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在政治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都给唐太宗开创了新局面，贞观之治的取得不应该忽视李渊的重要作用。
政治体制方面，李渊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又有一些发展。
唐朝中央建立政治制度概括地说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每部又分四司作为办事机关。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户籍和赋税；礼部掌礼仪和科举；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刑狱；工部掌土木工程；中书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是决策机关；门下省则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职责是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地方的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长官分别是刺史和县令。刺史每年要巡察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要负责一县的各种事务，官很小，却是最繁忙的官员。县以下是乡、里。现在的“邻里”一词便与此有关。
唐朝主要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均田制：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满十六岁男子）授田一顷，包括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六十岁以上）、笃疾、废疾的人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对于贵族田地也有限制：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从一百顷至五顷。在职的官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田数从三十顷到二顷。此外，各级的官员还有职分田，用地租补充，作为俸禄的一部分。
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也作了限制，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即人多地少）往宽乡（人少地多）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实施均田制之后，又实行了租庸调制：
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布三尺七寸五），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十五天则免调，加三十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
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更有利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唐朝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完善了很多。参加考试的一是国子监所属学校的学生，叫“生徒”，一是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州县保举的学生，叫“乡贡”，就是地方向国家推荐、“进贡”人才。
科举分为两种，一是常举，二是制举。常举每年定期举行，制举则由皇帝临时举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受重视。
常举的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进士和明经最受欢迎，因为这是做官的重要途径。进士一科主要考诗词和歌赋，还有时务策，这科很难考，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有的白了头发还在考。到了宋朝，特设了“恩科”，专门录取一些这种矢志不渝的老考生。
唐朝和宋朝不一样，唐朝科举录取后不立即“释褐”（即脱掉百姓的粗布衣服换丝质官服做官任职），所以，有“白衣卿士”之说，即前途无量的刚中举的读书人。
在隋朝末年，隋炀帝随意破坏法制，致使用法混乱。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和刘邦一样，和百姓约法十二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称帝建立唐朝之后又废除了隋炀帝徒有虚名的《大业律》，让裴寂等人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法，开始时制定的是《五十三条新格》（格是皇帝诏书敕令的筛选汇编，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后来则是在《五十三条新格》的基础上制定的较完备的《武德律》，这是流传下来的《唐律》（唐高宗时制定）修订所依赖的基础。
府兵制，一种职业兵制。这种制度创始于西魏的宇文泰时期，经过北周、隋朝，到唐朝沿用。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李渊就逐步将手下军队纳入了府兵制度中。
府兵制将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对抗中央。
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卒平时在家生产，战时出征。农闲时由兵府负责操练，提高战斗力。在隋文帝时期，曾实行过这种制度。
