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当，还没有哪一位的诗能与毛泽东的诗相比。在选出来发表的诗集当中，毛泽东的诗没有一首不是经典，这一点还没有人能做到。陈毅诗选当中有些即兴的作品也是不太讲究诗的“法门”的。像《枣园曲》中的名子：停车枣园路，记从前，人民革命，中央曾驻。这无异于“顺口溜”了。一些新诗之所以没市场，就在于没有“法门”管束，像没有河道的水，四散飘流，无味可寻。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纠出四人帮”则叫人哭笑不得。只是形势所产，没人与之计较了。至于后来毛泽东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的句子，只能视作一位老人，在退出诗情之后的余兴。但终归是瑕不掩瑜。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精神，更应该包括民族文化手段的展现，以文化载体或生活主体的个性，演绎并深化“人类解放学”逻辑体系当中的丰富内容。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国家，为民而谋的知识分子是不计其数的。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的鲁迅，他们的情感之真切，言辞之精湛，与日月同辉，是江河可鉴。
说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国心、中国形式，还有让我们感动的一些民主党派的高层人士。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为我们揭示了早期知识分子开展救国运动的基本脉络。这虽然够不上“农村包围城市”，但是对中国农村的深入了解和组织的改造方案，成为后人认识社会的宝贵材料。其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梁先生在“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这一部分，分析了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特点。
“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制；三、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
由于前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如封建社会者然。本来，从第一点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社会已经不同，土地已难垄断。再加以遗产均分之第二点，更使土地分散而不能集中。河北省有句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此可见土地时有转移，贫富随有升沉垄断甚难也。由于后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资本垄断，如近代资本社会者然。有人说：封建制度之核心，即长子继承制。西洋为什么能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即是因为长子继承制之故——因为长子继承制，所以在封建制度中已为他造成一个集中的力量，容易扩大再生产。考之英国社会转变，可资佐证。那末，中国之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再加没有发动机的发明，小规模生产颇有他的方便，大规模生产无甚必要，资本垄断之势更造不成。无垄断即无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分，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并引证罗素的分析：“中国文化有三种特点：一、没有宗教，只讲孔子的道理；二、文字以形体为主，不随音变；三、官吏制度发明特早，与贵族分为两事。”这虽然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政治立场和具体化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毛泽东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促成农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不允许等到垄断的形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在一九二五年写成的，而梁先生的理论是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在十二年的发展之后，根据中国的形势，显然梁先生的思想多有保守了，它会限制在微观领域发挥指导作用。
梁先生是国学大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过教授，自一九三一年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花了七年时间，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让书斋里的学问服务于百姓，用民间的语言，道出社会关系的难题，开拓解放的路子，没有人会读不懂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他不是共产党员，也不能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种实践家的品格和人民性的文风，在马克思那里也会获得赞誉的。
通过以上事实，又该总结一番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个科学真理的发射源，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则是无限绵长的光，它被全部社会运动所吸收，转化为进步的能量。
与梁先生相近的费孝通先生也是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他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代表作，至今为人们所推崇，作为社会学的宝贵文献。
我们不能设想，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比民主人士离人民更远吧，这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党性不允许的。可我们现在的研究者，不慌不忙地坐在专门的“科研管所”，西方的东西还占了相当的量，这既便不是闲谈，也只能是坐而论道。目前，全国掀起了“走转改”运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人民生活根本上有哪些变化，有哪些问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急需解决，这不是看文件，听汇报就能奏效的。
“人民喜闻乐见”这个提法，还不能只把人民当观众，当旁观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内因论，“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党的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也体现在文化上。这几年春节晚会经常推出由普通民众表演的节目，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代表着精神生产的方向，说到底，是为了保证文化生活的根牢牢扎下去，吸收更多新鲜营养，绽放出更美的文明之花。
现在应该说说鲁迅了。鲁迅被毛泽东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旗手，代表民族的脊梁。在社会黑暗高压的处境中，他是青年人的导师和朋友。就连我们这一代人，也是读着他的《药》、《祝福》、《伤逝》、《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名作成长起来的。有人曾经不解，这样一位前线上的文化斗士，居然并不是共产党员。这样的问题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历史人物的两个原则，一是历史分析的原则，二是阶级分析的原则来解决。根据鲁迅所处的环境，他之所以能坚持战斗，开出一片进步思想的天地，也正是得益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们可以用一个例证来说明，方志敏烈士的《清贫》与《可爱的中国》，作为宝贵的党内遗稿，之所以留下来，正是多亏了鲁迅的身份。如果鲁迅也是共产党员，那恐怕这两份遗稿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这个过程，在中学课本中，以《同志的信任》记载得很清楚。何为同志？志同道合的人是也！毛泽东曾提出“党内称同志”，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突出地位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强调志的相同。方志敏作为中共党内的高层领导，他把鲁迅的意志看作是与自己完全相同的意志，因此，他不会顾及这种托付可能给对方带来危险，因为大家都是人类解放的殉道者。
更有人提出，鲁迅作为文学界的一代名家，居然没有一部长篇传世，言外之意还是感到遗憾。在我看来，这仍然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试想一下，如果鲁迅先生花上几年或十几年写一部长篇肯定没问题，但斗争的局面不知道要发生怎样的变化。鲁迅就是鲁迅，他不是张爱玲，不是郭沫若，不是巴金，不是老舍，他正是以杂文这种被毛泽东称为“投枪、匕首、解剖刀”的方式才投入战斗成为鲁迅的。什么叫历史唯物论？就是把人物事件的各种历史环境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再加上“这一个”的特质，真相总会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