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告诫学生们，读经典，读名著，一定要仔细读它的“序”，或“译序”。比如读《茶花女》，你一定要仔细阅读和分析小仲马，他为什么写作这部书，他有怎样的身世，怎样的情感。要是读《红与黑》，就要了解司汤达，他为什么创作了于连·索雷尔这样一个人物，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用各种手段向上爬，最后居然成了上层社会集团的核心人物。那么他对社会与人生有着怎样的感悟，能给我们什么启发。你要是读《牛虻》，就不能不去考察爱丽·伏尼契的经历等等。这样的做法，就是根据马克思“阶级分析”的原则来认识人，认识作家和他们创作的角色意义。人物的语言和情感，不是独立的艺术形式，它们是社会特定阶级和阶层的代表，通过他们可以认识社会发展的脉络。
比较东西方文化表现手法，虽然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一个共同点必须抓住，那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典型语言。所谓典型，就是最能代表某事物一般本质的个性特征。这也符合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任何抽象出来的东西必须还原为现实中的具体存在对象。比如“铁面无私”这一属性怎样在包公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他一生办了数不清的案子，但是最能代表“铁面无私”这个属性的就是几个典型，一是铡驸马，二是铡包勉，三是打龙袍。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树起的人物形象，因为是对“这一个”的解剖，所以，特色鲜明，令人难忘。
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如此，要有个性，不用死套子，要形象生动，有立体性和人民性。毛泽东说我们要让教条主义休息，但有人却叫它起床。说日本鬼子的蛮横是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说工作方法叫十个指头弹钢琴，牵牛要牵牛鼻子。把争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叫愚公移山。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等等。而不是用“平心静气，谦虚谨慎，态度端正，严于律己”这类没有个性的抽象说教。
在表达问题的方法上，马克思早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在讲到劳动力出卖的条件——劳动日的时候，用“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继承权”这个《圣经》中的典故。在批判蒲鲁东的经济学说时，他指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蒲鲁东就是经济学说中的黑格尔。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更是挥洒出了欧洲美学无尽的魅力。“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闻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才算是运用自如。”最后一句，经常被人们理解为“掌握外语的熟练程度的标志”，实际上，只要联系上下文，就会看到马克思的真正用意何在。
“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根据《圣经》中的“出埃及记”，犹太人在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害怕荆棘丛生的道路，开始怀念做奴隶的日子，那时还可以围着一口大锅，分一点肉汤勉强活命。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谚语。
“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揭露虚伪，淋漓尽致。
“只有当他战胜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的假面具下装做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包办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刻画本质，一针见血。
“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这种两面性，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严正的宗教家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化时，红衣主教比埃尔·德·阿伊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背信誓言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混乱还能拯救秩序！”这就是雾月十八日的综合结局，这就是法兰西阶级斗争的丰富场面。
当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精彩的表达，要理解欧洲的社会关系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就像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历史的关系。大山说出的成语和歇后语，一串接一串，而要说对它们底蕴的感悟，恐怕一名高中生或年过半百的市民也要比他更丰富。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成语典故之类的凝练形式，外国人在汉语面前恐怕就更困难了。“说曹操，曹操到”只能理解为曹操跑得快，“大红大紫”是颜色太重，“二百五”就是个三位数，“彼此彼此”就是你我你我，“看菜吃饭”是养生学，“一箭双雕”是好射手，如此等等。
中文的表达，力争简练、形象、立体、通俗。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风格，“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除了指出它们谁是第一性的，并做不出别的定义来。”高屋建瓴，概括直观。在我们中国，戏剧唱词有着非凡的表达力，比如《群英会》里面周瑜送别黄盖时的嘱托：
浩然正气冲霄汉，
惊醒了星斗闪闪寒；
骇浪奔涛增婉转，
风叱云咤也缠绵。
老将军珍重此身经百战，
珍重了东风初送第一船。
大江待君添炽炭，
赤壁待君染醉颜。
松柏劲骨当岁寒，
（你）谈笑而去谈笑还。
干事业的豪迈气魄，对前辈和战友的关爱，对军事计划重要性的强调，保证安全又等待胜利的期望，尽现无余。
又比如《春闺梦》里面，妻子在梦中对丈夫表达自己的担心：
门环偶响疑投信，市语微哗虑变生。
特别是“虑变生”三个字用得绝妙，顾虑事变发生，有极强的概括力和想象空间。
又如《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词：
垒起七星灶，
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形象夸张的比喻，既有大气的美感，又表现了主人公沉着冷静，智慧高明的斗争状态。
为什么我们的家长要让孩子们从小就背《唐诗三百首》，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神韵的初级载体。
在我们国家，要想让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必须以中华文化的土壤来吸收消化这颗种子，像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