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在场的问题
近期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一般哲学的语境中，本体论是关于事物‘是其所是’即阐释事物存在根据的学问，其所探究的是世界所存一切的最后根据。也就是说，本体论并不是力图说明某一事物的存在理由，也不是对生活经验片断的把握，而是关涉对一切事物的本质与根据的探寻，它要为全部人类文化奠定基础。然而，这种关乎存在全局性、整体性的哲学诉求不可能在经验层面完成。经验总是有限的，要实现对有限的超越，必须要诉诸人的思维与精神。通过考察哲学的历史，我们发现，对于本体论的合理理解不能离开对人的问题的解答。也就是说，只有有效回答‘人是什么’，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揭示本体论之谜”。又说：“同所有哲学一样，马克思哲学也要面对本体论问题。诚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虽然写过专门的本体论著作，但马克思哲学‘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关于存在的论述，即都是纯粹的本体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首先就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得以确立的。具体而言，马克思所建构的是一种人在场的本体论。”①关于人在场，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都对本人有所启发。
首先我们要追问：是什么人在场？接着还要问以什么方式在场？
费尔巴哈的抽象人，仅仅是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天国哲学来到现实哲学的一个桥梁。可以说这个“人”还没有成长，更谈不上“成人”了。这种脱离现实运动、在一出生就停止发育的虚幻人，其致命要害就在于他没有进入一个正常人要想生存就必须从事的感性活动。
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流派，主要特征也在于主张以人的生存，人的生活世界为核心。这样看来他们便符合了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的人的立足点。但是马克思的从事“感性活动”的人，并不就是“感性的人”。问题并不复杂，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性的，在实践中形成的本质也是社会性的。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本体论，与说它是“社会人本体论”含义是一样的。
西方一些哲学家，主要是以存在主义为主的、凸显人本观念的思想，他们虽然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概念，但是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规定为感性人。他们的哲学大厦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它们的附着物——人，却总是单面的、经验的、随机的。这样的“生活世界”，只从现象上去把握，永远也不可能概括全面，抓住真谛。他们对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一词，很可能不以为然。但是除了这个概念，没有什么可以把人从感性世界直接提升到理性世界的指称了。
马克思为什么以社会人为本体？就是因为他从纵向和横向都把人看作一个整体。不管是过去的自己还是未来的自己，通过社会遗传都在现实中形成结点。一切非人化现象，在情感上值得悲悯，但更重要的是改变现实的行动。对立阶级并负不了总责，它必须准备着走向反面。
人如何在场？自然是通过关系才能“在场”。人的终极问题应该是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但却不能成为人在场的方式。一切理性的、宗教的模式，康德、黑格尔等等，尽管他们演绎的都是人的思想，人的各种理性形式都出现，但唯一不在场的就是人本身。因为在他们看来，普通的生产劳动，只是理性的琐碎的表现。而马克思恰恰把这一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
生产关系，只有抽象的形式，没有抽象的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根轴线，它展现出按人类成长规律而排列的不同内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人类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的史前时期，就由此而结束。在这个大背景下，马克思作为一个思维着的精神的载体代表，首先在场。资本运动的载体是资本家，但是工人阶级却是它的自发动力。资本家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做出种种的决策，并推动这些决策的实现；这些决策对工人阶级造成直接的影响；工人要反抗，资产者会镇压；诸多的学者做出种种反映；有的为资产者辩护，有的对实际运动做出解释，有的对工人表示同情，有的为社会寻找出路。这一切的一切都经过了马克思的思想过滤器，成为让世人反思的精神产品。这就是在场，这就是真真切切的人的在场。
人的在场，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就是说，在以往的哲学当中，会发生困难。还不是因为哲学是形而上的学问吗？本来是因为有了人才会有哲学，但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道路就是这样曲折，它在提升的过程中居然把人抽象到过程以外去了。厚厚的书本，洋洋洒洒，不是在向神灵表白，也是在自说自话。好不容易来到人间，费尔巴哈倒是用人代替了神。可是，感性的人直接出现在哲学文本当中是不可能的，那是文学艺术的任务。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还没有见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学术文本。有的只是对二人革命友谊的热烈歌颂。在学术界，在教育领域，更多的还是研究恩格斯如何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的思想。
但是思想解放的力度是不可估量的，它会让人们把没有考虑过的种种“大”问题都要考虑一番。这就涉及到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到二人之间的矛盾，进而出现了“进步——退步”论的争议。先不说哲学史上的发展与分流，也不谈几多文本在思想倾向上的侧重，有一点是应该作为前提的，而且这一点一旦确立，就会对以上的研究进行全面的否定，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是一个整体。
需要注意，两位革命导师，是在各自已经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开始奋斗之后才走到一起的，并不是因为相识才选择了共同的道路。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说明他们不可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产生本质的分歧。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合作是世人皆知的，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搞研究，在学术上把马克思当作核心。在经济上，宁肯去经营自己很讨厌的商业，以求给马克思经济上的援助。《资本论》这部巨著共有三卷，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独立完成并出版的，后两卷是在他逝世之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他在任何一个看不清的地方都标上自己的推测，注明这一部分由他自己负责。学风之严谨、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但他始终称自己拉第二小提琴。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他对当时自然科学成果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准备吸收到哲学思想中来。对此做了大量的积累材料的工作。这时，杜林发起了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攻击，恩格斯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开始写作《反杜林论》。等成书之后才又回过头来拿起自己做了一半的科研工作，这时候，马克思逝世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指导工人运动的任务让他没有精力去写作《自然辩证法》。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也没能最终完成这部著作。直到1925年，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自然辩证法》才得以出版。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大多都是札记的文本。我想，这样的责任心，不只是对马克思的，而是对全人类的。况且，如果没有学术观点上的默契和贯通，这些工作是不能胜任的。