府兵的重要职责是轮流到京师或者边塞服役，叫做“番上”，战时则出征御敌。在服役期间，可以免掉自身的租和调，但不论“番上”还是出征，所需的兵器和衣服粮食等都要由自己负责筹备。
府兵制从根本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不但能扩大兵源，也能保证战斗力。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如突厥，其骑兵来源和府兵制相似，但都是牧民组成，平时没有什么军事训练，所以，在和训练有素的内地军队的较量中，虽然他们总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战斗力却很弱，败仗经常出现。
在文化教育方面，李渊也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在唐朝，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基本定型，后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学习中国文化主要是学习唐朝的文化，包括学校的教育内容。
在唐朝，儒家很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李渊对教育的重视可以从他专门颁布的敕令中看出来：“自古为政，莫不以学为先，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深博。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后生之耳，行先王之典谟。”
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是相州邺（今河北临漳西）人，在李渊做隋朝地方太守时便和李渊结识，李渊建立唐朝后任命他为太史令。在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但李渊最后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因为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他退位让给了李世民。但李世民也赞同傅奕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的观点，虽没有灭佛，但毕竟没有迷信佛教。《西游记》中说唐太宗李世民极其重视佛教不太准确，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唐高祖的文化贡献还有下诏编撰《艺文类聚》，这是一部类书，引用的古籍共有1431种，所引的古籍保存至今的不足十分之一。所以，等于为现在的人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历史古籍。
还有修史方面，在李渊时已经下诏开始，为后来的史书修成创造了条件，也打下了基础。
总之，唐高祖李渊的工作是全方位的，严格来说，是他开创了“贞观之治”，而唐太宗是完成了贞观之治。这正如统一全国的战争是李渊全面统领部署的，但真正统一则是到唐太宗的时候才最终实现。
政坛赌局里的赢家与附手
历史的公正与否是无法改变的，但有一点不会错：劳苦功高却须格外谨慎，不恃功骄，不贪权贵，不积私怨。一颗平常的心，可保一生平安。“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赢家策略里的进退攻守
李渊于公元617年五月斩王威、高君雅，誓师起兵。不要说他想不到，恐怕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李世民也不会想到：隋朝失掉的这头鹿竟然如此容易得到。
起事之初，他卑词厚礼与突厥和亲，表面上的意思是要借兵买马——此时他确实马匹严重缺乏，深层含义却是怕突厥在他后面抄袭他的老窝，许诺给突厥始毕可汗的是他最喜爱的子女玉帛，始毕可汗对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自然乐得笑纳。
李渊巩固了后方，便留下最小的儿子李元吉任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然后率精锐三万人从晋阳出发，向附近郡县发布告，说明自己不是要造反夺权，而是要到长安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代王杨侑却不领情，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驻守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骁果（隋炀帝后期招募的禁卫军之一）数万驻扎河东，以逸待劳，扼守险要，准备迎击李渊。
李渊率军一路攻城略地，连战皆捷，到了距霍邑五十多里的贾胡堡，却发现寸步难行，此时又下起雨，形势对李渊极为不利。
两军相持近两月，宋老生、屈突通只是坚壁不战，扼守险要，要等李渊军粮耗尽，不得已退兵时乘胜追击，倒是很高明的军事策略。
其时雨已停，李渊急于速战，李世民便用一个简单的辱骂法激怒宋老生出城迎战。世子李建成正面作战，李世民却绕到宋老生后面出击，宋老生全军溃散，自己也被唐将刘弘基斩首，唐军顺利攻克霍邑，而仅在五十里外，与宋老生成掎角之势的屈突通却坐视不救，只是守着坚固的城池自保。此时沿途有许多小股义军投入李渊麾下，“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李渊的唐军不断扩大，到了长安城下时，已有二十多万的兵马。
公元617年11月，李渊率军攻克长安，并立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这种官样文章人人皆知，李渊自己称帝只是时间问题了。李渊自己下诏，进封自己为唐王，官职是“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公、大丞相”，前面三项还沿用北魏以来的官名，总之是一切权力归自己。
攻占隋朝首都长安，和一般的攻城略地绝不可同日而语，在政治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时距李渊起兵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夺取政权的神速令人瞠目，可以说李渊此时已经捉住了隋朝失掉的鹿，下一步就是要杀掉那些虎视眈眈、觊觎这头鹿的抢夺者。
