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更为流行的是李弘之谶的变种，即“李氏当为天子”、“老子将度世”等一类不确指的符谶以及通俗化的谣谶。由于隋末天下大乱，出现改朝换代的迹象，政治预言家们便粉墨登场，李姓当王之谶随之不断涌现。这些谶语搞得隋炀帝疑神疑鬼，所以才会有杀害李浑一家三十二人的举动。
社会上都已经知道隋炀帝害怕姓李的人，于是姓李的人如果参加起义，必将大受欢迎。起义的群雄中，姓李者也经常以“名应图谶”为借口，想要称王称霸。
每个人对于图谶、歌谣等资源的解释不同，都要经过各自的改造，以符合自身口味的需要，起到鼓动人心的效应。
资源制造与舆论传播
如果有人问：隋末社会上如此多彩的关于李氏当兴的谶语及歌谣来自哪里？答曰：其源盖出于道教，出自道士们的杰作。
道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制作了大量李弘的图谶，到隋末改朝换代的征兆再现，好为政治预言的道士们又纷纷依据新的形势搞新的创作。这些作品形式诡秘，内容是对未来政治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乃李弘图谶的进一步发展。
楼观道士岐晖的预测代表了一部分道教中人的意见。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亲驾征辽，岐晖对弟子说：“天道将发生改变，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是几年之间的事情了。”有弟子问他将来会怎样？他回答说，太上老君的子孙将治理天下，此后道教将兴盛起来。几年之后，隋朝果然纷乱并起，天下被李渊所夺得。
分析建立于现实政治基础之上，且表达了道教的政治愿望：老君子孙治世，弘扬道教。此时道教的预告还不具体，随着政治格局的明朗化，道士们的预言明确有所指。茅山道士王远知向李渊密告符命，说李渊是正在沉潜的真龙天子，自己受到天命的感召前来报信。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也就是李渊起兵的那一年，据说太上老君在终南山出现，而且还告诉在此修行的李淳风“唐公受命”的预言。李淳风出自世代信仰道教的家庭，所谓太上老君的话云云，只不过是李淳风自编自演的一出神话剧。
这时，当年曾经作出预言的道士岐晖也测定了谁是真命之主。在唐高祖李渊刚刚起兵的时候，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也起兵响应，当时岐晖就向平阳公主提供粮草作为资助，当李渊来到时，岐晖故意宣称李渊就是将要平定四方的真命天子。
唐高祖李渊即位之前，大臣裴寂等依照当年汉光武帝获得著名的图谶“赤伏符”的旧例，上奏说，太原有一个慧化尼唱了一首歌谣，内容是“东海十八子，八井唤三军。手持双白雀，头上戴紫云。”还说“西北天火照龙山，童子赤光连北斗，童子木上悬白幡，胡兵纷纷满前后。拍手唱堂堂，驱羊向南走。”这类歌谣、诗谶正和《桃李子歌》相差无几，运用隐喻暗示、拆字和谐音的手法，宣告李渊是上天指定的统治者。在这些歌谣里面，李渊的名字被拆作“童子木底百丈水”，至于“白雀”、“白幡”，则是因为李渊起兵的时候，服色、旗帜的颜色都以白色为标记。
这首诗谶，在李渊手下大臣的督促下问世，完全适合建立李唐政权的需要，证明李渊的龙袍加身乃是天意使然。这些歌谣的制造者，大概是李渊集团中出身道士的人，这是他们的本行。这类谣谶本已遍于天下，但口头传播，未免各说不一，现在按现实政治需要改定成文字后，再流布出去，更使人人皆知，还以为这真是上天的预兆。这就是唐高祖从道教符谶处窃取的丰厚政治收益。不仅李渊集团，隋末诸多豪雄也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道士制谶和已然流传的道教图谶。
那么道士们何以要如此竭尽全力制作图谶呢？佛教深深知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吾教盛衰常与帝道相望”。道教同样坚信这些道理。试看许多道教谶语谶谣都附加着使“吾教大兴”的条件，即可明白这是道教和未来国主的政治交易。为了达到“法事立”、“吾教盛”之目的，道士纷纷寻找新的国主，制谶作符，改换门庭。不仅如此，道士们还侧身隋末群豪逐鹿中原的问鼎之争，为自己所认定的新主人效力。
其实，不只是李渊受到道教的图谶支持，王世充、李密等其他豪强军中也都有道士参与其政治军事斗争，有的作谶，有的作战略上的谋划，有的干脆脱下道袍换上官服，有的则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目的都是要新桃换旧符，求取道教的生存与发展。
道教积极议政参政，隋末各大政治集团，也都尽力延用争取道教力量，特别是利用道教善于制谶作符的特色为本集团作政治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各政治集团用封官、许诺弘教等方式拉拢上层道士为自己服务。这之中，李渊集团可说是做得最高明的。
其对道教图谶更是十分自觉地以之作政治宣传，而且在利用道教符谶上，唐高祖比李密技高一筹。李渊善于运用道家权术，示之以柔弱，在条件不成熟时表面上小心避开图谶，而李密则刚愎自用，过早运用符谶，结果树大招风。由于李密过于张扬，隋炀帝认为符谶应在李密身上，故把注意力集中在李密身上，而不及西顾李渊，这就使李渊保存了实力，得以从容布阵，剪除群雄。
李密谋杀翟让而独占瓦岗基业，十分自满，还曾经写信给唐高祖李渊，信中说自己“以天下为己任”。李渊对此的态度是，进行虚伪的奉承和赞美，让李密更加自满，而李渊则不动声色地扩大地盘、增强实力。李渊在运用道教图谶上的老谋深算，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道教图谶在李渊建唐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功用，道士们多次受到唐高祖的封赏，道教也得到李渊的大力尊崇，把道教排在儒家和佛教之前，成为三教之首席。唐高祖的种种崇道举动，实因道教为其预告符命也。