人的个性是他独立性的标志，思想家更不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的经历各不相同。就连家庭婚姻也是相差很远。马克思虽然贫困，但有孩子围绕身边。而恩格斯却一生没有正式结婚，更没有孩子。马克思是大学里的高材生，恩格斯只在大学旁听过。恩格斯经商的实践活动，就更不是马克思所具备的了。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们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共同信念。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但是马克思活了65岁，恩格斯活了75岁。更要紧的是马克思后来的身体已经是勉强支撑着在研究问题，恩格斯的体魄还是比较强壮的。这样，在马克思逝世后的十二年时间里，社会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们的思想成果也经历了更现实的考验。有些事件，恩格斯发表意见的机会更多一些。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些恩格斯后来提出的观点，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论，即便马克思在世，也不会有另外的样子。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地把逝者的思想，拿到后来与恩格斯做机械对比。比如说到恩格斯和列宁更关注唯物主义一般原则，而不是现实的人。这是把重心放在了《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这两部重要著作上的结果。我们还是想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吧！想想那些激情满怀的通信吧！
另外，我们还应该想到，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其发展过程也是曲折的。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到共产主义的么？
袁贵仁发表文章指出：“在存在利益对立的当今世界，从少数的‘有钱阶级’、‘有闲阶级’出发与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出发所遇到的问题是很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能是用玄妙、晦涩的语言去构造抽象、神秘的体系而孤芳自赏，也不能是学术沙龙中的自由闲谈和窃窃私语，它要把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并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成为人民群众认识社会、自然和人生的有效思想武器，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有效思想武器。”
在学术思想领域，没有人给规定研究范围，也没有禁区，但是却有着价值观和主流思潮的引领。我认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对立，与改革开放初期研究“早期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具有同样无病呻吟的性质。
（三）经济与哲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之外，没有一部如《精神现象学》、《纯粹理性批判》、《存在与时间》等等类似的大部头，就是说，没有一本“纯哲学”的书。我们经常提到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是一些结论性的片断。那些包含着新世界观的文献，大多都是针对生活世界中的具体问题而写的，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等。《哲学的贫困》也是在谈经济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干脆就把经济学与哲学直接放到了一起。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解释呢？
关于“经济学之树结出哲学之果”的说法，我们已经在前面否定过了。但是正面的根据，我们还是应该想透。
经济学，作为一支独立的学科，是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它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具有同时代性的理论。在这之前，追溯到古希腊，经济问题也总是和哲学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既便是重商主义，这种在历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说，不但是西欧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的产物，而且很快就被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所淹没。这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生活的认识只能是逐步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而且是它的黄金时代，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说。
在马克思这里，经济学和哲学之所以能够浑然一体，一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哲学思想的批判与创新的结果。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在哲学界独领风骚，正因如此，也被我们当代人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是不是看到了思想意识背后的物质原因，进而是不是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也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人类解放学自然要研究支撑这个社会运行的主体的生存状态与前途命运。“无产阶级要把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要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物质武器。”但是在这中间要有一个过渡的桥梁，那就是科学的经济学说。
在马克思这里，要想找到哲学与经济之间的脉络，那就太普遍了。只是它们需要一定的转化。劳动是第一个沟通二者的概念。在哲学层面，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发生物质变换过程的范畴；在经济学上，它就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脑力体力的支出。哲学上讲价值，是指主客体之间满足与被满足的效益关系；在经济学上，这种关系，只能定义为使用价值。生产力，在哲学上是改造物质世界，用以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在经济学上，它是指单位时间制造商品数量的多少问题。矛盾，首先要确立在一个事物里，才能看出双方的对立与统一，而对人来说，最切近的矛盾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否定之否定，最有意义的就是：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联系的复杂性，请看商业利润的分析和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分析，再加上地租与平均利润率的关系。形式与内容——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关系；质量互变——自由竞争到垄断；矛盾的同一性——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这些只是随机的选择，还不是深入的挖掘。
从实践特征来看，实践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客体必须能够呈现在主体面前。经济学中的商品、货币、资本、价值、利润、地租等等，在人的感性活动中，从而在人的认识领域，都会有相应的物质载体。学生们学起来要比纯哲学思维容易得多。比如一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庸俗唯物论、庸俗进化论、质、量、度、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等，教师不把它们套用到某一事例当中去，就无法理解。而这种套用总是偶然的、个别的，因为这是简单枚举，是从大海里捞出的大针小针，让我们更担心的是没有捞上来的部分。经济学则不然，它直接对应生活，不会让人产生其他联想，从而发出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