公元618年3月，坐困江都城只管淫乐等死的隋炀帝，被他平日宠爱的大臣宇文化及和侍卫首领司马德戡所杀，大隋的命运就此终结。
开创大隋王朝的隋文帝杨坚不仅不是秦始皇那样残暴不仁的人，相反还是一个爱民敬业的好皇帝，他一手终结了自西晋八王之乱后延续三百多年的南北大分裂局面，重新使华夏一统，历史功绩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亲手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也都很完善，一直到李世民做皇帝后，还是基本沿用隋朝的各项制度，只是在小的地方作些修订。所以隋朝本应是和唐宋明清一样的长命王朝，可惜却因一个荒淫无道的儿子。如同李渊有李世民一样，但炀帝杨广不仅是天才，还邪恶绝顶，历史上坏的皇帝很多，明朝皇帝十有八九都是混蛋恶棍，只是缺乏才能，所以大明朝能苟延残喘了二百七十七年，杨广太有才能，所以仅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不仅为自己掘好了墓，连带强大的大隋王朝也成了他的殉葬品，这倒似乎能从中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皇上是天才未必是福，好的如太宗李世民，则国家兴旺发达；坏的如隋炀帝，国家就会快速灭亡，真应了那句古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论是“勃兴”还是“忽亡”，确实只有天才皇帝们才能办到，那些平庸帝王们只有愧叹“不逮远甚”了。
炀帝一死，李渊知道称帝时机已到，便自立为帝，名义上当然是他扶植的隋恭帝禅位让贤给他。李渊称帝后，建国号为唐，年号为武德，大唐王朝就此开创。
其时宇文化及拥有炀帝在江都留下的全部军事力量，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实力，可惜士心不附，上下离散，实力便大打折扣，宇文化及不甘心如炀帝一样坐困江都，更重要的是将士们都是北方人，思乡情重。宇文化及便悉众返回，准备攻打东都洛阳，却被蓄势以待的李密一举击溃。
随后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的王世充和李密两大军事集团展开激烈决战，一直占据上风的李密却遭致惨败，手下将领也分别投向李渊和王世充两面。这位夺标头号种子选手却率先出局。
李密自以为自己一方长期围困东都洛阳，吸引了隋朝的绝大多数兵力，又断绝了隋军向首都长安的退路，才使得李渊父子乘虚而入，顺利占据长安，缔造帝业，自己也算得上李唐王朝的功臣了，所以决定向李渊投降，并附带所属山东一百多座城池。
李密的投诚令李渊大喜过望，任命他为光禄卿、上柱国、邢国公，并经常称他为弟弟。李密却以为自己功劳当如西汉的韩信、东汉的窦融，即便不封异姓王，也应当位在功臣之首，做个三公（太尉、司空、司徒）或者宰相。大失所望之下，便又和部将王伯当叛逃出去，联络旧部，准备东山再起，被唐将盛尽师击败后斩首。
李密军事集团被消灭后，李唐王朝直接面对的便是一直盘踞洛阳的王世充了。
王世充一战击溃李密后，也兼并了不少李密的人马和土地，力量陡然间膨胀起来。他先是奉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此时便一脚把皇泰主踢开，和李渊一样在洛阳上演了一幕禅位让贤的闹剧，国号为郑。
占据河北的窦建德见群雄纷纷称帝，也不甘寂寞，不过他倒是很谦虚，只是自立为长乐王，建国号为夏，但出入却“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称诏”，便有些不伦不类了。
其时割据一方，建号称帝的人很多，如萧诜、刘武周、梁师都、薛举、李轨等，但都不具备逐鹿天下的实力。不过是趁世事混乱，割据一方，称帝自娱耳。真正有实力和李唐争夺天下的只有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军事集团了。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六月，秦王李世民率主力进攻王世充军事集团，王世充收缩兵力，死守洛阳四城。李世民率兵昼夜急攻，半个多月也未能攻克，唐军损失惨重。李世民的部将劝他放弃攻城，李渊听说后也下诏令李世民班师回长安，李世民却认为大敌当前，困难虽多，也不是不可战胜，而攻克洛阳，消灭王世充是件一劳永逸的事，便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坚定了军心，并改强攻为长期围困，要困死王世充。
王世充虽然守住洛阳，粮食储备并不多，将士居民人数又多，不久便粮食耗尽，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屡次出战又遭败绩，陷入战既不得，守亦难久的绝境，无奈之下只得向宿敌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仁慈爱士，宽厚待民，极得臣民爱戴。他素来鄙视贪婪、奸诈且又残暴不仁的王世充。不过他也认识到：群雄虽多，有实力的只有长安李渊、洛阳王世充和自己三人而已，恰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果王世充被李世民消灭，力量的平衡便会被打破，况且李世民吞并了王世充的郑国后，实力会大增，下一步自然就是要吞并自己了。
他虽然没受过正统教育，唇亡齿寒的道理还是懂的，不管这“唇”和“齿”是朋友还是宿敌，总归是相互依存的，便率领自己的全部精锐部队赶来救王世充。
窦建德倾力来援，令唐军上下大感惊恐，王世充所率领的都是长江、淮河间的精锐战士，实力并不弱，只是缺粮，又处于不利的境地，才处处受限，窦建德所率的更是河北百战之兵，又刚刚大破孟海公，士气高昂，更是不容小觑。两股劲敌合兵一处，唐军便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所以有不少部将建议向后退军，放弃洛阳，静观其变。李世民却认为王世充受困日久，屡遭败绩，已无能为力，洛阳城指日可下，窦建德的夏军将骄卒惰，不难击破。便中分麾下之军，令名将屈突通辅佐齐王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率精锐三千五百人抢先占据虎牢关，扼住夏军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