综观唐高祖创业与道教图谶，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图谶、谣谶便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里一种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道教图谶以宗教为形式，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用一种神秘方式传出信息，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鼓动效应，特别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更具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权威性，颇能打动人心，招徕人才，既能出现“英雄相附”的场面，又能震慑政治对手，起到心理战的作用。这就是道教图谶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动摇了敌人军心，诱导了人心归向。
道教图谶之所以能起如此大的政治宣传心理效应，和中国古人群体潜意识中的“天命”有关，是所谓“百姓顺昊天之命”，这就是普通人的政治心理定势。李渊所谓：“近世时运迁革……历数有归，实唯天命；兴亡之效，岂伊人力。”
用现代政治宣传心理学的眼光看，道教图谶用社会的暗示使人们的“天命”心理定势具体到某人身上，让人们相信此人是天命的代表者，产生众望所归的效果。而得人心者得天下，道教图谶成为得人心的舆论工具，起到了令群雄纷纷“归唐”的舆论导向作用。在这一点上，李渊可以说运用之妙，炉火纯青。
第二，图谶又是所谓应谶者的兴奋剂、镇定剂和强心剂。比如李密始终认定自己是符谶所在，所以他不甘心屈居人下。他后来投降唐朝之后又发动叛乱，除了其他因素外，图谶对其认识心理有重大影响。李渊也是如此，他多次在诏文中称“朕受天明命”、“受命”，宣称唐军是“天军”，大有一种顺应天命、替天行道的气势。特别是当有人把他是天命体现者的信息反馈回来时，更加固了其自信心。
第三，李渊对图谶的利用是双向逆反的，即只准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因为“膺录受图”，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只可私有，故李渊一上台便于武德元年（618年）六月颁布诏书，禁止私人散布谣言、图谶，只能由国家进行解释，由国家进行管理。李渊从图谶中获得了支持，也知道图谶对政治的重要性，所以开始严加控制，以防其他人也利用图谶来发动叛乱、篡夺江山。
图在下，吞八荒——深不可测的开国君主
《教父》中冷酷无情的考利昂老头子说过，“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简洁而耐人寻味。人生的岔路口，每个人都最终要选择一条走下去的路，殊途异路，终点就是他唯一的命运！殊途怎样选择？保尔·柯察金的回答也许只适用于他的时代，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早已永恒。弱者的命运由别人把握，强者的命运由自己把握。
史书里的尴尬
言及唐高祖李渊，如果没看过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没有在古史的字里行间追根溯源，总会让人联想起被时下热播的电影电视剧歪曲至极的一个窝囊老头形象。
即使在官修的正史中抑或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中，高祖也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平庸君主：他轻信宫中妇人之言和朝廷中的闲言碎语，而赏罚不甚分明；他耽于打猎游乐，而在政治事物上不大尽心；他优柔寡断，在立太子这样有关国本的事情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主意……总之，他缺乏担当大事的气魄，他似乎并不符合一个开国的英明君主的模式，所谓的“因人成事”似乎就是专门指的像他这样的人——他完全是因为他第二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太宗世民才成为皇帝的。甚至于在起兵兴唐这件事情上，也似乎是被逼迫而行的，而非是他自己的本意。
翻开《新唐书》、《旧唐书》及《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我们几乎看不到高祖在太原起兵以及后来统一全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旧唐书》中只是忽略了高祖在起兵这件事情上的贡献；而《新唐书》中却将推动起兵的大功统统记在了李世民的名下，按照《新唐书·高祖本纪》和《新唐书·太宗本纪》的说法，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高祖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后，次子世民便开始与刘文静密谋推翻隋的统治。而且明确地说“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看起来，高祖在这件事上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进一步，《新唐书》中又说：“世民阴与（裴）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以此来逼迫高祖下决心。这更凸现了高祖为人的优柔寡断和世民的果断、智谋。
然而，在和高祖同时代的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却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记述。
