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转化为货币，首先是商品的二因素，再挖掘出劳动的二重性，以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出现商品价值量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可以看作是商品的辅助概念，但是它们在后来的概念，比如货币、资本当中也起着基础作用。说到两种一定量商品的相等，马克思立刻用了这样的例子：“为要决定并且比较一切直线形的面积，人们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人们再把三角形还原为一种和它的外形全然不同的东西，那就是还原为底乘高之积的1/2。同样，也要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还原为一种共同物，使它们各自代表这个共同物的多量和少量。”
价值形态的发展，也是货币的起源，对此，马克思用了比商品这个概念更多的笔墨，特别是在“相对价值形态”这一节。在展示了它的性质内容和量的规定之后，专门写了“简单价值形态作为一个总体来看”这个内容，指出：在这种形态当中“商品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由一个外部对立，二商品间的关系表示出来了”。接着，侧身一转，站到了超越商品世界的高度，指出：“在一切社会状态内，劳动产品都是使用品，只有在一个历史规定的发展时期，才把一个有用物品生产上支出的劳动，表现为它的‘对象性’属性，那就是表现为它的价值，并且把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由此，就得到结论说，商品的简单价值形态，同时就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态。商品形态的发展和价值形态的发展也是一致的。”这里的“对象性”属性，是一个思辨的产物，它已经超越了“三角形的面积”和“上衣与麻布”这些直观的表现形式，这为货币的真正本质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在谈到“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时候，在理论上让我们掌握了，只要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背后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场合，人对物就会产生“拜物教”的反映。“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以感觉又超于感觉的东西或社会的东西。这就和光线感觉一样。人们不把一物在视觉神经中留下的光线印象，表现为视觉神经本身的主观刺激，而把它表现为眼睛外界某物的客观形态。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实际也有光线由一物，一外界客观物，投到另一物，眼睛里。它是两种物理性质的物品之间的物理性质的关系。反之，商品形态和商品形态赖以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及由此发生的物理关系，却是绝对没有关系。那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这里，在人看来，它竟然取得了一种物品关系的幻想形式。所以，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只好逃入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好象是一些独立存在的东西，它们各自赋有生命，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在商品世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理性和形象的结合做得如此巧妙！
货币是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的特殊商品，这里则死死抓住了它的“社会使用价值”——一般等价物这个属性。一般商品的灵魂是它的价值，但作为货币这种特殊商品，它的灵魂则是它的使用价值。这是因为在这个基点上，作为一个胚芽，它是转化为资本的内在根据。在这里，马克思用了“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这一哲理性很强的命题，展现了如下一点：如果在货币产生之前，对人们普遍起作用的是商品拜物教，那么在货币出现之后就发展到货币拜物教了。（前文曾提到过货币是人性运动的聚合性载体）
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完全外在化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所有物质财富，现在只有两种存在形态，一极是商品，一极是货币。人们追求未来，也就要追求货币，因为货币包含了无限的可能性，而未来也只限于可能。你不知道饮用水和武器这两样东西，在明天哪一样是你更急需的。但是商品只包含着单一的可能，严格来说，它就是现实本身，更严格来说，它只是现实当中的一部分——现存。按照马克思对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的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该灭亡的”。商品一旦实现自身——被买者买到手里，它就会立即走向反面——被消费掉。使用价值转化为它物，价值也就不再运动了，它们都冻结在人类生命的一个节点上了。
为什么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马克思用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这样一种高超的分析模式来说明。按照逻辑，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两个概念是同时出现的。马克思证明了，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前提下，经过流通却产生了一个增值额，这就是剩余价值的最初定义。说它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这种看似悖论的表达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实际上说它在流通中，是说它在资本的流通中；说它不在流通中，是说它不在一般商品流通中。这是先让我们看到：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个本质。为什么不说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呢？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他们要满足现实又追求未来，尽管差距极大，但能够变现的手段也只有货币。这个问题，也只有在理解了整体性设计的前提下才能加以理解。在最典型的产业资本当中，资本采取了三种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很显然，后面两种资本并不是货币形态。地租是土地这种资本的产物，一套住房带来的租金，以及虚拟资本运动中使用的期货票据等信用实体，它们也并不是货币，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价值的承担者。
