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通盘的考虑，哪些假设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做的；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是不用做的，在选择上就会出现偏差。这不仅让分析发生困难，也会失去结论的说服力。对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对外贸易肯定要影响两大部类的交换，但却总有极值情况。价值规律的作用，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价值和价格总有一个理论上的平衡点。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在我国有着历史错位的性质，它在将来才有可能恢复生命力。但是计划这个手段也必须是市场经济中的应有之义。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能让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淹没。相反，越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计划手段在其中运用得越自如。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高层决策者的头脑中应该引起反思的是，有多少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不堪一击的泡沫经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不是规范和引领它回到被允许的良性道路。
在这里需要说明，假设不是假说。尽管二者都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后者甚至是科学理论的前身，但是它们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假说虽然在现实当中有着充分的根据，也有一些现象符合它的假定性说明，比如大陆飘移假说，在板块和物质结构等方面有诸多对应点，但是关于飘移的动力和历史演变的材料方面还有致命的缺陷，也就是还没有最终被证明它属于科学理论的范畴。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以他出版《物种起源》为限，宣告了它是科学理论，而是人类在考古学中发明了碳十四检测法，才结束了它作为假说的历史。并且，就在今天，欧洲大陆上仍然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以上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而且几乎同时便走向经济领域的研究。实际上他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他被驱逐出境的事实上说也证明了这一点。《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更是以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为载体，向人们宣告了这一理论的庄严问世。后来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再后来一系列国家纷纷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都是铁一般的实践检验。据了解，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里，无论什么专业，都要学习《资本论》，这与他们推选马克思为伟大的思想家是一致的。
如果说对《资本论》的完成，有什么从正面进行的理论上的准备与铺垫，可以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算是很典型的文献。在那里，异化劳动是被揭露的对象，人性的复归是最终目的。但是我们发现，在《资本论》当中，异化这个概念再也没有出现过，从阅读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在环环相扣的演示中，并没有这个概念存在的空间。因此，有学者提出，马克思是用剩余价值这个概念代替了异化这个概念，这实际上也并不匹配。我们只是知道，自《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主义已经成熟，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近二十年的时间，作者结合社会实际，又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1849年写了《雇佣劳动与资本》，1859年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65年写了《工资、价格和利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四十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在这些过渡性的文献中，一切为新理论所需要的范畴都已经明晰，既便有不妥之处，在恩格斯后来的梳理当中，也得到了纠正。
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明确，怎样证明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不是商品。过来在一些研究者的文献中有如下两个理由：第一，作为商品，必须有独立形态，劳动力就存在于劳动者的身体当中，它是独立的。但是劳动只是劳动力的表现，它是一个运动过程，没有独立形态，因此不符合商品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作为商品，必须属于一定的所有者，劳动力就是属于劳动者的，他有处置权和支配权，可以决定出卖与否，甚至可以与买者讨价还价。但是劳动一旦开始，它就是劳动力出卖以后的事了，这个时候，劳动过程只是资本家在消费自己商品了，因此这个过程就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也就是说，他对劳动没有所有权了，因此也不符合商品的条件。但是这里就出现了逻辑问题，因为开始说的是“要属于一定的所有者”，并没有说一定属于谁。我们可以说，劳动属于资本家，也是有所有者的，这就矛盾了。
我们看恩格斯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所做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么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么我们就绝对不能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不难看出，这种逻辑上的悖论才是让“劳动”不能作为商品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说“某某商品包含了多少劳动”，却不能说“某某劳动包含了多少劳动”，正像长度单位可以衡量其他物品的长度，但却不能衡量它自身。不能把劳动价值论说成“劳动劳动论”。马克思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以一种不证自明的口气一带而过的：“我说劳动的报酬，不说劳动力的报酬，那只是沿用各位熟悉的语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两位导师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顺便说一下，学术界有人不厌其烦地“制造”两位导师的对立，是非常庸俗的（这个问题马上就会说到）。它不但庸俗，而且是制造混乱，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刻认识。
（三）因果链条中的出发点
我们已经知道了，商品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而不是它的历史起点。实际上仔细考察，我们还会发现，这种方法不仅适合于理论大厦本身，而且适合它的其他分层部分。