温大雅是太原府人，也是唐朝建立过程的目击者。其人好学而有才识，实际上，从《旧唐书·温大雅传》及附列的其兄弟子侄的传记中可以看出，其整个家族都是博学之士。当时写国史的史臣评论说：“诸温儒雅清显，为一时之称”，在《旧唐书》其本传的赞中亦云：“温、陈才位，文蔚典礼。”对其评价都是相当高的，也可见其记述的可信性。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温大雅翔实地记述了唐朝建立的过程，他指出：是高祖策划了太原起兵，而且正是由于他的英明指挥而使唐军在夺取隋都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大唐创业起居注》中，高祖被描绘为一个善于决断的领袖，一个足智多谋的战略家，而世民却在整个过程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载：“炀帝后十三年，敕帝为太原留守……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从高祖的这些话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雄心了。《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又载曰：“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里。’……帝每顾旗幡，笑而言曰：‘花园可尔，不知黄鹄如何。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其夺取天下的志向，也让人一览无余了。据此看来，灭隋建唐，是高祖早已确立的志向，而并非是迫于世民的计谋的不得已的举措。这在情理上来看也是很自然的，李渊那个时代的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较小的，他们远不像后世的臣子那样忠诚于一家一姓的朝廷。再说，无论李家最初的渊源如何，是否像他们自己讲的那样他们出自于汉代的名门，是否如同陈寅恪先生考证的那样同西凉王室毫无关系，但是，李渊出身于王公贵胄之家是毫无疑问的。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以他的出身而论，他怀有夺得天下的念头自是很平常的。
按照《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说法，在决定起兵太原及后来一系列征战的过程中，高祖都表现了他卓越的指挥能力和决断的性格以及足智多谋的本色。
当时，李渊身为太原留守，总掌一方军政大权，利用这个便利之处，他事先秘密部署将领，随时准备起兵，但又感兵力不足，便以农民军将领刘武周占据汾阳离宫为契机，公开集结兵马，又派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四处招募兵马，十几天的时间便扩充了近万人。
其中还有一段这样的插曲，李渊的两位副手太原郡丞王威和武牙郎将高君雅看出李渊集结、扩招兵马是有异图，便想找机会除去李渊。
公元617年五月，晋阳乡长齐世龙向李渊告密：“威，君雅欲因晋祠祈雨，为不利。”李渊知道没法再拖延下去，便让李世民在晋阳宫外埋伏兵马，派人请王威、高君雅议事，然后捏造二人勾引突厥入寇的罪名将二人擒获，随即李世民派兵控制了晋阳城，大唐义旗就此树起。
种种迹象足以见李渊是一个胆略超群、富有权谋的政治家。他不仅善于把握时机开创了一代帝业，而且目光远大，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奠定了大唐的基业。作为辉煌灿烂的唐王朝的奠基人，李渊不仅具备我国历史上所有创业者的杰出政治才干和胆识，而且还拥有很多政治家不曾具备的品格。李渊出生贵胄之家，这既不同于出身泗水亭长的西汉高祖刘邦，也有别于放牛娃出身且做过小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更与以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元朝、清朝的建国者有异。可以说，高祖李渊个人政治生涯中的起伏波折，与大唐的兴衰隆替一样，充满了无限魅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作为唐朝的奠基人，高祖李渊的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却一直被他的儿子、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耀眼功绩所掩盖。李世民的政绩是非常突出，但李渊的奠基作用也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事实上，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上发展创造的。在建立和初创唐朝的过程中，李渊不但有着过人的军事谋略，还有宏大的政治谋略，正是他全面的治国安邦，才使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有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政权建设方面，唐高祖李渊也为唐太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和纳谏方面李渊还给儿子做出了榜样，不过，这方面历史上讲得最多的还是唐太宗。
在总结隋朝用人方面，唐高祖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成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
唐高祖还有著名的《罢贡异物诏》，禁止进献珍奇之物。他说这样会玩物丧志，隋末的皇帝因为奢侈浪费，喜好奇珍异宝，致使臣下纷纷进献，结果闹得民怨沸腾，国亡身死。