劳动力这是又一个特殊商品，它是资本运动的中断，又是整个链条的前提性结点。对它的分析，我们放到下一个问题当中。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一般认为前者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后者是资本家的立场。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资本除了将自己人格化为资本家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它的社会使命。它的本性就是自我增殖的最大化，也就是它要以最高的效率吸取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一个资本家，或者说一个经济人，他只要成为资本运动的载体，就不可能脱离资本的本性，不可能辜负资本的社会使命，除非他接受竞争中失败的下场。资本是人类整体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器官，它把社会机体的能量提高到极值，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拐点上才肯走入平和之路，才会最终卸任。
成本价格是资本增大自身的零点界限，剩余价值，在以一个理想的数额产生出来之后，它不能以商品资本的形态存在，如果这样，它也就不是真正的剩余价值。“因为这个余额在现实上、在竞争中、在现实市场上是否实现，按什么程度实现，都要取决于市场的情况，……在这些关系中，互相对立的，已经不是资本和劳动，却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本，另一方面是单纯当作买者和卖者的个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在计算上、在变化上、以至在观念上，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真假的区别，可以说各算各的账，没有实质性的障碍。
对于资本的本性，马克思引证了一个绝妙的材料：“《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这段话虽然不是马克思本人说的，但是，把它引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部分，是与马克思的著名命题“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彼此呼应的。
总之，每一个新概念（不是言辞文字上的新，而是就自己这个体系来说与其他学说体系的区别）的出现，都是体系成长的结果，它们既可以集中起来合乎逻辑地继续前进，也可以向四外展开，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充分的印证。
（二）假设的合理性
马克思在研究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起码遵循两个思维原则，一是抓主要矛盾，二是相对静止的角度。虽然他本人没有直接提出这两个原则，倒是在毛泽东《矛盾论》当中有“抓主要矛盾就像牵牛要牵牛鼻子”的比喻，但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是殊途同归的。科学实验的理论基础就是强化和纯化实验的条件，让事物矛盾暴露得更加明显。马克思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这也充分印证了他在同一个地方所指出的，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十分熟悉的那段话：“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以上所说的两个思维原则，是抽象力当中比较宏观的原则，它们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
以对劳动力价值的分析为例，马克思说：“劳动力价值的最终限界或最小限界，是由一个商品总量的价值形成。没有这个商品量的日常供给，劳动力的担负者——人，就会不能更新他的生活过程。所以，这个限界是由生理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形成。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到这个最低限度，它就下降到了它的价值以下，因为在这个场合，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展。但是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合乎质量标准，提供这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个标准，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按人的最低生存状况来测量，而且也还是比较模糊的。在劳动日的最高限度问题上，也照样有这样的考虑，不外有生理界限和道德界限两个因素。生理界限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伸缩性，一个人精力充沛与萎靡不振都是活着的人，这里面所需要的营养含量差距很大。更不用说道德上的事了，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劳动力持续支出，你就是给他一部分社会交往和发展自己的时间，他也不会利用的。总之，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过多纠缠下去，因为这毕竟不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利用一个社会平均价值额就可以推导下去，更重要得多、更具醒世功能的论证还在后面等着，一旦走入到那里，再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它是远远不值得我们就此来纠结的。
关于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属于类似的问题。有“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为基准来建立尺度，也是一个抽象的结果。这就是告诉我们，在理论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可能讨论极端的情况。比如战争、地震、海啸等社会灾难和自然灾害，这都是非常情况。也不会用对未来的推断当作现实的标准。一切规定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官员都不能控制和左右这一客观过程。
对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分析的前提是四个理论假设：一是社会上只有产业资本家；二是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三是在价值与价格相等的条件下固定资本一年内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四是没有对外贸易。这样，在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中，我们就可以只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补偿，二是实物替换，前者是考虑如何卖得出去，后者是考虑如何买得回来。如果不做这种假设，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就会有很多干扰因素起作用，让我们无法直观地看清二者之间的制约关系。就像我们研究炮弹飞行，作为第一级近似，忽略它的转动性能，把它当作质点；作为第二级近似，忽略它的弹性性能，把它当作刚体。在经济领域也是一样，两大部类的生产运行，各自的内部有许多可变化的因素，剩余价值率、投资总规模、有机构成、周转速度等等，但是在这里都可以设定为一个不变的量（剩余价值率在其他问题的分析中也一直是被设定为不变的），完全合乎逻辑，因为，只要你的生产过程连续地进行下去，不管这些要素如何变动，总要拿出一部分产品与另一部类去交换，这是刚性的，除非你退出再生产，倒闭关门。在正常情况下，设计一组典型数字，超越原始状态，采用极值模型，这无异于科学实验中迫使控制过程自露真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