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番理论，足以说明了“持久战”这个事物与方方面面的联系，它要比啤酒和书本、猫与羊的联系复杂得多也现实得多。
接下来就进一步谈到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战术问题。这对于矛盾两方面的相互转化，对于人的主动性、灵活性这一辩证法的重要思想是一些绝好的证明。
关于战争的话题我们先告一段落，下面谈谈文化方面的事。
二、人民喜闻乐见
中年及以上的朋友，一看这个题目便知，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倡的原则。这篇被简称为《讲话》的文献，一直以来是我们国家文艺工作的理论宝库，是创作文化精品的指路明灯。
我们还是要想一想，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著作，但是毛泽东在他的《讲话》里，却突出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所内含着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思想。这也说明了其理论的渗透性，它不会受到具体领域的限制，经过传播主体的消化，结出多样性的果实。
人与自然的关系，先是改造被改造，后是反映被反映。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四种关系：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
马克思在西方哲学的系列中存在，继承和发展了它的精华。早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就分析了人的道德本质，把自由和幸福看作是人的最高的善，最高的善就是美。遵循这个原则，在表述问题时也会体现审美意识。马克思讲到商品拜物教时引用了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让我们听一听经济学家是怎样从商品精神出发来说话罢：‘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必然包含交换，富则不然。’‘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是富有的，一个珍珠或一个金刚石是有价值的。’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化学家曾经在珍珠或金刚石内发现交换价值。……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想起那个善良的笃格伯勒，他告诉夜巡查希尔考说：‘要成为一个好看的人，要靠境遇；读书写字么，这种本事可是要靠天生。’”
在西方，美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人们在追求真知的时候，同时就享受到美。《资本论》是为工人阶级立论的，由于同种的文化土壤，欧洲的工人群众，在接受起这一语言形式时，肯定有亲合力。尽管它在英、法、德、俄等国都有相应的版本进行传播，但行文所引起的感受误差并不会太大。但在中国则不然，还拿《资本论》来说，不同的译本，尽管内容不变，但每一句话都是有差别的。比如：“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就比“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更准确、更容易理解。其他的地方，就算不会发生歧义，在情感上也有很大的阅读差别。更何况整个西方文化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对于传播真理会有怎样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在文化转换的角度，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就是一个总体译本。
还是从人民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出发，毛泽东力排一切非人民性的文化现象，《反对党八股》就是很好的明证。“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毛泽东非常巧妙地用了“八条罪状”的“以毒攻毒”法，深刻揭露了这种脱离人民、危害社会的腐朽文风。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花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为什么会有这种腐朽的文风出现呢？很简单，就是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其中的第四条罪状“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就是在今天也仍然存在，而且还罩上了一层学术面纱，可称为“学术八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没有马克思原始文本的地方，根据逻辑推理，演化出了一系列貌似新鲜的说辞，只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逻辑，这些说辞是马克思自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的。难怪马克思曾表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马克思写的东西并不难懂，无论你是在讨论本体论，还是认识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已经决定了它的通俗性。但为什么在我们手里转来转去又晦涩艰深了呢？真有点退到黑格尔的味道，好像不这样写就不够“学术”。究其原因，就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尽管有些研究是业务的需要，但是在选题和立意的角度上还是有个立场问题。是不是从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考虑，是不是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完全由作者本人来把握。比如西方的一些东西，诠释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等，从国际交流、知识传承考虑，值得给以关注，但是，如果纠缠于细节，过多地咬文嚼字，你争我辩，写出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文章，甚至扩展为专著，那就是无端浪费人财物。
毛泽东指出：“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得懂，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有人可能说，学术的东西，老百姓怎么看得懂？现在就对老百姓这个概念作一个大致的分析。
老百姓是分类分层的。从职业上说，从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人也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在这里，除了少数精英和高层领导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老百姓，也包括有些写艰深文章的作者。你不让工人农民看，总要让同仁看吧，不然写它有何用？这些同仁从平均的水平上说，不是都看不懂，但只有少数人有看的意愿。
另外，今天的老百姓是21世纪的人群，在阅读数量和读书类型上都大大扩展了，理解能力也不断提高。只要你真心想说理，且有根有据，就不会有信息盲点，前提是写他们关心的问题。