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在历史上相差很多。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资本论》当中，第二十三章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第二十四章则是“所谓原始积累”。这在时间上看是完全颠倒过来的，但是它却服从了整体结构这个大局。
在相对过剩人口、社会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以往的商品拜物教必然发展到“资本拜物教”。同样是人，有的在天堂，有的在地狱，这种极不相同的命运，完全在于资本的眷顾。马克思就是在这个恰当的时机来说明什么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上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上所起的作用几乎一样。亚当吃了苹果，罪就落到人类身上来了。关于这种原始积累，人们也是把它当作一种过去的奇闻逸事，来说明它的起源。在许久许久以前，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智慧，特别是省吃俭用的好人；一种是懒惰，浪费所有一切，并超过这一切来浪费的坏蛋。神学上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类怎样被注定要在额门上流着汗来吃面包；经济学上的原罪的历史，却告诉我们，何以会有人无须这样做。没有关系！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前一种人积累财富，后一种人结局却除了自己的皮，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不管怎样劳动但仍然只有拿自己来出卖的大多数人的贫困，和老早已经不参加劳动但财富仍然不断增长的少数人的财富，就是从原罪那一天开始。”
如何叙述一种东西，才能让我们更加强烈地追求对它的理解，那就莫过于这样做：先把它最典型的部分，最能代表它本质的现象充分展开。这里就是如此，在前面二十三章的内容展开之后，人们迫切地需要追索原始积累的本质，这时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用暴力强迫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个真相。
为拿破仑立传的人不可胜数，但是在叙述方法上基本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头写起，另一种是从土仑战役写起。哪种方法更适合人们的阅读需求呢？不用说也是后一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拿破仑，不是查他的人生档案，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来了解，无疑最能代表这一点的就是使他发迹的土仑战役。至于他的幼年时代和求学经历等等，在适当的场合加以插叙，可以使结构更加完美。这就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道理。写传记不可能是记流水账，什么都写，这个人物就不会被记住。拿破仑的秘书为他写了一部厚厚的传记，有很多翔实的会议记录和通信一类的文字，一半的篇幅都是考证性的东西，这样的书，在我看来很不可读，只是历史材料的堆积。
我们现在回到马克思这里来。为了进一步说明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他对一个庸俗经济学家卫克斐尔德的学说进行了讽刺与幽默的分析。说他的“伟大功绩，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曾发现什么新的东西，而是他曾经在殖民地，发现母国资本主义各种关系的真理。”这就出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片断：“英国人比尔，带了500名工人，包括女工和童工。带了很大一笔钱，来到了澳大利亚开办工厂，打算发大财。但是到后来，工人们纷纷离他而去，他连个铺床叠被的人都没留住。聪明的比尔什么都想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带到澳大利亚。”卫克斐尔德抱怨说：“‘他们转瞬就不会再是工资雇佣劳动者。他们会立即变为独立的农民，甚至还在工资雇佣劳动的市场上变为他们旧日的主人的竞争者’多么可怕的事啊！勇敢的资本家竟然用他的贵重的货币，亲自从欧洲输进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行不通！无怪卫克斐尔德会抱怨说，在殖民地，工资雇佣劳动者缺少从属的关系和从属的感情。”这位天真的先生最后想出了“国家强迫规定的土地价格，……要高到‘使劳动者在没有人可以在工资雇佣劳动市场上作为替身以前，不可能变为独立的农民’。所以，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不外就是劳动者为要获得从工资劳动市场回到土地的许可证而向资本家缴纳的一种改头换面的赎金。他先要为主人资本家创造出‘资本’，让他去剥削更多的劳动者，然后又要为他当年的旧主人资本家的利益，牺牲自己，让政府能够越海把一个‘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绝不是人为制造的，它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现在我们可以谈方法了。在研究原始积累的时候，殖民地这个典型环境是一个绝妙的场合。一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黄金时代，另一头是有待于开垦的资本主义处女地，在这里，资本的本质就会暴露得更加突出。就像电影《金陵十三钗》一样，让十几个教会学生与十几个青楼女子相遇，在面临着人身与生命威胁的关键时刻，人性的悲壮美就特别突出。张艺谋不愧是伟大的导演，在文学作品的海洋里选择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精品。
再看马克思关于地租的理论结构。本来，马克思一开始就声明，土地所有权的历史不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但是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时候“没有无主的土地”与“金钱没有主人”这两个命题已经合二为一了。本来，只要用土地，就会产生地租，这叫“绝对地租”，按理说，地租理论就应该从这里开始。但是我们发现，这却是第三卷当中的第四十五章的内容，而在更靠前的第三十八章则是级差地租的内容，以至后面有6章内容都是在分析级差地租的各种表现。因为这个地租类型，对产业资本（包括农业资本）的影响是最大的，它是土地参与平均利润的主体要素。在这样一个研究过后，“绝对地租”的性质反而会更清楚。
最后说一说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与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循环运动的关系。本来，商业资本要比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出现得更早，甚至是它由以成长的温床之一。但是，马克思为了挖掘资本运动的整体运动规律，就让商业资本处在了商品资本的位置上，让借贷资本处在了货币资本的位置上。以至到第三卷的第四篇、第五篇才把它们当作独立的对象来研究。
以上关于整体性的方法，以及直观与理性的交错运用等内容，不过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部分例证，在更广的范围内仍然可以体察到这种思路历程，有待我们进一步学习。
五、延伸的问题
整体性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起的作用是具有涵盖性的，应该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以下说明力图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