的教条，不是一经形成就万古不变的终极真理。在一次谈话中他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页）。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时期，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认识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提出消灭私有制的最终目标。而在今天我们国家的具体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就提到了最高的议程上来。这就是当今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和表现。邓小平认为，按照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不是一讲社会主义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根据我国的历史条件，必须艰苦奋斗到下世纪中叶，“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重要讲话》1987年2月、7月第23页）。
著名经济学家陈云同志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对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生动描述。作为他的战友，邓小平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他在江西“劳动改造”三年期间，尽管环境恶劣，形势逼人。但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的航船一定要驶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他根据的是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的实际。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关于社会主义初级段的判断，关于社会主义的多种模式论，以及在国际上永不称霸等论述，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国情。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做任何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出发点，浓缩为一个命题，就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这既是生产力标准，也是价值标准。有了这一点就会主动地应付任何突出的变化。1989年2月26日，针对国内的一些动乱因素及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抬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的时候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邓小平文选》第三第284、285页）
邓小平的唯实思想，不仅是一种原则，也成为他个人的一种风格和工作作风，正象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08页）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一个实干家在处理问题时的针对性和效益原则。他在谈到人才问题时说：“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邓小平文选》第3卷10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