人民群众在各自的斗争生活中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他们当然是最有经验的实践主体，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这一揭露对今天仍然起作用。
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在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关系方面还比较容易做到位。犯官僚主义和浮夸作风错误的问题还是影响有限的。在今天，随着和平条件下生活的安逸和富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需求逐渐增长，市场运作在现实生活各个领域中的渗透，许多党员和干部在意志上已经出现放松甚至褪色的苗头。在学习宣传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往往是口头上的工作比较热烈，实际操作起来却虎头蛇尾，甚至有些基层干部根本就不屑于提到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句。一说到腐败问题就来个一层推一层地往上看，这实际上并不客观。一说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把自己的地位“降”到最底层，以为自己就是人民大众的基本分子，这样一来，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人民服务、奉献社会等等的责任，好像自己已经不是主体，而是客体了。有说词道“咱们是小小老百姓，管不了那么多”。可一到关键利益所在，则不失去任何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这样的人如果不限制传染，其危害并不亚于那些大的贪官。
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群众教育工作的态度和方法问题，那倒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毛泽东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当一些文艺工作者抱怨说“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破坏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
毛泽东所追求和提倡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他自己身上得到完美体现，我们就以他的诗词为例。
《毛主席诗词三十五首》在“文革”时期是我们这一代人上“语文课”的重要内容。（其余还有《毛主席语录》）虽然不太合乎教育规律，但是对我们的熏陶终生有益。可以说，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的普及，很大程度上与基督教要求教徒必须诵咏《圣经》有关。而我们这一代人许多的古典诗词知识，也许应归功于毛泽东的诗词在“文革”期间的广泛普及。
三十几首诗，基本上把“整部中国历史排列下来——‘不周山下’，‘子在川上曰’，‘鲲鹏展翅’，‘沽名学霸王’，‘秦皇汉武’，魏武挥鞭’，‘唐宗宋祖’，‘成吉思汉’，‘军阀重开战’，‘百万雄师过大江’，此外还点缀着‘小小环球’的国际主义——‘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以至‘土豆加牛肉’的苏修（看今日，已不是’土豆加牛肉’步入共产主义，而是’面包加汽油’跳进资本主义了）。……“毛泽东诗词中最成功的一点，则是用古体诗及大量典故来描写现代题材。试看‘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更有许多‘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雄关漫道真如铁’等的战争题材。”这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身临其境的感受，这就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喜欢借用别人的诗句，这一点使古典正统先生们大为反感，因而贬其诗词为‘抄袭’。而实际上这些借用之句都有许多神妙之处。例如‘我欲因之梦寥廓’（李白∶‘我欲因之梦吴越’），‘天若有情天亦老’（见李贺句，或薛昂夫‘春若有情春更苦’），‘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东临碣石’）。其引用之句恰到好处，而炼字常比原句更妙。”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不能割断历史”又“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科学方法。
革命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特征之一，如：万木霜天红灿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岗千嶂暗，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里表现出了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冲破天险，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场面。
在美学意蕴和创作手法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效果，如：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古典韵律与现实生活内容相结合，令人难忘，百读不厌。
三十多首诗，几乎都是名句，脍炙人口，不必多说。
陈毅元帅的诗，也很值得一提。他的《冬夜杂咏》，写得最有气魄：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梅岭三章》则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
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老帅这种乐观主义和英雄气慨，是共产党人乃至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身上蕴藏着的、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的民族魂。
在陈毅同志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国际重大活动，在途中写下了《六国之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率政府代表团参加阿尔及利亚革命起义十周年庆典、柬埔寨完全独立七周年庆典、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途经巴基斯坦、阿联、缅甸。
万里西行急，
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
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
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
是处有亲朋。
这一首也是诗选当中有代表性的精华。作为新中国领导人的自豪感、对领袖毛泽东的敬佩、以及国际主义情怀浸含于字里行间。景色与感慨、豪情与憧憬，严格地对仗与压韵，给人以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